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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8日 11 版）

　　本报记者　董阳

　　宋嵩制图

　　前不久，张海迪当选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再次让人们回忆起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回忆起当年那位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精神偶像。

　　30年里，陈景润、张海迪、杨利伟、中国女排、姚明……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照亮了无数颗年轻的心。偶像的光芒，让他们感受到了信念和力量，使他们渴望成长和超越，成为他们抹不去的青春记忆。

　　厄运前不认输，困难前不低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看了《哥德巴赫猜想》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第一次知道数学是一件可以做一辈子的事，第一次知道数学王冠上有一颗明珠叫'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刘建亚当时还是一名初中生，走上数学之路，他还要感谢陈景润。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的故事深入人心，以至于提起知识分子，人们想到的就是那个似乎有些营养不良，走路会撞树，一心扑在草稿纸上的数学家形象。

　　同样是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9日，头版头条刊发了通讯《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张海迪热潮席卷全国，据说信封上只需写上"张海迪收"，就能寄到团中央。定价4角的张海迪事迹手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印数超过500万册。在厄运面前不认输，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这是那个年代人们真诚高昂的价值。

　　"那时，中国的集体偶像是陈景润和张海迪"，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这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渴望用精神带动物质世界。"专家认为,"榜样"型的偶像崇拜，以人物的精神特质为中心，具有很强烈的社会示范意义，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积极正面的价值需求。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偶像闪耀时代精神

　　近30年过去了，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至今忘不了1981年3月20日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国际卫星正在转播的世界杯排球赛亚洲赛区最为关键的一场比赛，中国对南朝鲜。电视机前，呐喊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中国男排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实现了大逆转，3∶2战胜南朝鲜。

　　此时，北大沸腾了，学生们打起手鼓、合唱国歌，还点燃篝火，进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激荡人心的时代口号。此后，女排6年中五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激荡风云，振奋人心，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女排精神"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民族精神的象征。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改革进程加快，市场经济让人们更加重视效率，更加理性，同时剧烈的变化也带来精神上的困惑。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风靡大学校园。很多学生能成段背诵周星驰电影的经典台词，甚至开玩笑的口气也常常模仿周星驰。小人物的自嘲、夸张带来的喜剧效果令人忍俊不禁。"狂欢化色彩的世俗精神的回归，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伦理价值的变迁。"专家表示。

　　新世纪以来，"成功+社会担当"成为偶像的新标准。2003年10月神舟五号上天，一个名叫杨利伟的航天员，成为时代的新偶像，各地中小学都掀起了学习科技知识、向航天英雄致敬的活动；小巨人姚明领衔的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上"死磕"美国"梦八"，"把自己交给球队，把球队扛在肩上"，让人们看到了坚强、拼搏的中国气概。

　　专家们认为，"从中国女排到杨利伟，再到姚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尽管偶像的内涵发生了许多改变，但那种个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没有变，始终能激起人们的热情。"

　　有爱心，有担当

　　期待偶像更多积极效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歌星只要外形好，歌唱得好，就能成为"偶像"；现在，这个标准变了，明星不等于偶像，偶像更要有积极的社会效应。

　　成龙，是许多人熟知的明星偶像。他除了在银幕上极力展现中国功夫的魅力，在台下也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贫困儿童捐款，捐资拯救亚洲黑熊，为东南亚海啸和四川汶川大地震筹款等。在许多人看来，偶像人物仅仅做好本行是不够的，而应有爱心、有担当，能以自己的影响力感召更多的人。

　　对王石、马云那样的成功创业者而言，不仅自己创造了财富，而且还以自己的影响力激励年轻人提升自身实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从而赢得了许多青年的尊敬。正如马云所说，"要赢得世界的尊重，参与社会的改造，就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

　　类似的偶像人物还有很多。"从外在到内在，说明人们对偶像评价的标准更高了，更全面了，更务实了。也说明如今的青年人较以往更加成熟，更具有个人的主见和自我追求。" 南开大学教授陈钟琳说。

　　专家们也坦陈，虽然时空变换，偶像更替，有一些价值我们仍然要坚守。比如说，20年后，我们依然爱着张海迪，证明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轮椅上的姑娘金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奥运圣火，瞬间感动了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得到无数青年的支持和声援，昭示着我们爱国主义的情怀没有变。而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等各行各业涌现的英雄楷模，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样赢得社会的高度尊敬，彰显着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改革开放30年偶像的变迁，折射出时代进步与社会包容，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正面积极的偶像出现，引导新一次社会变革、和谐进步的潮流。

　　2008年11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

　　三十年里的西方身影

　　1979年3月的一个晚上，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18000名观众面前，演奏起中国脍炙人口的名曲《二泉映月》。美国乐团，日本指挥，中国观众，一座中国与世界之间交流的桥梁已经架起。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30年。30年过去，我们回望历史，这座桥梁上，走过太多人的身影--中国的、外国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外国面孔--老布什、小泽征尔、托夫勒、皮尔·卡丹……记录下他们和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接触、碰撞、交流的过去。他们在把世界带给中国的同时，也帮助中国走向了世界。

　　一个月前，我们以《改变中国的36天》为题，详细回溯了导致中国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内生源动力。本期，我们把目光对准"开放"。

　　今天，我们可以实时关注美国总统选举的最新进展；3个月前，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点燃的奥运火炬被实况转播给全世界数以十亿计的观众。而3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在十年之后得知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的消息。只有亲身经历这30年的人，才能体会"开放"这种变革的艰难和伟大。

　　"第三次浪潮"涌进中国

　　托夫勒充满预言的一本"未来学"著作，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相契合，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之作

　　★ 本刊特约撰稿/黄艾禾

　　"在表面上无聊骚动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实际上惊人地显示出潜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

　　"计算机的智慧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到处扩散着……家用计算机的销售量将很快超过电视机。"

　　"电子邮政系统将取代邮局。"

　　"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内的任何地方完成。"

　　"21世纪的民主，将是少数派抬头，开放而又有差异的民主。"

　　……

　　--阿尔温·托夫勒 1980年，《第三次浪潮》

　　当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美国的个人计算机数量已经达到30万台以上，正在迅速向全社会普及，用托夫勒的描绘："从这个州到那个州，在私人家庭的客厅、厨房、卧室，到处都有这种计算机在嗡嗡作响。"而互联网，在美国已现出雏形，其前身即由美国国防部支持的"阿帕网"，已经联接上了200余台计算机主机。

　　而在中国，1980年人们最常见的办公用具是纸和笔、浆糊加剪刀。通讯靠写信和公用电话与电报，复印机非常罕见，如同砖头一样笨重的盒式录音机刚刚传入，个人电脑对于中国民众则闻所未闻。

　　这是一个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国家，如果用托夫勒的归类方法，那就是正处在"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之间的阶段。

　　但是，这时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了。自从1978年中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外面的世界开始从各个渠道进入到这个古老并一度封闭的国度。

　　国门初开，迎来"新浪潮"

　　1979年，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性杂志《读书》开始创办，1980年3月，沈昌文担任《读书》主编。而《读书》的一位副主编，就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冯亦代。"冯亦代极力主张开拓海外的作者"，沈昌文回忆道，"他推荐了旅美的著名华人作家董鼎山，董鼎山又介绍了英籍的华人作家韩素音。朋友介绍朋友，我们开始与外面建立广泛的联系。"

　　1981年，一次沈昌文与韩素音见面，韩说，美国出了本新书很轰动，值得推荐。她特意买了这本叫《第三次浪潮》的书，送给沈昌文。沈昌文把书交给了新到三联书店的一位年轻编辑朱志炎。朱志炎又把书送到了他复旦大学外语系的老同学杨成绪手中。

　　当时，杨成绪刚从驻外使馆回来，在外交部西欧司担任德国处处长。他捧着这本书看了整整一夜，兴奋不已。"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点是说，人类的知识信息正在以几十倍几百倍的速度增长；第二点，人类的生产方式曾经从个体劳动到大工业生产，现在，要回到家里，个体办公了。"杨成绪回忆说。第二天，他写了一份报告给朱志炎，认为这本书非常有出版价值。

　　三联书店很快把出版报告批了下来，这本书由朱志炎、杨成绪的夫人潘琪(当时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和在石油部工作的张炎三人来翻译。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当时我们可是没有电脑，全是用手写的译稿"，潘琪笑道。书稿翻译出来，先在《读书》杂志上选载了一部分。读者反响相当热烈。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第一版就印了10万册。

　　事情过去了20多年，朱志炎已去世。潘琪只记得当初翻译时，深为书中所说的，将来人们会在家里办公的预言所惊讶。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书稿完成后，她就跟杨成绪再度驻外去了。

　　"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第三次浪潮》进入中国，正逢其时。1980年时，安徽省小岗村20户农民在"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指印已有两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已成燎原之势；而中国城市中，也已出现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新的事物每天都在涌现，国家一旦开放，中国人对外部信息的吸收如饥似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1985年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浪去采访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见迟将军的案头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迟浩田一天的话题都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这本书。这本书从"内部出版"到公开发行，三联书店一共印了4次，发行量达505000册。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次浪潮》。

　　1985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徐庆全当时还在大学里读历史系。他当时写下的这段日记，表达出青年学子们初见《第三次浪潮》的欣喜之情：

　　"看到托夫勒的书，他说自己是'未来学家'，这大概是个新词，是不是等同于我们的'巫术'？先买下来看看再说。

　　几天读下来，大概可以认同'未来学'这个新词。他好像在随意之间，完成了历史学家完不成的一个历史大脉络的梳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产业时代'。这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大脉络。联想到格里高利的'杂交'理论，看来不是历史学家，大概也算不上学者的托夫勒，却能杂交出这样一本好书，也顺理成章。"

　　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温元凯敏锐地抓住了这本书蕴含的社会激情。

　　温元凯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1980年，温元凯被国家选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研究所学习量子生物学。两年半的留学期间，他去了美、英、德、意、荷、比、卢等9个国家十几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可以说是大大地见了世面。"我当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意识到中国的愚昧落后封闭。"温元凯回忆说。

　　温元凯1982年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他在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科技大学所在的安徽省当时由万里任省委书记，万里曾请科技大学的教授们为省级干部讲课，其中由温元凯主讲材料科学。当时教授们讲课的内容，还包括有新技术革命、计算机、生物科学等。温元凯讲得非常生动，他讲到了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等等，都是中国听众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鲜事。

　　这时候，温元凯已经听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本由美国人奈斯比特写的《大趋势》，成为中央领导指定的必读书。"当时我意识到这两本书是整个人类从工业化时代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著作。对中国人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接下来，温元凯的讲演一发不可收。从1983到1984年，他在全国两三百个城市里，在各个大学里作过四五百场报告。他讲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弱点：

　　"英国有一个技术预测专家叫詹姆斯·马丁，他曾经作过一个测算，19世纪我们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本世纪初每10年翻一番；到了70年代，每5年翻一番；到了80年代，每3年翻一番。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如果总是老一套就无法跟上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合肥市市长张大为在安徽大学作报告，有的大学生递条子，问他怎么看待大学生毕业以后大材小用的问题。他说大学毕业根本不能算大材，只能算一般的材。毕业8年以后他百分之百的知识都需要更换。"

　　可以想象，这样富有煽动力的话语，在一个曾经封闭停滞了那么久的社会中，会产生怎样轰动的效果。温元凯回忆当时的盛况："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在走廊里、讲台上，有的学生甚至趴在窗台上，一趴就是三个小时。"温元凯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托夫勒"。

　　1984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温元凯报告中的内容编辑成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大趋势》，第一版就印了30万册。

　　这本书后来被深圳评为1984年全国畅销书第二名。"排第一的是一本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大概见过几百个人，这些人现在都是老总、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说，这本《中国的大趋势》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温元凯说。

　　而在徐庆全的记忆中，《第三次浪潮》和《中国的大趋势》是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本书。

　　译本的删节之争

　　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反响，除了青年学生，也来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这本书得到中共中央高层的提倡支持，但它毕竟与人们已经习惯接受的政治宣传读物非常不同，会让许多人读起来不习惯，甚至不舒服。

　　1986年12月，一次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与会代表有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媒体老总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专家爱泼斯坦、马海德等。发言的内容，除了肯定这本书"开拓视野、活跃思想"的"积极面"，也谈到它"用浪潮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的"消极面"。

　　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后来收进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

　　今天看对《第三次浪潮》的这些批评，许多还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词语。但很耐人寻味的，是其中对该书中译本的批评，也就是说，高放与他的学生们一一指出了中译本错译漏译之处，特别是漏译。

　　高放指出，除了每一章中对个别段落词句做删节外，原书第二十四章内容被全部删去，而且不加声明地把书的第二十五章变为第二十四章。这样，原书共二十八章，中译本却只有二十七章。而正是在第二十四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实托邦"的构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事过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高放对记者说，托夫勒的"实托邦"是针对"乌托邦"概念而来的。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后，世界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区别了，都趋同一个新的社会，可以把许多前人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实现，所以它叫做"实托邦"。可惜这本书的译本，没有把最关键的东西译出来。"当时这本书的不足，我今天依然认为是不足。"高放说。

　　于是，高放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从学者的角度，觉得不应该这样删节。作为译者和出版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可以在前言后记当中注明一下。但是这样做，也不说不同意人家，而是把它删节了，也不告诉读者，这个办法不好。别人会以为全文都是这样的观点，以为托夫勒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会给读者一个误导。

　　"当时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人是王益。我不知道的是，王益后来把我这封信作为文件转发给各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说高放教授的这个意见是对的。直到前不久，三联书店的沈昌文才告诉我这件事。沈昌文对我说，我们还该感谢你呢。以后我们就有了依据，不要随便删节别人的东西。"高放说。

　　在高放指出这些漏译以后，《评〈第三次浪潮〉》1988年出第二版时，把这些漏译之处都一一补出，附在书后。

　　2006年，中信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译者黄明坚，这个版本是28章全部译出。

　　"当时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

　　二十多年过去，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信息时代。走在中国的街头，电脑无处不在，中国的网民数量已达2亿多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今天都市中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电脑的生活。

　　然而，徐庆全认为，《第三次浪潮》这本书在今天看也一点没有过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她实际上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并存。"《第三次浪潮》带给中国人的，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新技术要到来的预言，而且是整个看历史看世界的新视角"。

　　托夫勒在写过《第三次浪潮》后，曾数次来过中国。但无论是《第三次浪潮》的译者潘琪，还是"中国的托夫勒"温元凯，他们都未曾见过他，他们与托夫勒之间没有建立过任何个人关系。

　　潘琪已经从外交部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但她仍然常常回到办公室，参与翻译工作。《第三次浪潮》只是她翻译过的书之一，但她说，《第三次浪潮》是一本"划时代的书"。而温元凯，几经沉浮，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南洋林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业务是给企业做管理咨询。

　　今天再来看《第三次浪潮》，他说："当时书中的预言，今天大部分都实现了，有的还有过之呢。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都是非常优秀的未来学家，他们领世界思想浪潮风气之先。而我，只是把他们的学说本土化而已。" ★

　　"中国的变化太惊人了"

　　我们希望给那些不能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展示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 本刊记者/李静(发自美国纽约)

　　在已届耄耋之年的托夫勒和夫人海蒂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他们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情景，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6年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给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带来极度的思想震撼，在中国销售达1000万册。

　　托夫勒出生于纽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和未来学家。他曾担任著名财经杂志《财富》的副主编。在记者生涯的磨砺中，托夫勒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托夫勒的妻子海蒂·托夫勒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志同道合，曾多次合作著述。1970年两人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

　　2008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托夫勒夫妇应邀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从走进洛杉矶的一家小餐厅开始，托夫勒与海蒂总会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托夫勒笑着对记者解释说，这是他们能够不断取得进步的秘诀。

　　只是，关于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二位老人鲜见地保持了一致：中国的变化太惊人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带给了中国这样的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1983年你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怎么看中国的？

　　海蒂·托夫勒：我们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一个寒冬，人们好像不喜欢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想法。我感觉那时中国是贫穷的农业国。街上很少有汽车，大家都骑着自行车。那时的中国正在度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

　　当时我们带着影片、磁带、抄本(《第三次浪潮》)来到中国，希望给那些不能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展示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而且我希望中国会按照后工业化的道路发展。有些人告诉我们："我骑了10英里来看这些电影。"演讲后人们提出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跨越一个阶段达到第三次浪潮？"

　　阿尔文·托夫勒：1983年我们在中国展示了影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带给了中国这样的影响。两年后，我们在法国时看到一本法语杂志，上面一则报道提到《第三次浪潮》是中国最畅销的书。这使我们感到惊讶。

　　这本书到中国时恰逢一场中国国内的大辩论。很久之后有人告诉我们，1983年，中国高层领导会议上曾经讨论过《第三次浪潮》。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阿尔文·托夫勒：我们对中国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不是中国专家。我们的书偶然地在一个恰好的时刻到了中国。中国的成就，是显著而奇妙的。我们没能预见到中国会发展得这么快和这么成功。

　　当我们2006年再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看那些建筑、公路上的交通、中国出口的产品、巨额外资的引入，中国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了。

　　中国做的最成功的事情或许就是，在没有撕裂和粉碎社会的前提下，完成了和平的变革和转换。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看待中国的未来？

　　阿尔文·托夫勒：我仍旧相信未来中国会超越发达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理解第三次浪潮的含义，这表示中国在智力上已经准备好了。中国懂得第三浪潮和第二浪潮的区别，而且明白向知识经济转型是多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麻烦--最大的人口数量。我不能现在就断言，中国能不能成为第三次浪潮中的世界领袖。我能遇见到的是，经济的崩溃不会发生，但会减缓其第三次浪潮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据你看，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呢？

　　阿尔文·托夫勒：我印象中，中国的领导人理解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关系，他们想建造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和知识经济，我想这应该是目标。

　　另一件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改变教育，把孩子引向未来。目前还没有人发现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进行教育观念转换。如果想走进知识型社会的更高级层面，应该让数百朵花绽放，让教育绽放。还没有国家在这么做，每个人都觉得教育应该像个工厂。但社会是为未来运转的，应该让孩子们有能力思考。

　　中国有首先进行变革和渴望进行变革的年轻一代。年轻的一代成长到今天，已经对信息论很熟悉了，而且明白和全世界人交流的重要性。这是再生的变革。我们看到这一代人带给中国各种改革创新，包括经济改革、技术创新等等。这样，中国将会变得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更强大。

　　20年前，没有人能够想象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可能会有一些后退和前进交替发生，但我相信总体上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前进，所以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主流的预测在不断地变化。 ★

　　(李赫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30年中美关系的重要片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的联合公报。这一切并非巧合--中美关系正常化一直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宏图伟略中的一部分

　　★ 本刊记者/刘婉媛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到了北京。这位波兰裔的美国人和他的前任基辛格一样，同属东欧移民，都是苏联问题专家和"遏制苏联扩张"的积极倡导者，而他前来中国，也担负着与基辛格同样的使命。

　　7年前的夏天，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访问伊斯兰堡的最后一天对外界佯称"肚子疼"。在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一天半时间里，基辛格登上一架巴基斯坦人安排的波音707飞机，神出鬼没地来到了中国，戏剧性地敲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半年后的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尼克松访华后，白宫因为"水门事件"陷入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而中国国内也正经历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的跌宕起伏。于是，整整5年时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搁置了。

　　1977年，吉米·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在苏联的全球势力日益咄咄逼人的阴影下，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班子越来越感到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迫切性。而在中国方面，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力主之下，中国的国家目标从"搞革命"转向了"搞四个现代化"，而发展经济，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要对外交往。因此，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1978年见证了中国内政外交的巨大转变和突破。伴随着布热津斯基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了日程。半年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而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两天，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在中国

　　邓小平不断地给布热津斯基夹菜,神秘地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要美方加速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僵持的几年间，美国总统福特曾于1975年访问中国。然而，此访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以至于这次访问很少被后人提及。

　　从福特到上任之初的卡特，两位美国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在对华关系上总是举棋不定。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实力与原则》中写道："中国方面开始责怪美国没有下定决心，他们对美苏之间搞缓和很不放心。"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对华政策思路类似，都是"联华制苏"，而两人的处境也相似：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要面对一个意见相左的国务院。

　　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此访中，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谈得非常不愉快。万斯在会见邓小平时提出，中美建交之后，美国要在台湾保留领事馆或联络处。邓小平当场怒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出现倒退，"这只会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假象。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代表团时，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万斯访华是中美关系的退步。

　　布热津斯基对万斯和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主张早有不满。他在不断影响卡特总统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亲自出马前往中国寻求突破。为此，他让助理奥克森伯格向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递话，表达访华的意愿。11月3日，黄镇到白宫出席副总统蒙代尔为他举行的送行午宴，席间，黄镇突然殷切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随后又当着新闻记者的面重述了一次。这一幕让同在席上的国务院官员霍尔布鲁克目瞪口呆，因为这意味着：在白宫和国务院对华关系的竞争中，中国人把国务院撇开了。

　　宴会刚结束，国务卿万斯就气极败坏地给布热津斯基打电话，说："你这样做会打乱我们同中国人谈判的部署！"布热津斯基也火了，但他最后还是息事宁人地表示："中国方面是用一种比较随便的方式邀请我的，在那种场合我当然应该顺水推舟表示接受，但我并未说定什么时候去。"

　　到了1978年的3月，事情出现了转机。当时，万斯向卡特总统建议由蒙代尔率领代表团在访问远东时顺访中国。布热津斯基"没提防到万斯还来这么一手"，于是，他对总统进言说，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恐怕会引起我们即将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错觉"，而由他去中国就不至于那么张扬。

　　卡特最终拍板同意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方磋商中美战略关系和关系正常化问题。

　　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示：美国打算进一步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邀请中国贸易和军事代表团访美等等。最重要的是，卡特还授权布热津斯基向中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回军事人员和设施、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和其他的美国政要一样，布热津斯基一行被安顿在"与世隔绝"的钓鱼台国宾馆。除了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正式会谈以外，此次访问的重头戏是会见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副总理邓小平。

　　与邓小平的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我们在沙发上挨着坐。邓在我左边，他那个不可缺少的痰盂搁在他左边的地上。陪同我的只有奥克森伯格，还有伍德科克大使也在座。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这种限制均无意见，只有(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因为不让他列席而大发脾气。"布热津斯基在回忆中写道。

　　关系正常化问题是这次会见的主要话题。布热津斯基转达卡特总统希望"认真去谈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意愿，而邓小平的回答仍是将信将疑："问题还是下不了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

　　布热津斯基一再向中方保证："总统已经下定决心！"

　　谈话结束后，邓小平设下宴席招待布热津斯基一行。邓小平不断地给布热津斯基夹菜。他神秘地对布热津斯基耳语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要美方加速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访美：蜜月开始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双方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台湾无疑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美国在原则上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三项条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还将有效一年；美方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时，中方不予以驳斥；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

　　此时，中国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是很迫切的。当时，中国与越南的关系日益恶化，越南国内排华行为越来越嚣张，中越边界纠纷不断，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势如箭在弦。中国正在承受苏联及其盟友越南南北夹击的巨大压力。而在内政方面，中国在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地位不断巩固的邓小平正要实现其改革开放的宏图伟略。

　　10月，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时表示，他期待着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邓小平接着表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上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远在密歇根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在第一时间得知邓小平的上述表述，兴奋地奔向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用临时编的暗号把情况报告给布热津斯基，后者马上向卡特总统进行了汇报。

　　此后，中美双方加快了磋商的进程。11月，美方把宣布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稿交给了中方， 布热津斯基在12月初约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请中方积极考虑由邓小平或华国锋在来年1月访问华盛顿。

　　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中美这两个大国终于正式握手言和。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邓小平的访问一开始就充满人情味。来到美国的第一天，一切正式的会谈还没有开始，他就履行一年前向布热津斯基许下的诺言，到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的家里做客。在邓小平来到他家门前的时候，起居室壁炉的烟道堵住了，浓烟弥漫了整个屋子。布热津斯基佯装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口迎接邓小平一行，而在屋里，他的家人和助手们正手忙脚乱地扇着扇子拼命地驱烟除味。

　　第二天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邓小平。以当时邓小平的副总理身份，按礼宾规格应鸣礼炮17响，但美国人以礼炮19响的礼遇迎接这位贵客。

　　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两国间的高层开始频繁往来。商务、财政、教育和国防等部门的一把手都实现了对对方国家的访问。当然，一切并非一帆风顺。在美国国内，不少人主张中美关系应该限于外交领域，经贸合作应该慎之又慎，而军事战略领域则应成为合作的禁区。这种争论，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反映尤为强烈。

　　而在中国，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样遭到一些阻力。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日后在回忆录中记载说，当时有人给中央写信，批评黄华在对美外交上出现"路线错误"。这封信直达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而邓小平在该信上批示说："对美外交工作主要由我主持，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

　　1989：智慧与考验

　　布什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 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向北京派出秘密特使，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持中美高层间的沟通

　　在建交后的10年里，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在强硬的里根执政时期，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里根在台湾问题上数次得罪中国，造成中美关系一度僵持。所幸双方最终能回到务实的立场去解决问题。

　　而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89年春夏之交。

　　美国东部时间6月3日午夜，入主白宫刚刚半年的乔治·布什总统在梦中被助手叫醒。得知北京发生的风波，布件沉吟半晌，给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打电话询问情况。随后，布什即刻发表一份声明，"深表痛惜"。但他同时强调，非常珍惜中美双方通过巨大努力建立的建设性关系，希望如此重要的关系继续得以发展。

　　6月5日晨，布什给前任总统尼克松打电话，征询他的意见。尼克松说："不要中断与中国的关系。"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对发生在中国的事反应强烈。以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召回大使，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并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最严厉的制裁。

　　布什决定采取一条中间路线。5日下午，布什发表第二份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并宣布暂停武器销售、暂停军事领导人互访和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长在美逗留请求三项制裁措施。这项声明与"断交"和"全国制裁"的要求相差甚远，因而在美国国内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然而，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急剧倒退，美国先后中断了与中国的战斗机改造合作和核电合同。在国会的压力下，白宫在6月底宣布了包括暂停一切高层互访在内的新的制裁措施。

　　在这期间，布什为了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在6月8日试图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但中国驻美使馆在请示国内后告诉他：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

　　6月20日，布什又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的感受。尽管如今处境困难，但今天我比以往都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在信中，布什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向北京派出秘密特使，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持中美高层间的沟通。

　　布什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的采纳。6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前往中国。他乘坐的美国空军C-141运输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直接飞往北京国际机场。

　　为了避人耳目，飞机在途中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在飞行日志上，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冲绳。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也被抹去，机组人员在抵达北京前全部都换上了便装。美国驻华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访问。

　　7月2日，邓小平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国务院总理李鹏、外长吴学谦、副外长钱其琛在座。斯考克罗夫特表达了美方对事态的关切，邓小平表示了对布什总统的信赖，但他也批评美方的做法，说"美国卷得太深了"。

　　秘使沟通之后，布什又多次致函邓小平，得到邓小平的回复。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中美高层仍在努力制止两国关系的破裂。

　　从1990年开始，中美关系逐步解冻，此间，布什总统个人为避免中美关系的滑坡付出各种努力，其中包括与国会之间的斡旋和竞逐。

　　为此，布什在政治上付出不小的代价。尤其是在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事件被CNN披露，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议员和媒体将布什此举称为"对北京匆忙的叩头之旅"。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毕竟为大势所趋。在1989年这场狂风骤雨中，中美关系每每濒临滑入深渊，在关键时刻，中美领导人的智慧与务实最终维护了两国关系的基本面。

　　此后，中美关系又经受了最惠国待遇问题、台湾风云变幻、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撞机事件等等的考验，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在不断的争执与妥协、合作与对抗中一路走来，成为了今天的"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

　　老布什："我预见了中国的崛起"

　　直到1974年，中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孤立状态。人们不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决定把这点当成我将来工作的一部分

　　★ 本刊记者/李静(发自美国休斯敦)

　　在所有美国历任总统中，老布什无疑是与中国缘分最深的一个。1971年当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中美两国还是提起对方名字就是一顿痛骂的敌人，那时，布什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在布什的回忆录中，记载着他当时看着台湾离去的失落心情，然而，他也富有远见地看到，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回到国际舞台是大势所趋。

　　这也许就是他在1974年主动向福特总统请缨前往中国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原因。这一年的秋天，布什夫妇带着一条名叫弗雷德的小狗，来到了北京。

　　一年之后，布什被新任的卡特总统调回国内担任中情局长，中国人跟他开玩笑说："哈，你们美国人给我们派了个间谍来当大使。"

　　布什是如此熟悉中国事务，以至于在他1989年开始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对华关系成为了总统的专属领地--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是如此事无巨细地处理与中国的交往。

　　2008年10月30日，布什在得州休斯敦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中国新闻周刊：1974年你获得了出任法国或英国大使的机会，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呢？

　　老布什：因为我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同时也是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直到1974年，中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孤立状态。人们不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决定把这点当成我将来工作的一部分。我尊重英国与法国的重要性，但是我更认为，美国在将来可能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很重要。现在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现在仍有许多人称你为"骑自行车的大使"，上世纪70年代你骑车在北京走街串巷的感觉如何？

　　老布什：芭芭拉和我经常一起骑各自的车出门。当然我们有汽车，但我更喜欢骑自行车。在街上能够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当时的中国跟今天不同，尚未对外开放。我们不能进入中国人的家里，在街上也不能跟他们说话，他们觉得外国人很奇怪。

　　中国新闻周刊：你预见过中国会发展成今天这样吗？

　　老布什：我预见了中国的崛起。我看到中国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成长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度。我还能够感觉到，中国人需要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自由与民主。在今天他们也确实拥有了更多自由与民主，如果没有，你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跟我谈话。如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就算你身边有20个人，你也不能随便问我任何问题，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过去30年的中美关系？

　　老布什：中美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刚开始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现在则拥有牢固的双边关系。双方都明白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将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变化很多。当它刚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并不想参与双边事务，但现在表现积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国际大国。

　　过去中国希望脱离国际社会，结果就被孤立，中国在跟过去他们不太情愿打交道的国家发展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如何？

　　老布什：我见过中国历任领导人。他们机敏、坚强，其中一些人非常重视发展民主，这让人印象深刻。从胡锦涛、温家宝到江泽民，可以再往前追溯。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们了。

　　我格外尊敬邓小平。他是一个讲民主的人。他改变了中国，中国因他而变得更加开放，他改变了人们一成不变对待事物的方式，把希望带给了中国与中国人民。尽管在美国他仍遭到误解，但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现任总统小布什八年任期的表现？

　　老布什：作为他的父亲，我为他感到自豪。我看到他的民调支持率在下降，也看到中国领导人称中美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基于这一点，我要给予现任总统极大的赞扬。但是他自己也说，很多人不喜欢他，媒体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他。

　　坦白说，当他卸任回家的时候，我很高兴他既是我的儿子，也是前任总统的身份。他做得很棒，历史最终会给他善意的评价。

　　在我眼中，他是个原则坚定的领导人，尽管许多媒体，尤其是自由派媒体很不喜欢他，但在中国问题上，他工作出色。 ★

　　皮尔-卡丹：从法国来的"疯子"

　　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堕落的形象，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本刊特约撰稿/司徒北辰 李兆(发自巴黎)

　　对于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皮尔·卡丹曾经是西方时尚的代名词。时光流转30年，皮尔·卡丹早被路易威登、迪奥、普兰达等眼花缭乱的奢侈品牌淹没，再也不会引起中国人的特别关注。但我们稍微留意，便发现皮尔·卡丹还是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难以取代的印象。

　　11月18日晚上6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皮尔·卡丹公司在巴黎的总部。卡丹先生等在公司门口，亲切得仿佛并非第一次相见。

　　"因为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30多年前进入中国市场，当你身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中，你有过担忧甚至害怕吗？

　　卡丹：从没有过担忧。当时我在中国的冒险曾经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因为我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但我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来中国之前，我就曾在苏联呆过一年，我在莫斯科也做了不少关于时尚的推广工作。

　　在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我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即使在苏联，我也享受着充分的自由。

　　我不是间谍，也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相反，我总是愿意帮助他们，总是试图去理解他们和分析那里的形势。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1978年来中国时，留下了这么一张历史照片：你走在一群中国人中间，你的衣着及气质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照片中的你在想些什么？

　　卡丹：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觉得我像个外星人。其实，我心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和尊重。当时中国人很不容易，他们为了某个梦想奋斗了一生。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天堂。

　　我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也没有资格来批评任何事情。这只是一种见证和内心的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80年代，"皮尔·卡丹"在中国是一个充满梦幻的品牌。中国人首次认识了西方的生活标准。现在看来，是你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精致生活与时尚的课程。

　　卡丹：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一个堕落的形象，比如资本家挣很多的钱、剥削工人、贩卖奴隶等，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去看不同的工厂。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一杯酒下去就会坦露心声，就成了朋友。但是与日本人，就不是这样了。我有一个50年交情的日本朋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因为这样一种民族性格，让我与中国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特别是和当时在任的轻工业部部长。

　　在北京开第一家马克西姆餐厅前，有一次我跟这位部长说，我来中国是为了推动中法两国间的互相了解，因此我打算出资请一些中国模特到巴黎，给她们新的时装形象，而不是传统的中山装或旗袍，因为这些老式装束给人感觉很封闭，政治味道过浓。他当场答应了，前提是我承担所有的费用。这项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给我带来的媒体关注度是从未有过的。

　　我去中国就是为了了解他们，同时也试图让他们去了解外部世界。我个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在马克西姆餐厅上的投资。

　　我并没有像其他投资者，坚持一两年，亏了很多钱后便撤离，但我留了下来。因为受法国金融系统的管制，我不能直接从法国调资来中国。所以，我不得不从我在日本的产业收入里面抽取资金，通过一家在北京开设有办事处的日本银行把钱调到中国。

　　我投资的马克西姆餐厅，是当时北京唯一的高级西餐厅，是资本主义在北京的象征。我不遗余力地劝说中国官员，马克西姆可以为来北京的外交官和国家元首提供一个交流空间。就这样我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和积极。

　　我只能影响那些喜欢皮尔·卡丹的人。即便在巴黎，有喜欢我的，也有不喜欢我的。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1958年当我在法国"巴黎春天"展示我的作品时，就有人预言说皮尔·卡丹终将被人遗忘。但现在我是唯一活着的那一时代的设计师，并且一直完全保持着公司的产权独立性。

　　"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评论中国的发展？

　　卡丹：所有的东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如与我们合作的中国工厂，现在完全有能力做出可以跟巴黎工坊相媲美的产品。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见过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当时他们是我在中国的导游。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承受着来自政治气候的压抑感，他们甚至羞于在我面前吃米饭。

　　苏联犯下的大错是他们开放得太快了，甚至可以说是个悲剧。如果没有规则，社会只能大乱。我很早就理解了这一点。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在中国和日本没有真正的时装设计师。你认为中国何时能建立起自己的时尚和奢侈品产业？北京能否成为另一个时尚中心？

　　卡丹：日本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设计师的，但中国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的时尚强国。我经常在巴黎时装周上看到很有潜力的中国设计师。我认为你们中国人还没有真正展示你们的创造力。

　　巴黎像一个集市，汇聚了所有同业人士。真正的法国设计师并不多。如同戛纳电影节，并不能独自出产电影。中国奢侈品行业首先要通过质量来推动，然后就是声誉。

　　当代新技术领域的发展令人感到惊讶。我总是尝试在创作中使用新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如何，中国将占主导地位，印度是30年以后的事情，非洲是60年以后的话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使你的服装在世界各地的设计更加"因地制宜"。但是在近几年， "皮尔·卡丹"品牌因为过度的商业化而导致价值下降。你曾宣布要重塑在中国市场的形象，具体的打算是什么？

　　卡丹：特许贴牌战略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好的创作，好的创作才华并不能与高价划等号。这不是贫穷落后和奢侈之间的差距。我的思路是，给更多的工厂合法复制并量产我的时尚设计的权利。

　　中国有13亿人，只要有一小部分对我的产品感兴趣就够了。虽然在中国市场，我是一个先驱; 我的名字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市场运作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能否提供一些关于中法关系的看法？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卡丹：我在外交和工业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我现在只想继续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是在服装方面，而且还有许多别的有意思的事情。

　　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波浪而已，会过去的。这里面很多的数字、金钱概念都是虚拟的。 ★

　　小泽征尔的中国缘

　　小泽征尔为中国音乐事业所做的推动，将超越他在200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那句"新年好"的中文问候

　　★ 本刊特约撰稿/唐若甫

　　2006年10月的北京，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带来了他的"音乐塾"，开始在国内巡演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小泽征尔的"音乐塾"有点像一个专门为年轻人开放的国际音乐短期集训班，集中了32名中国学生。

　　那也是记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泽征尔。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古色古香的洋房内，小泽征尔在一群日本赞助商和贴身侍卫的簇拥下走进了新闻发布会大厅。他习惯性地将眼镜挂在胸口，穿着一身和他的拖把发型相配的着装，用缓慢的英语、德语和抑扬顿挫的日语回答着媒体的提问。他时不时戴上眼镜，翻看桌子上的文书，随后从镜片之上冷峻地查看四周动静，仿佛是黑暗中投射出的1000毫安绿色激光，让人为之一振。

　　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是，200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小泽征尔在《蓝色的多瑙河》小提琴序奏后的致辞时间，用中文"新年好"向全世界问候。那3个字遭到日本右翼组织的攻击，也使那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小泽征尔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一直为乐迷和大众传颂。从1978年小泽征尔首次在中国指挥算起，这位知名的指挥家来华正好10次。这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位世界级指挥家。然而，他对中国音乐界的意义，远远不能以简单的数字和场次来衡量。

　　小泽征尔与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合录制过一张唱片，唱片中收录有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刘德海演奏琵琶。此外还有刘诗昆演奏的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和苏萨的《星条旗永不落》。这款唱片录制于1979年4月，小泽征尔邀请刘诗昆与刘德海访美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录制。

　　当时中美刚刚建交，虽然由之前1973年的尤金·奥曼迪和费城管弦乐团访华做铺垫，仍然需要一场庆典音乐会。小泽征尔向美国政府主动请缨，1978年6月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到访中国。访华期间，小泽征尔听到了姜建华演奏的《二泉映月》，感动地流泪。大师掉泪究竟是缘于伤感还是激动，抑或是对中国元素的亲切，无可推测。但这一场景确实流传了下来，并得到了韩中杰等前辈目击者的证实。小泽征尔非常欣赏姜建华的演出，还将他带到美国巡演，可以说掀起了第一股二胡的国际风潮，而那是在"女子十二乐坊"叱咤风云前20多年。

　　如果说《二泉映月》尚属民乐，那小泽征尔对于吴祖强的《草原小姐妹》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他1978与1979年两次访华均指挥了此曲，还在美国与刘德海录制此曲。作曲家吴祖强回忆道："我和小泽征尔结识是因为访问中请他听了中央乐团排练我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及《草原小姐妹》，他听后十分激动，随即提出希望再次来华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这两部作品。这一想法在他1978年5月第二次访问北京时顺利实现，也令人惊讶地反映出他对中国音乐风格和内涵的深刻理解与敏捷反应。"

　　1980年夏天，波士顿交响乐团再度邀请了刘德海、刘诗昆以及姜建华和中央乐团指挥家韩中杰赴美国坦格伍德夏令营，除了保留曲目，还演出了吴祖强为刘德海改编的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春江花月夜》，以及为姜建华改编的二胡与管弦乐队《江河水》。

　　也许无从得知小泽征尔对推广中国音乐而作的努力是否被整个世界所认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1981年当柏林爱乐乐团与卡拉扬向中国元老指挥家黄贻钧发出邀请时，黄老先生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三场音乐会中曲目亦包括刘德海演奏的《草原小姐妹》。这是《草原小姐妹》第二次响彻世界级音乐殿堂，被世界级乐团所演奏。从这点出发，《草原小姐妹》已经拥有了和维也纳爱乐乐团、阿巴多及费城管弦乐团、奥曼迪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一样的国际地位。

　　除了在80年代早期将一批中国演奏家带向世界舞台之外，小泽征尔将培养中国音乐家视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在指挥方面，中国指挥家邵恩、陈佐湟、胡咏言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小泽征尔的指导，拜他所赐。在其他乐器方面，他与罗斯特罗波维奇在2000年9月访华，开办了一系列大师班，包括指挥和大提琴。大提琴家赵静也是小泽征尔"伯乐识马"所为。

　　著名乐评家刘雪枫对小泽征尔的技术境界和对中国的贡献曾评价说："小泽确实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了大量事情，特别是交响乐团建设、音乐学院师生培养、中外音乐交流牵线搭桥等方面，事必躬亲，无微不至。尽管后来他在艺术上止步不前，既无法使可塑性极强的维也纳爱乐呈现小泽之声，又不能将日本的乐团脱胎换骨，但他还是因为多次训练中国的青年乐团卓有成效，而继续无损点石成金的音乐魔导师称号。" ★

　　原来还有乔丹

　　乔丹让中国人知道了，在奥运夺金之外，原来还有另一种体育生活方式

　　★ 本刊特约撰稿/颜强

　　当乔丹和他父亲奔走于几个体育品牌之间，想为这个大三辍学、成为NBA在1984年第3号新秀的篮球希望之星，选择一个合适的球鞋赞助商时，中国人能够向往的体育装备，超不过上海的回力运动鞋。

　　乔丹回忆说，他辗转于当时全球最大牌的阿迪达斯和美国最大牌的匡威之间，得不到一份好合同，最终在一个濒临倒闭的小运动品牌那儿得到了一份最理想的合同。不久，他就穿着红白相间的Air第一代球鞋，杀入NBA长人林中，很快就一飞冲天，越飞越高，成为体育偶像、美国偶像，乃至世界偶像。跟他合作的那个品牌，就是耐克。乔丹和耐克，一直被认为是体育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一次婚姻。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恐怕还不知道乔丹，遑论NBA。现在回过头来看，Air第一代比回力也高不出多少技术含量。乔丹在他第二次退役前，1998年春天，还专门从家里翻出那双首次登场的Air第一代球鞋，充满了壮志豪情的传奇色彩。事实上，神奇的不是鞋能帮你飞起来，而是有这样一个能飞起来的人。

　　所以从那以后，Air不叫"空气鞋"，也不是曾经短暂叫过的"气垫鞋"。Air系列成为了"飞人鞋"。穿上第一代或者其后的N代，未必能保证你能飞起来，但是却能让你在某一种物件上，找到一丝和这个在篮球场上挑战人们想像极限、无所不能"飞人"的结合。乔丹在美国是空前的，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里，时间略晚，可他带来的影响也是空前的。

　　乔丹改变了中国人对体育和商业的认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20年前把乔丹带到中国来的人，正是此刻高居美国体育权势榜榜首的NBA总裁大卫·斯特恩。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中央电视台东门前排队人流日复一日地漫长，忽然东门内闪出一个工作人员，振臂一呼："大卫·斯特恩同志在哪儿？请大卫·斯特恩同志站到前面来。"于是一个美国中年男子兴冲冲地杀出，手里拎着一个大公文包，里面就是当年NBA全明星赛的录像带。

　　其实，第一批在中国公开播放的NBA录影带里没有乔丹的高飞在天，也不是斯特恩手里提的录像带，而是NBA邮寄而至的1985年总决赛第6场湖人对凯尔特人的比赛。在1986年播放，但肯定是通过NBA联盟戮力推广，乔丹在中国最顶级媒体平台上初露峥嵘。

　　这个成长期恰恰符合中国观众对美国篮球的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关系解冻，篮球外交也是锦上添花的内容。华盛顿子弹队1979年访华的政治意义高于体育，1984年奥运会由乔丹、尤因这些大学生组成的美国队夺冠，也没有给中国观众留下多少印象，但是随着NBA赛事的广为传播，随着乔丹的飞人身影越来越夺人魂魄，更因为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美国职业体育成为了美国流行文化出口中国的重要产品。

　　在这日新月异的30年里，乔丹--这个独特的个体，似乎集合了中国青少年想像世界中的一切：他是一个黑人，我们都记得黑人兄弟们是如何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里承受剥削和压迫；他是最顶级竞技场上的传奇英雄，那年头似乎随便拖一支NBA球队出来，就能把世界冠军打得七零八落；他还有着最惊人的金钱收入，乔丹第一次退役前，据说对200多万美元的年薪相当不满，复出后年薪变成了千万美元级别，还有一大堆广告赞助，他宣布复出那天，连华尔街道琼斯指数都跟着上窜；他还具备着体育场上罕见的美感，乔丹和他领衔的"梦之队"把篮球打成了一种艺术……就连他的相貌，都显得越来越俊朗夺目--乔丹恐怕是第一个被中国公众普遍接受的黑人美男子。

　　或许他还没有像他的后辈艾弗逊那样，特立独行地彰显着美国黑人文化，乔丹更主流，更西服革履，但他给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国人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体育生活方式。体育不仅仅是为国争光和奥运金牌，体育里，乃至体育之外，还有乔丹。 ★

　　麦当劳的"慢餐"时代

　　在美国，麦当劳是低收入者的"家庭厨房"；而在中国内地，它曾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新兴阶层从头再来，与国际化接轨的除了胃，还有"快餐慢吃"，细细品味着的"高雅"与"格调"

　　★ 本刊记者/罗雪挥

　　上个世纪30年代，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曾经教富有的郭家小姐用铁丝烤面包，以防有一天，她们没有烤箱了，也能烤出一样黄脆的土司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终和烤箱一起被逐出了中国大陆。

　　40余年后，当麦当劳再度叩开封闭的中国内地大门，是快捷的服务、清洁的店面、统一的标准，比如永远保温在4度的可口可乐、全世界厚度均为17厘米的汉堡面包，取代了烤土司，重新教育着新中国的新一代，什么叫"优雅"与流行。在必须向国际化迈进的时代，麦当劳用优良的服务和质量恒定的食品，开始给中国人以国际化的教育洗礼。

　　1990年10月8日，麦当劳历史性的一天。这个全球快餐业巨擘，正式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荒。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解放路光华楼开张。

　　虽然麦当劳大叔的形象对于深圳人来说，尚显奇怪，这个红黄相间的丑角端坐在光华楼顶上，笑容可掬地俯瞰着人山人海。无数深圳人举家前往。人们满腹新奇，队伍从餐厅二楼排到一楼，再绕着整个光华楼转了一圈。餐厅第一批员工仅有400多人。实在忙不过来了，公司不得不从香港临时调来500多名员工帮忙，每人每天要忙10个小时，还不能满足顾客要求。

　　而那时吃麦当劳还属于高消费，深圳男女老幼去麦当劳都像下高级馆子一样，穿得漂漂亮亮，常有人拿着1000块、500块的港币来消费。当时流行的汉堡吃法则是先小心刮掉那层芝士，而后吃掉牛肉饼，再吃掉生菜，最后就着可乐吃完上下两片面包。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麦当劳就开始与中国官方谈判，希望进入这块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的麦当劳1983年就已经开始购买中国的苹果来做苹果煎饼，而麦当劳真正进入大陆，比香港晚15年，比台北晚6年。

　　当时的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开风气之先，集中了一大批"先富裕起来的人"。吃麦当劳所代表的炫耀性消费，以及新生活的无限诱惑，都在特区抽条吐穗。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麦当劳在大陆业绩飞升。

　　1990年代，在中国新兴阶层形成的关键时刻，麦当劳"照耀"了中国。中国新兴白领们开始以在麦当劳聚会为荣，仿佛麦当劳解决的不是肚子问题，而是精神问题。

　　人们学会文雅地排两个小时的队，点适量的食物，而后在这里谈恋爱、见朋友、开会甚至谈生意，快餐时间被无限拉长，比如一包薯条配6袋番茄酱。麦当劳因此而承担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包括公园、公共客厅乃至公共厕所。

　　"坐多久也不赶人"，这样的满足和尊重是空前的。而其迥异于中国餐厅的浪漫氛围，为白领们提供了不俗品味和雅致情调。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当年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啜着麦当劳奶昔，看霓虹街景的带头大哥们，此后又集体移师到了星巴克，比如摆弄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等人、发呆或者闭目养神。中国新一代先是在麦当劳的"速成班"中自学成才，而后便在一波又一波的流行消费里成为中流砥柱。

　　麦当劳的教育中国之旅还远没有结束。18年来，近千家麦当劳店面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等高线层层推进。如今，要区分中国内地的城市属于一线、二线乃至三线，包括该地区经济发达与否，风气开化程度，只要看看当地有没有麦当劳店，以及麦当劳店的数量便会心知肚明。"慢食"的滋味正如涨潮般，一圈一圈，一级一级，从中国的中心，向下、向外、向西扩散。 ★

　　《时代》眼中的中国30年

　　这个计划是历史上广泛、大胆、独一无二的。让10亿人口急剧转向，让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脱离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先例呢？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太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8年开始了它的"大跃进"，或者用北京的措辞--"新长征"

　　★ 文/王宇洁

　　1923年，美国人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创办了《时代》。在中国生活14年的渊源让卢斯在大洋彼岸仍对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

　　在蒋介石时代，他甚至用自己手中的舆论机器浸染着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热情态度。1924年9月，军阀吴佩孚成为《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出于天然的价值判断，《时代》笔下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与我们了解到总有些不同之处。于是，当《时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与我们认识的历史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丰富而立体起来。

　　"怀疑主义"

　　"这条无名小巷充斥着垃圾、生锈的煤油桶和碎瓦片。一捆捆参差不齐的柴火用绳子捆着堆在人行道上。碎砖、锡制脸盆和木水桶散落在挤满了人的路上。稀少的几辆自行车被仔细地锁了起来，斜靠在三层小楼旁。三只鸡在木板条做成的鸡笼里不紧不慢地咯咯叫着。孩子们在街上乱转，有几个在跳绳，他们的父母在做周末大清洗，从街上的公用水龙头里接自来水。

　　这条街上的脏乱和贫穷景象跟月历画上的中国相去甚远：面色红润的女孩微笑着在伊甸园似的果园里采摘熟透了的苹果，穿戴整洁的工人坐在擦得锃亮的机器里。但距离越南北部不远的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50万人口)的这条小街却更代表了中国的普通景象。"

　　当然，中国有其气派的工厂和舒适的公社展示给来访者。但信步走入城市的小街或者小村庄，你就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1月1日，《时代》的香港分社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眼中的中国景象。这时候，席卷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刚刚涌起。

　　"1979和1980年9月，复旦大学学生联合会民意调查的结果被贴在大学的公告栏里，然后被要求撕掉，估计是因为结果体现的怀疑主义让人震惊。例如，问到对于现任领导人实现'四化'的能力怎么看，78%的学生选择了'等等看看'的态度。当问及四人帮之流在下个十年会不会卷土重来，只有5.4%的人坚定地回答说不会，一半多的人回答说'有可能'，39%的人说'难以避免'。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54%的人觉得'不确定'，只有36%的人宣告自己'充满信心'。"(《学生们相信什么》，1980年11月10日)

　　对于包括复旦大学学生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没有预料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京门庭若市"

　　数年之间，小街上破旧脏乱的景象和平静的生活不见了。"在北京的大街上，留着长发的男人穿着风衣，和穿着高跟鞋的女朋友挽着胳膊。建国饭店就是加州度假酒店的翻版。附近，马克西姆的北京餐厅提供着70美元一位的高级菜肴。堵塞街道的自行车流中加入了奔驰轿车和日野观光巴士的身影。

　　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士和她的家人站在一辆崭新的丰田车旁。去年收入18000多美元的养鸡户孙桂英(音)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年的历史上第一位买了私家车的农民。"(《资本主义在酝酿》，1984年4月30日)

　　神秘而封闭的中国向西方的触角"媒体"，揭开了面纱。"在众多才能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表现出了他的老练--留意并满足美国新闻记者的需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新年庆祝晚会上，北京邀请了27名美国记者到中国进行了'两周游'。最高潮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邓会面，这是美国新闻记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脑的首次如此规格的接触。"(《北京门庭若市》，1979年1月22日)

　　"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几年前决定对外国资金和技术实行'开放'政策时，他也警告他的人民提防'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的渗透'。

　　确实，长腿美女如今在皮尔·卡丹北京最新的时装秀上走来走去，不远处，穿着考究的旅游者走进卡丹新开张的马克西姆餐厅一品法国美食。

　　即使在郊野的林中空地上，也可以看到穿着牛仔裤的青年人随着录音机的音乐跳着摇摆舞。"(《与"精神污染"做斗争》，1983年11月28日)

　　"大部分听众，从青年人到高官，都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听众拍着膝盖，或者文雅地摆动着头。在听过威猛(Wham)乐队的打击乐之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真的让人疯狂。'

　　但4000多名现场的国外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大多没有这样的自制力。他们吹着口哨，欢呼喝彩甚至在过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惊慌失措的绿制服警察一直试图把他们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动了武。"(《中国北京摇滚》，1985年4月22日)

　　"自由退出的中国"

　　"上个周，在中国第一例破产拍卖中，政府卖掉了辽宁省东北部的一家工厂--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把它变成了工人所有。在北京决定不再资助亏损企业之后，这家工厂8月就已经歇业。在另一场行动中，有限的证券交易在上海试点开始了，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劳动合同的引进可能有着最深远的影响。在终身雇佣体系下--中国人称之为'铁饭碗'--工人可以推卸责任却不必害怕解雇或降薪。他们的工作是指定的，经常无视能力或技巧；甚至，他们的工作面貌都由上级决定。"(《自由退出的中国》，1986年10月6日)

　　随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悖论：法制建设的同时伴随着贪污腐败盛行，一部分人端着单位的"铁饭碗"，一部分人却已经遭受到破产的震动。

　　"'无法无天'是一句中国古语，用来形容法律缺失的状况。中国的新统治者也许会把它变得更实际：无法无四化。它意味着保证官员、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这些中国发展的基本力量不会被一声令下就送到稻田里去，就像毛时代那样。为了鼓舞斗志、稳定秩序，如今掌权的温和派去年通过了一部宪法，规定了审讯开放和公平，还承诺年内出台一部刑法。外国投资者也得到了中国的法律保护，后者亟需技术和资金的注入(目标：到1985年1000亿)。"(《中国迎来法制》，1979年3月19日)

　　"《沈阳破获重大偷窃案》，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道。《偷金子的罪犯被依法处决》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以前绝对不会出现在保守的官办媒体上，但最近，《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报纸几乎每天都刊登这些犯罪行为。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被千夫所指的罪人是共产党官员。《时代》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坦说：'他们现在被放在国家报纸的头版上公开批判，表明了北京的最高领导加快了在内部查处贪污腐败运动的速度。这个问题已经长时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忿恨和不满的主要原因。'"(《腐败的干部》，1980年1月16日)

　　"新的'我'一代"

　　"周五晚上，老上海的核心地带。J.J.迪厅(编者按：1992年由台商开办，1993年被美国媒体排为世界第五、中国内地第一大迪厅)里拥挤的人群热闹非凡。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与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翩翩起舞；小桌子旁边，新富们在接手机的间隙小口喝着饮料。J.J.里的年轻人纵情于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东西：个人和职业的自由。那些有意愿和能力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地去追寻他们的财富、他们的伴侣和自我认同。(《新的"我"一代》，1993年11月29日)

　　"钟奇志(音)决心要做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是农民和工人的儿子。'他说，'我没法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于是，这个来自成都的31岁年轻人自学英语，跑到西藏一家旅行社干了4年，然后在南方城市昆明开了一家电脑商店。

　　1996年，他通过了大学考试，开始学习国际金融和经济学。他为自己的妹妹交学费学日语，如今她在上海的索尼公司工作。钟希望能很快跟她会合，到外资银行或者投资公司工作。

　　'我认为中国人有更强烈的成功的愿望。'在他就读的大学旁的一家茶馆里，他点上半支烟，环顾周围桌子的学生们。他们大部分都要比他小上十岁。当钟还在他们这个年龄时，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无法盘算着跳槽、得到很好的教育以及在钟所希望的'高盛或者花旗集团'求得一处职位的。"(《中国的脉搏》，1998年6月29日)

　　与此同时，一些观念也悄悄被打破，传统在现代经济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调查是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族'性文明'调查。使用了500名社会工作志愿者，获得了15个省23000人对240个问题的回答。

　　在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性和婚姻之间高度连结的关系退化了。有86%回答问卷的人说，他们赞成婚前性行为。如此开放的态度经常持续到婚后。让人惊讶的是，69%的调查对象不认为婚外性行为有任何不妥。

　　可以想见的，未婚先孕者的数目也正在上升。作为回应，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的立场。就在几年前，未婚先孕的女人会被工作单位辞退，然后被作为反面教材强制堕胎。如今，她们可以在私下悄悄进行。(《在中国，直言谈性》，1990年5月14日)

　　1999年，在接受《时代》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傅青元说，"中国的许多人正面临着信仰危机。"

　　"中国会成为老大吗"

　　"在许多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被亚洲经济危机波及了。今年，国外资本流入的规模第一次变小。这是中国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如此多让步，以期赢得今年与华盛顿(并派出了最懂经济的朱基访美)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它极度需要西方投资者的美元。

　　美国国会的反对者并没有认识到，世贸组织在短时间内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对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做好应对外国竞争的准备。破产和失业将会猛涨，它们所造成的紊乱将大于美国所承受的。但长期来看，一些美国企业确实会受到损害。鲍莫尔说，这是繁荣的代价。"(《中国和世贸组织》，1999年4月15日)

　　繁荣背后，问题也渐渐浮现。"25年来，赵一直在中国东北部的一家煤矿工作，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煤炭就在这里被开采出来。他是个幸运儿。中国矿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去年，大约有5000名他的同事死于矿难。中国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并把原因归于当地官员和矿主的官商勾结。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拼命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国家的空气和水将会比现在还要脏。它的工人--其中许多处于糟糕的状态中--将永远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不管北京的政治家们多么有见地，不管新的规章制度被阅读得多么仔细，如果地方政府为所欲为，所有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用鲜血染红的煤炭》，2007年3月2日)

　　"在一个饱受曾经的政治混乱、经济增长过热和腐败之苦的社会中，用法律解决争端或赢得正义还是一件新鲜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法律和法律体系已经开始扎根。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主席胡锦涛，经常说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想利用这种发展的律师积极分子仍然面对着巨大的障碍。许多法院拒绝接受某些案子。'如果案例比较敏感或较新，大部分法官都不想陷入争论。'郭建梅，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创立者说。

　　面对这种困难，许多律师依赖媒体的支持。有时，媒体的监督会给法官以压力，让他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它也可能吸引更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注意力，让某些机构服从于法律，庭外和解甚至是改变法律或政策。

　　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他因为未带身份证而被扣留，在看守所期间被殴打致死，引起了公众、尤其是网民的强烈不满。孙死后三个月，国务院就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中国探索法制化》，2006年12月11日)

　　从越来越常规化的报道里，《时代》正试图描绘出这个国家的未来。"超级大国是指拥有巨大经济总量和全球军事触角的国家。这个词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用来形容美国，它也是如今唯一一个被冠以这个头衔的国家。中国既不拥有像美国那样的物质财富，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全球军事力量。但以经济和军事规模定义一个超级大国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国家有能力颠覆这种体系，它这么做甚至是无意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会成为老大吗？》，2000年5月22日) ★　　

　　2008年11月14日新周刊

　　30年小事记

　　30年的小事，是历史的边角料。

　　13亿人的小事，就是史诗。

　　1978-2008，中国的30年，是东方最古老的国家华丽转身的30年，摸索前行改革开放的30年，世界看到他强大起来的30年，国运融入世界的30年，国民重塑自我实现中国梦的30年。

　　我们每个人都是30年的果实，或证人。

　　30年，一言难尽，或爱恨交加。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年代。

　　30年小事史 每个人的30年

　　历史无需赞歌，小事永放光芒。正如一句玩笑话所说："大事我作主，小事老婆作主，但我家没什么大事。"--大事国家作主，小事个人作主；对个人而言，人生无大事。

　　文/胡赳赳

　　"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1983年，费正清对《美国与中国》一书修订了第四个版本，他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洞见，他意识到："我们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

　　"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这位中国观察家对此深信不疑。

　　历史无需赞歌

　　四联理发店仍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屹立着，这个上世纪50年代由周总理安排、从上海迁来四家最好的理发店组成的"四联理发店"在1978年的秋天重新开张，30年来，它从北京最时尚的理发店变为最复古的理发店。它目睹了时代风气变化中发型的转变，男人们从一式的分头，到费翔式的波浪头，再到郭富城式的分头，老板式的寸头，染黄的发梢，还有那些宣称"音乐是自己的，头发是自己的"摇滚音乐家们所留的长发。女人们的头发也从麻花辫子、稀刘海、齐耳短发变得丰富而多彩，受日本电视剧和港台风的影响，美发店里的招贴海报上越来越多新的选择，美女的大头照带给人们更多的愉悦。

　　时至今日，关于头发的故事愈演愈烈，女人们把头发弄碎，又把它们一根一根接上；把头发烫后，再把它们全部弄直；把头发染了，却戴上假发出席宴会。

　　理发的价格也从当年的块儿八毛，到现在的百儿八十，千儿八百的也大有人做。再也没有人敢随便揪着你的头发了，即便你们是夫妻。头发的权利在成倍的增长，女性主义者的头发也在越来越短。现在，脸盆就是用来洗脸，而不用承担洗头的任务。在大街上，有许多店铺在做这种生意。

　　人们用四个字纪念和重申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1978-2008年，经济学成为显学，那个当年参加莫干山经济学人会议的年轻人张维迎，如今已是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而在50高龄半路"出家"研究经济的茅于轼如今已近80岁了，他实验的山西小额扶贫贷款和北京富平保姆学校，志在使农民摆脱贫困和能更好地融入城市。他坚持认为分散决策、自由市场、农民进城是中国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改革意味着"公平"，而开放意味着"效率"。人们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90年代的投奔商业社会之后，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并没有停止反思，在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之间摆荡，人们甚至认为，最好的知识分子、最杰出的大脑都投身到经世济用的中国富强之路上来了。

　　毋庸置疑，一个全球化的格局来临，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孤立而单一的，如果没有澳大利亚大使馆对中国政府的提醒，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将不会得到最终的解决，内政和外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没错，这个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是"蝴蝶效应"而不是美国总统统治全球。

　　谁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受益人？答案是那些勇于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在历史的玄机中左右突围，最终不仅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人们既参与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凌志军将之概括为"中国的新革命"，他以中关村为题，详解了在政治与市场的夹缝中拼杀并最终主流化的中国新经济。那些有所作为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实干家们审时度势，在日常的小事里，每天都在改写历史。

　　小事永放光芒

　　茅于轼在生活中发现，中国的乞丐不是讨"饭"，而是讨"钱"，这相比很多国家的乞丐而言，中国的乞丐更体面。余华在小说《兄弟》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时间压缩机赋予中国一个庞大的胃口来消化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一切价值也都在被重估，你甚至来不及为拆掉的胡同和四合院忧伤或扼腕叹息，就已经在物华天宝的Shopping Mall中感到愉悦了。

　　有了年鉴学派以来，布洛赫、布罗岱尔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整体呈现的努力使小事进入了历史研究视野。由法国人阿利埃斯和杜比所撰写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更是切入了一个更为隐蔽的主题：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与历史息息相关的？

　　社会学家周孝正，记录了一本流水账，几十年来，他将每天的花销详情都记录在案，这种小事，便构成了研究CPI的最佳个案。1980年结婚的曹蔚今年53岁，在她的记忆里，蝴蝶牌的缝纫机、永久牌的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代表了大家嘴中的"三转"，而"一响"指的是能听广播的收音机。而现在，车子和房子、全套家具、盛大婚礼取代了结婚的"四大件"。就算这样，中国的离婚率仍在攀高，《纽约时报》在3年前报道说，2005年中国的离婚率是1979年的5倍。婚姻的解体被专家解读为"个人主义"的需要。

　　从小事中，最容易看到生活方式的变化。这30年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更迭可谓最是耀眼。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集体空间走向个人空间，对新观念、新事物的吸收能力和尝试精神令人眼花缭乱。可在1979年，设计师皮尔卡丹初次来华，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一场时装发布会上，当模特将外衣掀开时，观众们被惊得变成往后躲闪的人浪。

　　1978年出生的人完整经历了这30年，他们是邓小平的"婴儿"。阶级斗争不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上大学、找工作、到大城市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在他们的回忆中，一些文化符号曾经影响过他们，譬如崔健、罗大佑、先锋小说、诗歌，但很快，谋生与创富的想法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实际。当他们完全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后，就会彻底平和与主流了。人们阅读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和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两本书可谓是对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迷恋。在每一个节点上，1978年的人都赶上了，童年时期在80年代的思潮中开蒙；少年时期在下海声中苦读，并见证了香港回归的盛况；青年时期拥抱了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来临。

　　小事无法一笔带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了青春期。一个"新锐中国"的雏形初现，她以庞大的面目示人，而细节隐藏在历史的褶折中。历史的大名叫高大全，小名则叫低小缺。

　　谁领了30年改革开放风骚？

　　中国群星闪耀时，谁在星空中发出最璀璨的光芒？

　　他们就是中国骄子。

　　邓丽君 始于1978

　　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她的歌声最先飘进心门。她歌唱爱情，使被政治戗害的心灵恢复了人性的温度；她温柔甜美，为被禁锢的个人情感铺下抒情的芳草地。她是一个不在改革开放现场的破冰者，在水一方，把一个时代的文化真空转换为一个人的娱乐星空；她是一位赞美梦想与追求的青春引路人，以柔克刚，改良了一代人的审美趣味。

　　蛇口 始于1979

　　中国改革开放实验田，始于深圳；深圳改革开放，始于蛇口。以袁庚为代表的改革者的理念、以各项体制改革为代表的开放模式、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代表的新价值观，从蛇口成功输出，造福全国。蛇口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全面和深入，但蛇口人所示范的改革实干精神，仍然是当代中国改革者重要的精神资源。

　　《读者》 始于1981

　　它是13亿中国人的心灵鸡汤，饱含真善美维生素和励志蛋白质；它是和谐社会里的最和谐音符，让读者看到世间朴素的美好，品味平常生活的滋味，珍惜手头拥有的一切，激发勤奋工作的斗志。它是有益的知识，也是生活的哲学。它是情感的慰藉，也是力量的源泉。这本杂志和它维系的心灵，一直都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必备的道德营养和精神营养。

　　中国女排 始于1981

　　拼搏，就是她们的名字。她们是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的奇迹团队，她们是依靠集体力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国争光的铿锵玫瑰。在改革开放初期，她们的精神就像一团火，是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学习榜样。她们在世界级对手面前的精彩表现，刷新了世界对中国体育的看法，也刷新了中国的国民性。

　　柳传志 始于1984

　　他是兼具思想力和行动力的改革者，率领企业成长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中坚力量；他是兼具创业精神和投资眼光的开放者，一手缔造了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和国际化的联想。他凝聚人才投身于国家的产业理想，积累财富转身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联想之于中国，就像鱼在水中"，他的体会和成绩单，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

　　《南方周末》 始于1984

　　这份极具公民意识的报纸，诞生在改革开放阵地的最前沿，记录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最深处。作为一个迅速的报道者、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一个温暖的行动者、一个成熟的传播者，它足够尖锐和力度，但从不缺乏人文关怀。它是改革开放的每周报表，中国是它的横坐标，人民是它的纵坐标，"正义、良知、爱心和理性"构成了它的曲线图。

　　张艺谋 始于1987

　　是他，第一次把中国电影带入西方主流视野。是他，第一次把中国电影带到亿元本土票房。是他，令个人视觉风格在歌剧舞台、芭蕾舞台、山水实景和城市形象片中蔓延。是他，在中国的家门口导演了世界叫好的奥运会开闭幕式。中国文化给了他灵感，改革开放给了他舞台，世界成了他的观众。而他，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视觉表达者。

　　QQ 始于1999

　　它是中国人在互联网时代的标准配置和第一身份证，数亿人以此获得网络身份，建立了新型人际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是中国新生代的思维源代码，也是了解中国年轻人趣味和价值观的最佳平台。在这个全球最活跃的亿人在线中文社区，你能即时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脉动。在过去十年里，"有QQ就有好友"不是理想，而是现实。

　　李宇春 始于2005

　　与其说她是平民偶像和亚洲英雄，不如说她是改革与开放结合生下的民主女儿。15万名对手的公平竞争令她成为冠军，几百万民众的自愿推举令她成为明星。她的年轻被激赏，她的个性被争议和宽容，她的努力被人看见。她站在舞台上，中国新生代自信地站在舞台上；她征服了各个年龄层，各个年龄层的民意表达着自己的选择。她的背后是她们、是他们，也是我们。

　　于丹 始于2006

　　她是懂爱的母亲、女儿和妻子，懂传统文化；她是懂学生的老师和懂电视的学者，懂现代传播。她很偶然地站在了聚光灯下，借传媒的渠，引国学的水，浇当代的心。在多元价值观中，她充当了打通古今人生情境和处世智慧的解语人，以自己的语法复活了《论语》、《庄子》和昆曲，为焦虑而亢奋的时代情绪，提供了简单又丰富的内心世界参照。

　　30年细节史之霓裳风暴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时尚路线

　　中国30年的穿着打扮是民间原创精神的升华。从物质贫乏年代走向消费时代，时尚越少，共鸣越多。

　　文/胡斐

　　1978年，Nike公司正式成立；范思哲创始人Gianni Versacec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DIESEL牛仔裤在意大利创建；Miuccia Prada和她的丈夫Patrizio Bertelli才刚刚接管Prada品牌；超模Twiggy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

　　这一年，中国人的穿着才刚刚告别蓝、灰、黑，年轻人可以在穿着打扮上张扬个性，从头到脚的"行头"开始有多种选择，从1979年皮尔·卡丹率领12个法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走了一场秀之后，"时尚"这个词正式被纳入寻常百姓生活词典，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时尚路线。

　　物质贫乏造就的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如今开始热衷拾回儿时的共鸣：鸡窝头、郭富城头、双小辫、喇叭裤、蛤蟆镜、红裙子、白球鞋、蛤蜊油、孩儿面、百雀羚……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质生活愈加丰富，选择越来越多，集体记忆也在消失。网易女人频道编辑唐敏在看了网友给"中国时尚30年"发来的照片后感慨，改革开放前期的照片引起的讨论和共鸣比较强烈，后期就显得零散，生活贫乏反而留下珍贵的记忆。

　　越是民间的东西越值得怀念，时尚越少，共鸣越多，越草根的细节越能窥见30年的时尚潮流。

　　的确良和假领子

　　关于的确良这种布料在中国受到的万人空巷式追捧，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问题：话说当年四川很缺的确良，一个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确良布，就排了队去买，想给自己做件衬衣，轮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尺布了，他十分为难，售货员说："你买不买？不买下面的谁要？"小伙子一急，就买了，回家只好做了条内裤。他心想："这多冤呀，谁知道我也穿了的确良啊？"就干脆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上书"内有的确良"。一日内急，就找到个公用厕所，将牌子先解下来挂在门上，出来的时候，发现厕所外排成长龙，都在问："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呀？"

　　的确良即对苯二甲酸乙二酯，一种化纤布料，照现在的时尚观念来看，它既不环保，又不舒服，也不算太漂亮，夏天透气性差，不吸汗，而且一碰水就容易走光，然而当初怎么穿都不皱、不破，印花颜色鲜亮的的确良，让沉浸在灰暗色系十几年的中国人顿有眼前一亮之感。谈恋爱阶段，男士给女朋友送条的确良裙子，不亚于现在一只限量版卡地亚手镯，女人们会经常把的确良衣服拿出来，在邻居面前摆弄，显示男人对她的关心。除了赶时髦之外，这种布料风靡背后，是百姓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美的需求的方式。

　　的确良解决了大多数人家的布票问题--它太耐用了，而且有些店家扯的确良不是以一尺布票抵一尺的，而是对折之类的--既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极度渴望的"情调"。

　　假领子的发明和的确良的风靡其实基于一样的道理，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将时尚动力发挥到了最大而已，话说回来，这才是真正的原创产品。

　　据说是时尚之都的上海人创造出了"假领子"，因为这个城市的人讲究"面子"，年轻人不穿件衬衫，总觉得不大对劲，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光穿毛线衣，里面没有领子，就会变成难看的"和尚领"。假领子用零头布做，不收布票，也便宜，像衬衫一样尺码齐全，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人会备上好几条："白色的、灰色的、浅咖啡色的，轮换着穿。平常上班一般穿深颜色的，耐脏。里面穿一条假领子，外面是毛线衣，再外面是中山装，对着镜子一照，感觉还挺好。"而且假领子还要从上海南京路上买来的"上海货"才像样，因为上海产的假领子是树脂领，相当挺刮。有了假领子，即使去相亲或者和女朋友见面，也不会心虚。但有一点要注意，房间里温度高了，额头上出汗了，可以脱去外衣，毛线衣万万脱不得的，因为里面的"假衬衫"就只有前面的两片布，后面一片布，再加2-3个扭扣，还有两个布带套住臂膀，以防"假领子"向上"跑"出来。

　　如今有上海人甚至愿意出高价购买当年的假领子，只是物质生活飞速发展之后，作为过渡手段而退出舞台的假领子已经很少再有留存了，它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属于谈资，属于见证。

　　我要去拍结婚照

　　网友"新华广告"回忆，1979年，他和自由恋爱的女友结婚，新婚后回家，在家乡的老井栏边合影，两人当时的打扮是："我上穿仿制军装，下穿军鞋，带一副平光眼镜，一副老九模样，太太是一位时尚村姑模样打扮，回忆往事，感慨良多，还留有很重的文革影子。"

　　结婚照从它被发明那天起就是形式主义的极致，在改革开放之初，去掉了大帽子、大主义和大概念，结婚照开始表现出青年男女对美好生活和时下流行事物的向往。

　　拍结婚照一定要用上最时髦的东西和装扮，上世纪70年代末，照相馆开始流行"模拟客厅"，网友"开心柠檬"父母当年的结婚照的背景里，不仅有白墙、薄纱窗帘、水墨挂画，还有一台当时难得的7寸黑白电视机，"小时候我还傻傻的想原来我家是那么漂亮啊，其实是在照相馆"。上海的王开影楼、中国照相馆不仅是当地市民向往的高级拍摄场所，也在全国享有盛誉，因为那里才能拍出欧式场景的结婚照，并有婚纱、西服租借，在依旧流行中山装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普通照相馆很难找到一件西服，有的新郎拍照时穿的西服还是新娘在婚前亲手做的，虽然领子看上去还有点皱皱巴巴，却已然成为时尚一族。有年轻人回忆父母当年，专程从连云港去到上海南京西路拍那样一张结婚照--男左女右，新郎稍在新娘之后，穿黑色西服套装，手持白手套，女士穿婚纱，拿白色小捧花。"为了照相，老爸和老妈还特意在南京路上的理发店理了发，家里舅舅、阿姨，凡是那个年代结婚的，都是这样典型的二人照，而且必须去'王开'照。"

　　后来便有了"中国特色的西服"，但没有用领肩熨压机压过，所以穿起来总有一种马褂的感觉。而且看上去特滑稽的是，穿西服者总保留着袖口上的商标，脚上还是一双布鞋。

　　1980年2月20日，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规定晚婚者，婚假可延长至15天。于是婚后"度蜜月"和"旅行结婚"开始风靡，有旅行就一定有照片，有照片就有时尚和时代的烙印。

　　网友"williow"的父母于1983年结婚，他们的蜜月旅行去了苏州，爸爸戴着"大大的墨镜"，妈妈穿的是"真丝上衣、小百褶裙"。而"睡猫猫"的父母则在广州旅行结婚，爸爸骑在深蓝色Honda摩托上，背后是一座在建的几十层高楼。摩托加高楼，成为南方改革开放的缩影，而这样的年轻人在当时则是广州街上"回头率"很高的一对新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去照相馆拍一张婚纱照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有些年轻女孩子甚至自己去拍一套所谓"艺术照"，留住自己的青春靓影。花样越来越多，鲜明的特色却越来越少，唐敏回忆自己刚开办这个栏目的时候，看到网友上传的父母结婚照，感觉相当强烈："我小时候父母也是照的这样的照片，那时候全国都一样，我跟他们闹别扭，还把他们的照片撕了，一点一点撕得特别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流行趋势，大部分网友上传的还是结婚照，觉得最能体现自己生活里时尚、美好的东西，可惜在唐敏看来"少有国内原创的，都在抄国外。"再到后来，婚纱照都不算什么时尚事物，年轻人都追求个性化，追求"不一样"，早期深刻的集体记忆逐渐消失。

　　那些引领潮流的男孩们

　　1980年，上海芭蕾舞学校派团到湖南演出，当地观众对舞台上出现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仅次于完全裸体。落幕时，一位干部很生气地喊道："这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在改革开放之初，能够做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举，启发时尚灵感，成为潮流先驱的，都是男孩们。在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镜头--一群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被警察局拘捕，他们穿的喇叭裤被下令用剪刀全部剪破。生活在北京大院里的年轻人有机会比外面的普通人更早或更多接触新鲜事物，他们成为打破中国服装"统一制"，让喇叭裤、牛仔裤、蛤蟆镜、长头发突破重重障碍流行起来的先驱。

　　唐敏至今印象深刻的一张网友提供照片是一张照相馆里的合影，几个男孩，穿着军装、长靴，脖子上挂着照相机。"那时候男孩子们胆子比较大，一有什么新鲜东西，都敢拿出来招摇，女孩子们相对保守一些。所以你看到早期很多与时尚有关的标志，都是男人为主导。"

　　另一方面，时尚意识的开启与文艺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来自于音乐、电影和文学。曾经悄悄聚在一起形成小圈子的文艺青年在穿着上有了发泄的渠道。蛤蟆镜、喇叭裤显然与欧美电影和流行音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上世纪80年代最震撼中国青少年的歌舞片《霹雳舞》，则带动了"身着蝙蝠衫，头裹绷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的情景"的潮流。

　　赚女人的钱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专卖店"开始在大城市流行，一些外贸店也以便宜的价格卖出口货吸引女性顾客，一时间，消费方式开始多样化，掌管财政、主导家庭消费的女性成了购物和装扮的主力军。统治了中国消费市场几十年的国营百货商店的服装柜台，变成了旅游纪念品商店。就连学生们也开始纷纷追求所谓的品牌服饰，一些挂靠了国外名头的休闲服诸如"真维斯"、"班尼路"等各个品牌，开始抢占各大城市的商业中心地段和步行街。昂贵的专卖店和便宜的外贸店，成为90年代中国年轻女性们选购服装分化的两极。

　　当年穿喇叭裤，留"郭富城头"的男孩们逐渐趋于保守，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是做生意的个体户、官员还是企业老板，都流行丝光棉或涤纶短袖上衣，下摆收进西裤里，腰间皮带上别着一个硕大的皮质手机套，胳肢窝里夹一个真皮公文包，有人总结"实在不知道这种众人效仿的穿着方式是从哪里流行起来的，实在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地方"。女人们的穿着也同样没了新鲜感，电影《股疯》里，潘虹向刘青云炫耀自己的真丝衬衫，自我称赞"非常漂亮"，后者不屑地说："这身衣服，连我妈都不会穿。"

　　1992年4月，LV中国旗舰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张，Armarni、Channel、Gucci、Dior等奢侈品牌陆续跟上，专卖国际中高档品牌的北京国贸商城开业，这一切都以女性消费群为导向，除了预见到中国人的时尚品位随着财富共同提升以外，也标志着中国女性以更独立的身份出现在重要的社交及商务场合。"没有件名牌的行头没法见人"成为女白领的共识，女人的钱迅速好赚起来。各种冒牌A货也同时诞生，成为洋品牌夹击下，中国时尚生活的又一道本土景观。

　　30年当事人之张蒙晰："上海小姐"的前世今生

　　文/指间沙 图/沈煜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内地，第一股席卷全国的"选美热"，还要从1992年上海评选"礼仪小姐"算起。香港《明报》说那年开始的选美是一场"温柔的角斗"。

　　那一年，张蒙晰刚刚高中毕业，就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文化局主办的"文化礼仪小姐先生暨上海国际艺术节主持人选拔赛"。名字非常长，因为要突出"文化"、"艺术"、"国际"，文化局花了大力气宣传。但普通市民只记得这是"礼仪小姐"选拔，而张蒙晰们报名时曾以为这是类似"才艺比赛"的活动。而在后来，这场比赛被有些人称为内地城市选美的开始。

　　前世

　　总决赛在电视播出，这在上海电视史上也是第一次。当时上海没有造型师，电视台的化妆师就只给选手上很厚的粉，一群女孩子被带到华山路上著名的露美美容院做发型。1992年的上海人，只有新娘子结婚才会到美发店烫头发，用黏黏的摩丝弄出很多打圈圈的卷来。于是，一群年轻小姑娘都被弄得"面目全非"，长发被盘成"菊花头"，显得俗艳而妖气。只有刚走出中学校园的张蒙晰，因为是齐眉的童花头短发，得以保留了清纯本色，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巧的是，1946年那场标志性的选美，人们心目中的"上海小姐"谢家骅也正留着学生气十足的童花头。

　　至于总决赛服装，全靠选手们各显神通自己准备。那个时候的上海没有恒隆、没有中信泰富，手里揣着钱没处买。张蒙晰和妈妈逛遍了南京路、四川路，市百一店、时装公司里都没有中意的。最后衣服是哪里买到的，张蒙晰已经不记得了，那是红黑格子的裙子套装，这套衣服只穿过这么一次，至今她还收藏着。

　　总决赛的评委有黄蜀芹等文化界人士，一群杂志总编、记者坐在下面。张蒙晰分析自己获冠军原因除了气质清纯外，还在于状态放松。

　　"放松"两个字，今天来看是多数电视节目必须要做到的，但1992年所有的电视节目都绷着一根筋，是要精心操练、完美呈现的。其他参赛选手都是高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抱着必胜信念参加比赛，只有张蒙晰觉得能进入总决赛已经算是胜利。最后一项"自由发挥"，谈的题目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需要做的……"。张蒙晰说最该改善交通："一次挤车时鞋子被挤掉了，觉得自己……"说到这里，她忽然愣住了，很自然地停了一两秒钟，继续说："……非常难过。"就是这个停顿，令所有人都笑了，随即响起一片掌声，过于紧张而紧绷的气氛，终于在这刻"放松"了下来。

　　自然、放松、亲切、青春……这些特质正是张蒙晰被评委们捧为第一的关键。他们都不曾想到的是，这些特质日后也成为新一代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特色，与旧一代端庄、矜持、完美有了很大区别。张蒙晰的亲和力，在1992年的电视荧屏上独树一帜。

　　冠军的奖品据说价值数千元，这在1992年是个相当不菲的数目，张蒙晰得到了巨大的景泰蓝花瓶、青年画家施大畏画的《仕女图》，以及一台海鸥牌相机。

　　张蒙晰说这场比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她觉得"礼仪小姐"和纯粹选美有本质区别，在那个单纯的年代，官方组织的这场活动偏向文化且大气。之后全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小姐"选拔，商业味道渐浓、身材相貌占了上风……当上海终于出现大群穿着泳装在泳池里拗S型的选美比赛后，选美被勒令停办，坚决取缔。20世纪90年代沸沸扬扬的"选美"活动就此偃旗息鼓，消失多年。

　　今生

　　比赛之后，"礼仪小姐"张蒙晰和"礼仪先生"以及另外两名获奖选手被委以重任挑大梁，以汉英双语主持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那位来自外贸学院、唱歌酷似张国荣的"礼仪先生"已被人遗忘，另外一名女主持是后来成为演员的陆玲。"礼仪小姐"第二名是日后东方电视台的当红主持夏琳。

　　今天的超女好男有签约公司一整套商业包装。1992年时经纪公司很少，只有广州白天鹅唱片公司三番两次地找张蒙晰签约，但她觉得唱歌始终不是终生职业。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工作生活。文化局会安排一些活动，例如通知她主持某服装品牌的新闻发布会。大家那时都没商业活动经验，年轻的张蒙晰被告知根据稿子说一下，然后让记者提问，要没人提问就宣布结束好了。结果，现场真的没人发问，张蒙晰当真说结束，品牌公司急了，接过话筒赶紧自我介绍来圆场。

　　除了主持，上海还给了她许多拍影视剧的机会。长相甜美的她，和"韩小乐"战士强主演50集《欢乐家庭》，1995年主演了胡雪杨的艺术电影《牵牛花》。也有各类广告找上门，拍个化妆品广告，还得她自己先化个妆。

　　拍《若男和她的儿女们》时，恰逢上海开设音乐频道，剧组有人推荐了她。从此，张蒙晰变成在电视里介绍歌曲的"梦溪"，这个艺名取自《梦溪笔谈》。她有了单位编制。

　　2001年，"梦溪"又悄悄地变回了"张蒙晰"，在我们眼前消失多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人好奇。其实，这个女孩生活很顺利，她结婚、出国、生了女儿。

　　张蒙晰的先生是美国人，两人1997年认识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正在写关于旧上海文化的论文。1999年张蒙晰结婚，2001年随先生远赴美国，接着她又去了悉尼，生下女儿，在澳洲SBS媒体工作。她出国那一天，正是上海广电系统大调整，音乐频道从虹桥路的广播大厦搬到浦东的东方电视台。

　　2007年夏天，张蒙晰把家搬回上海，又赶上上海音乐频道更换为外语频道，在国外修过传播学和电影评论学的她回到了电视台，这个陌生而熟悉的地方。外语频道正适合现在的她，张蒙晰主持《华人电影志》和《娱乐进行时》两档英语节目。未来的她，希望在媒体产业谋求更国际化的交流发展，这恰恰是16年前上海选拔"礼仪小姐"的初衷。

　　30年现象乱炖：更平更快更拧

　　北京人说"这哪儿焊哪儿啊"，现在什么稀奇古怪都能焊在一起。30年现象乱炖就是从萝卜青菜到四川火锅的过程。

　　文/肖锋 图/雍和

　　当年崔健一声吼"一无所有！"后来广告鼓吹："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过去结婚前有四大件、八条腿，架不住今天的罗马风情加奔驰宝马。白领时兴吃素，民工向往吃肉；富豪玩人体盛，不良官员好公款吃喝。过去"同志"称谓遍打天下，现在先生小姐、帅哥美女乱了套。过去争国家铁饭碗，现在北大毕业生卖猪肉。

　　过去嫌一下午压马路时间太短，现在嫌8分钟约会时间太长。过去闹离婚三番五次离不成，单位领导街道干部做工作，现在闪婚闪离，上午领红本儿下午就领蓝本儿。过去管计生用品叫"那个"，现在安全套进宾馆闹一夜情。过去审美是丰乳肥臀好养孩子，现在是平胸天后玩丁克。

　　上世纪80年代喊"理解万岁！"新世纪嚷"死磕有理！"韩寒一个"文坛算个屁"，老帮子还一个"韩寒你别牛逼"。过去头版全是领导会议，现在李宇春排在国家领导人之前也毫不足奇。

　　过去工人阶级唱道："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现在中国人一齐喊："中国，加油！"于是全球油价上去了。

　　过去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现在是Made in China遍天下。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

　　30年前市场经济救中国；30年后中国要救资本主义。华尔街捅破世界分工，中国人挣钱、美国人花钱，阴谋论者说这就是"货币战争"。

　　原来是吃汉堡薯条、肥胖的美国穷人拿救济住上次贷房；省吃俭用的中国房奴只能望楼兴叹。"文革"噫语"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现在这受苦人变成美国人。中国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补贴了美国穷人和华尔街赌徒。中国老太叹"临死终于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美国老太叹"临死终于还清住房贷款了"。现在，美国老太成为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

　　西方说：来，让全球化抱抱！中国人说：我们要与国际接轨。"接轨接轨，正义路与华尔街接轨，汉语拼音与二十六个字母接轨，孔子与芭比娃娃接轨"。中国说，自由贸易就是好！西方改道，贸易壁垒不可少！临了，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在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大旗。想知道中国人有多么热衷全球贸易，你只要数数各城叫"国贸"的大厦便知。

　　过去儿歌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30年后帝国主义夹着资本全回来了。"全球五百强到我市投资的已达多少多少家"成为招商引资和官员考核的指标。

　　中国人什么都能批量生产，过去批量生产孩子，现在批量生产物品。从稀缺到多元，中国人还批量产生困惑。考托、考研、考证变成了强迫症。出国、下海、创业成了多项选择题。

　　可是啊，欲望按几何级数增长，物品只能按等差级数增长。时髦的话叫"让心灵跟上脚步"，实际上心灵早就跟不上物质的脚步了。

　　为了欲望我们追求效率。竞争和效率是市场经济最漂亮的词语。它们是市场经济的超级伟哥，让我们欲望膨胀。什么都讲究更快、更强、更有效。连欢场小姐都用"吃快餐"作暗语啦。顺带我们也把情感快餐化一下。

　　批评者宣称，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权贵和利益集团；社会学家说，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贪官的生殖器。

　　心理学家说幸福感不但与财富增长不成正比，反而可能成反比。过去有钱"我吃炸糕、盖被袄"，现在有钱我可劲造。关键是那个恼人的相对剥夺感，参照系不同了欲望升级了。

　　经济学家说， 不要"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可明明看到的是，别人的碗里总是比自己的肉多，于是拧巴了。农民分地了，城市人着急了。个体户风光了，坐班族拧巴了。倒爷得利了，挣死工资的拧巴了。公务员涨工资了，纳税人拧巴了。小资们西洋了，愤青们拧巴了。忽然中产了，忽然又"下流"了。富豪们贵族了，有权的眼红了。名人捐款了，网民骂太少了。

　　改革开放就是在攀比中进行。轮番相对剥夺感的最后结果是谁都不忿。轮番相对剥夺感就是轮番拧巴了。直到最终谁都不再提改革这回事。

　　如今都市最时髦的词汇就数"升级"了：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升级；邮箱在升级，垃圾邮件也升级；城市在升级，违章建筑也在升级；消费主义在升级，时尚潮流在升级--只有精神却在降级。

　　于丹说子曰诗云，易中天讲魏蜀吴阴谋诡计，在这个钱潮滚滚而"礼崩乐坏"的时代，重提一两千年前的药方。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开出的药方是：人的幸福感与外在的东西关系很小，钱多钱少无关乎快乐，内心的宁静平和才是幸福之源；这位资本主义经济奠基人的头像被印在20英镑的钞票上。

　　百家讲坛上大师们讲的都在理儿，可过后一琢磨还是想着怎样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弄过来。南怀谨教导说现代人要找的精神食粮与灵丹妙药古人那儿都有，可古人除了贡献一本本心灵鸡汤的畅销书，帮不了今人什么。仿佛我们与他们早已不是同类物种。

　　草原的沙漠化，土地的"化学化"，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恶化是同步的。都是欲望都是钱催的。

　　毒奶粉把世界人民拧翻，2008中国渴望的全球关注竟是以此收尾。政治学上讲，民众与政府是信托责任，终极责任在政府。国家自辩说产品质监中怎么可能有"毒药"这一项？社会控制不是国家而是宗教和乡规民约以及内心道德准则。显然道德底限是无法质监出来的。

　　大陆学生宣示"五讲四美三热爱"，台湾学生宣示"不抽烟，不说谎，不做坏事"。云游祖国大陆后净空法师点出了一个"假"字。

　　佛家云：面有双恶鸟，胸有三毒蛇。华尔街说：贪婪是好的。国学大师告诫，中国引进的最坏的东西就是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理论，它让你拼命消费你本不需要的东西；国家统计局局长说"如何刺激消费"是今后一大课题。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这个世界将"更平，更热，更挤"，我们说这个社会"更平，更快，也更拧"。

　　"你的心在哪里，我替你安！"无论达摩祖师如何面喝，现代人就是找不到他的那颗心。

　　30年来多和少

　　文/群集

　　小区越来越多，近邻越来越少；

　　电话越来越多，见面越来越少；

　　房子越来越大，幸福感越来越少；

　　城市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少；

　　青春痘越来越多，青春越来越少；

　　恋的越来越多，爱的越来越少；

　　老板越来越大，情人越来越小；

　　上床越来越多，结婚越来越少；

　　衣服越来越"小"，标价越来越高；

　　山寨越来越多，正品越来越少。

　　CD越来越多，音乐越来越少；

　　买书越来越多，读书越来越少；

　　娱乐越来越多，快乐越来越少；

　　搞笑越来越多，幽默越来越少；

　　裸照越来越多，资讯越来越少；

　　胸部越来越大，智商越来越少；

　　大片越来越多，好评越来越少；

　　绯闻越来越多，明星越来越少；

　　爆料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小；

　　雷人越来越多，强人越来越少。

　　职称越来越多，学问越来越少；

　　权势越来越多，威望越来越少；

　　头衔越来越多，实事越来越少；

　　发言越来越多，真话越来越少；

　　活动越来越多，运动越来越少；

　　老板越来越多，收入越来越少；

　　职业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少；

　　穷忙越来越多，小资越来越少；

　　规矩越来越多，守规矩的越来越少；

　　吃的越来越多，敢吃的越来越少。

　　2008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

　　▲王广义 　《大批判》（1993）

　　徐冰 　　《天书》（1989）

　北京798艺术区的游客总是络绎不绝，人们兴致勃勃地穿梭于由画廊、酒吧、咖啡厅罗织的各色空间里，享受着各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所有这一切在30年前却是难以想象的。

　从"伤痕美术"到"乡土写实"：

　突破"艺术工具论"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的两年里，美术家仍难摆脱粉饰现实的惯性，但 "伤痕美术"敢于暴露生活中的苦难引起了广泛共鸣。1979年，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月×日雪》与连环画《枫》描绘了红卫兵在武斗中相残而死的悲剧，画家体现出个人的批判性思考：艺术应当尊重历史的真实，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对爱与美的戕害发人深省。与这种人道主义有力的揭示不同，另一种朦胧的忧伤倾向成为当时"知青"画家的代表风格，王亥、王川描绘的感伤的少女形象，暗示出青春岁月的磨难，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则以纤细的笔触和意象的象征意味使绘画作品的抒情性得以凸显。

　然而，"文革"后美术界从"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樊篱中突破出来，是从对西方现代美术的重新了解开始的。1978年初春，一次深受欢迎的"法国19世纪乡村风景画展" 引发了人们对"印象派"的争议。吴甲丰呼吁，不管这个曾被江青斥责为"腐朽下流"的印象派是否符合在中国文艺界一贯占据正宗地位的现实主义，其艺术价值是不容否定的。理论界对印象派评价的松动使印象派之后的各个流派成为艺术家热切关照的对象，一时间，新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象征主义、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视觉派艺术、活动派艺术、超级现实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新鲜名词和丰富多彩的画面，使与外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艺术家感到强烈的震荡，学习效仿成为大家急迫的共识。

　1979年，袁运生为首都机场所做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出现的女性裸体形象引起全国轰动，画中运用的变形、象征手法暗示着艺术家表现自我的强烈冲动。当时"自我表现"仍被认为是将使艺术脱离人民的危险方式，但老画家吴冠中大声疾呼要重视绘画的"抽象美"和"形式美"，摆脱"内容决定形式"的羁绊。对创作自由的追求征服了艺术家的心，从再现到表现的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北京的一些业余画家自发举办了"星星"美展，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十几位自学艺术的成员使用"后印象派"之后的方法讽喻社会现实，作品虽然单纯，但其敏锐和无羁的表达却显示出情感的冲击力，无意中成为19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

　在重新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注重刻画农民及西部生活的"乡土写实"画派引人瞩目。1980 年，罗中立所描绘的父亲形象背离了此前一直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艺术教条，这个有着与领袖像等大尺寸的衰老、软弱的农民暗示出"父亲"所处时代的贫穷和苦难。《父亲》的表情得益于美国超级现实主义的手法，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染和震颤。同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已不满足于用一种戏剧性的构图方法来表现文学性主题，他率先发现了日常生活场景潜藏的艺术性，被藏民的粗犷、阳刚之气所触动的画家除了展现出他们质朴、强悍的生命力，更凭借娴熟的油画技巧和对画面效果的追求显示出油画语言的独特魅力，此后全国各地的油画群体纷纷致力于向欧洲传统绘画学习其形式语言。

　从"八五新潮"到"中国现代艺术展"：

　"拿来主义"异彩纷呈

　艺术家对纯艺术和抽象艺术的热忱在1982年后一度得到抑制，致使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回复到重题材轻艺术的"左"的面貌。但1985年的第四次文代会提出了创作自由，中国哲学界、文化界由此进入了"文化热"的高潮。青年画家的锐气终于在"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中开始释放，张群和孟禄丁合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和夏娃的启示》充满了象征意味，引导着人们去破坏旧有的秩序来创造新的世界。不久，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震撼了美术界，他提出"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引起了激烈辩论，其意义实已超越了中国画层面而映衬出当时反传统的强烈意识。从这一年开始，美术界发生了遍及全国、规模宏大的"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从1985到1987年，约有2000多位艺术家组成80多个艺术群体，进行了150多次艺术活动，他们不仅举办画展，还热衷于吸纳哲学、宗教思想对自己的艺术作观念上的更新，表现形式也由绘画扩展到行为表演、装置、混合媒介以及观念艺术，展示空间不限于室内而延伸到公共空间并与公众进行广泛的交流。虽然有"反艺术"群体将达达主义、禅宗和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反对所有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但"85时期"的艺术家多对艺术抱有真诚的信念，这种激情和才智在1989年达到高潮。1989年2月5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有180多人的290多件作品参展。此前中国艺术家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所采取的毫不犹豫的"拿来主义"使得展览异彩纷呈，作品的新奇和怪异引来观者如潮，展览上的一系列行为艺术事件也成为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和文化界争论的焦点。两周内，展览因"枪击"事件和匿名信两次被关闭，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由此偃旗息鼓。

　【1990年代】

　从玩世现实主义到艳俗艺术：

　人文主义的消解

　进入1990年代，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艺术家在"艺术拯救社会"的理想破灭之后，普遍放弃了对形上世界和终极意义的追问，转而以平视的角度对待现实。1991年，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1960年代出生的画家举办了"新生代"画展，他们把观照的距离推近到身边的亲人、朋友或是自己，或以"快照"的方式撷取一个随意的场景，或对一张照片作仔细的放大的拷贝，作品既强烈地暗示出作者的在场，又显现出这种现场的平庸与无意义。另一批与"新生代"年龄相近的画家在描绘自己周遭生活的画面里注入了更多的无聊感，他们以嘲笑、揶揄、痞子习气的态度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泼皮心态，被称为"玩世现实主义"：方力钧的光头农民在蓝天白云下打着哈欠，冷漠而荒诞；在岳敏君那些雷同的咧嘴大笑的人面前，一切都显得滑稽和无意义。泛滥在刘炜笔下的"肉"（人和物）的意象几乎让人恶心，生活既是如此丑陋，文明既已如此腐烂，也就不需要认真对待。

　比"新生代"年长的一些人曾经是'85运动的主将，他们丧失掉人文主义的热情之后，转而寻求一种让艺术尽快被社会接纳的方式，选用大众所熟悉的图式进行解构主义的表现，这便是"政治波普"：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将"文革"盛行的工农兵形象与其时正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欧美流行商品的商标并置，工农兵微笑的表情暗含着接纳这来自西方的糖衣炮弹，与标题的"大批判"形成强烈的反讽。张晓刚的《大家庭》复制家庭旧照片，把中国人私密的"全家福"改造成为性别含混、年龄模糊、表情相似的标准化图像，折射出中国世俗文化中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性的特点。

　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与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一脉相承的艳俗艺术得到发展。面临急剧发展的市民暴发户趣味对社会空间的占领，一些艺术家采取了迎合现实的立场，他们戏仿、挪用、拼装、改造大众熟知的物象，以极尽夸张的方式刻意表现庸俗、艳丽的形象，为了贴近表现对象的大众趣味，甚至放弃油画这种文雅的方式，而引入月份牌、年画、宣传画、漆画，材料也涵盖日常消费品所使用的陶瓷、丝绸、树脂、玻璃、刺绣、家具等。徐一晖用在景德镇烧造的陶瓷的花朵摹仿他自己厌恶的俗气的却又无奈的现实，胡向东的"理想种植"使与人十分亲切的大白菜被制作得如水晶一般，取得了"陌生化"的批判效果，俸正杰以"艳若桃李"般溃烂的皮肤反讽享乐主义蔓延下人的心理病变，常徐功将城乡结合部泛滥的小商品绣满在志得意满的乡镇企业家周围，罗氏兄弟让新年画中的胖娃娃欢天喜地地拥抱世界名牌和日常消费品，更以平滑、光亮的漆画技术凸显其艳丽。

　观念艺术：

　直觉和开悟的能量

　当传统的架上绘画、雕塑等形式不足以承载艺术家对社会和美学的反拨时，方案、行为、装置、录像、摄影等观念艺术的手段往往成为最好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观念艺术"反艺术"的本质体现在对艺术所依托的中国社会环境的整体反映，而观念艺术实施的空间也由原来的美术馆等特定机构扩展至个人私密的场所或是开放的公共空间，它甚至也不需要全部实施，不一定呈现为物质的载体，只要作者的意图（可以是一页计划书）达到便告完成。早在80年代中期，"厦门达达"的代表黄永砯就援用禅宗的理论来解释"达达"，以"破"的思想批判艺术：当中、西美术史的两本书放到洗衣机里搅拌两分钟后变成纸浆，一系列关于中西文化融合或是对抗的问题便消解了。文字作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高度权威的力量，首先遭到了解构。吴山专的《红色幽默》系列将一些广告语、新闻标题、交通标志等公共信息语言随机地集中起来，利用文字的歧义和文字与现实的不符来隐喻事物的模棱两可。徐冰花费三年的时间亲手刻出2000多个"汉字"的木版并将它们印刷出来装订成书，但这些字却是无法辨认的《天书》，伪文字所形成的无意义的文本却具有合法的经典的外观。谷文达的错别字书法在保留汉字书法的同时破坏了它的语义，从而消解它在历史中的诸多文法体系。众多传统文化资源经开掘被重新焕发出诗意：吕胜中运用民间剪纸艺术中的小红人为艺术招魂，蔡国强利用火药、风水、中药触及西方世界文明的软肋并和宇宙、太空对话……中国观念艺术家尤其擅长于在经验的营造中体现直觉和开悟的能量。

　观念摄影在1990年代后期发展迅速。摄影者往往持有明确的意图对被摄物体"摆拍"，并在照片的后期制作中予以修饰，不少作品呈现出一种非现实的梦幻色彩。同是作为影像，录像艺术早在90年代初就已被中国艺术家所采纳，它的魅力在于试图让人无意识地操控摄影机，在不可控制的偶然性中留下图像并浮现出丰富的含义。极富争议的行为艺术在1980年代常常以突然袭击并带有暴力倾向的方式攻击社会体制的某一对象，1990年代后转向以个人的身体来传递个人境遇的某种深层体验。1994年，张洹赤身涂上蜂蜜蹲在乡村的公厕里被苍蝇叮咬长达一个小时（《十二平方米》），这极端痛楚的耐受似乎是在为那些卑微的人代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弃在粗陋的乡村里的人们，是否还需要尊严？而马六明利用他天然的女性化特征，装扮成拥有女人脸和男人身体的"雌雄同体"，性别的不确定带来的错觉足以激发出对人性异化后的种种荒诞现实的想象。行为艺术家一度将艺术变成了仪式，他们在"庆典"中释放个人的压抑，在"布道"中折磨伤害自己的肉身感受迷狂，借对历史遗迹的"祭祀"体验宗教的神秘感，又在"宣传队"的活动中享受领导群众的优越感。1990年代末，行为艺术中出现了割肉、放血、食人等极端的做法，当艺术家从自虐走向虐待动物和他人时，其挑战人伦道德底线的意图一度引起社会的质疑。

　体制内外：

　当代艺术格局之变化

　与1980年代相比，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家除了原先在官方体制内（如学院、画院等）的成员外，又增加了大量的自由职业者。九十年代初，一批"盲流"艺术家陆续聚集到北京近郊，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圆明园、东村、宋庄画家村。2002年，曾是"星星画会"发起人之一的黄锐介绍日本的"东京画廊"进驻北京大山子798工厂，此后这批五十年代由德国援建的风格简洁的厂房被艺术家所青睐，在保留工厂原结构的基础上开辟出众多的工作室、画廊和艺术中心。2004年，798举办了"首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如今798艺术区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平台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2000年后】

　批评家－策展人引导当代艺术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已成为亚洲艺术中不可忽视的雄强力量。自从1993年13位艺术家应邀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后，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频繁现身于西方重要的大型展览。双年展和三年展这种国际艺术展览的形式也逐渐被官方体制所采纳。2000年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上海双年展，2002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了"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2003年北京举办了"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政府还在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上首次建立了"中国馆"。于是，一个以美术馆、博物馆、展览机构、经纪人、策划人、批评家所构建的艺术权力机构全面建立起来，这其中，批评家引导并见证了当代艺术走向繁荣的过程。栗宪庭长期与北京的自由艺术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凭借自己对意识形态的把握，促成了"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等风格的形成。吕澎早在1990年代初就预感到由收藏机构介入的市场手段将直接影响到艺术家的成功，他所策划的"首届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首次调动广东企业为获奖作品提供奖金并参与收藏，在推动中国艺术市场上具有开创意义。学院派的批评家易英、尹吉男等对"新生代"艺术的意义给予了准确的剖析，以政府美术机构为背景的范迪安、张晴在促使中国当代艺术获得政府机制的接纳上做出了独到的贡献。此外，费大为在法国，高名潞、巫鸿在美国，组织和举办了多个华人新艺术展，为中国艺术家进入国际艺术领域推波助澜。

　井喷的市场：

　艺术仅是一门大生意？

　近十年来，得力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由画廊、拍卖公司、收藏家所主宰的艺术市场里，当代艺术也呈现出风生水起之势。中国人对艺术市场的概念最早由陈逸飞带来，1991年，陈的《浔阳遗韵》在香港拍出137.5万港币，首创中国油画作品过百万元的纪录，1997年，他的《罂粟花》拍出387万港元，成为20世纪中国油画作品的最高纪录。但是这种唯美以至流于甜俗的风情画却迅速被带有批判锋芒的当代艺术所赶超。前卫艺术家被台湾和香港的画廊所代理始于1992年，同年广州"双年展"中由批评家引入的"操作"、"生效"等市场概念激起了艺术家进入市场的雄心。私营画廊在北京、上海纷纷建立，经纪人与艺术家签署合同，画廊为艺术家安心创作提供经济支持、展览计划，艺术家将作品交给画廊销售并支付代理费用。与此同时，内地各种专业性的书画拍卖公司如嘉德、翰海、荣宝、保利等相继成立，对当代艺术的介入也越来越深。2005年至2006年，当代艺术品的拍卖纪录不断被刷新，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在2006年底一度拍出2200万元。2007年，当中国房价节节攀升时，当代艺术的爆发力亦成井喷之势。张晓刚、曾梵志、石冲、岳敏君、方力钧、陈丹青等的作品相继突破千万元，2007年末时蔡国强的《为APEC作的计划》火药画又创造出7424.75万港币的天价。正当人们为此而惊呼时，2008年6月，曾梵志的《面具系列1996No.6》又以高达7536.75万港元成交，成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有趣的是，不仅生于1950年代、1960年代的艺术家屡屡卖出高价，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艺术家也稳步地进入了被画廊代理、被拍卖提高身价的流程。一张"中国式卡通新锐"的油画在2005年的市场价值是4－5万，2年后便涨至30－60万，一个美院的毕业生作品从千元到十几万元只需一年多的时间。

　这些不断飙升的数字足以证明，中国当代艺术家无疑遇到了百年以来最好的市场机遇，但是其价值和价格是否契合呢？这背后是否隐藏着过度的"操作"呢？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上，吴山专曾在现场卖虾，这个绝妙的偈子如今已演变为现实：艺术就是一门大生意。今天，嗅觉敏锐的画廊老板迫不及待地钻进美术院校去搜罗年轻的艺术明星苗子，着意栽培出下一个价格王，这令我们不免为当代艺术的未来而喜忧参半--艺术的命运莫非就只是不断地褪去锋芒，如同花俏用品上的装饰纹样吗？但愿她能一路走好，除了拥有景气的市场，亦能拥有景气的创造力。

　　美国中文网 2008-11-22

　　16年前，成功发送世界上第一条短信的英国人帕普沃思一定不会想到，这项富有创意的发明有朝一日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不止一项调查显示，与其他手机大国的民众相比，中国人更喜爱收发短信。登陆谷歌搜索引擎，输入短信二字，有超过一亿个网页等你点击。时髦的iPhone手机初入中国，因为没有短信转发及群发功能，一度遭拇指族抱怨。

　　中国人为何爱发短信？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度对此不解。他的中国下属告诉他，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含蓄交流方式。不过，这只是短信风靡的理由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人使用手机短信的历史其实不到十年。如今，每天有超过十亿条短信在中国上空飞来飞去。心理学家认为，短信让内向害羞、不善言辞的中国人更爱说话了。

　　2000年前后，一次花费仅五分至一角人民币的短信业务一出现，就被认定是最快、最省钱的通讯方式。省钱之余，短信的字里行间，释放出中国民众的喜怒哀乐。

　　借助短信，中国人为自己喜爱的超级女声、好男儿加油、投票；中国人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神七宇航员漫步太空等经典图像。

　　当中国股市遭遇寒冬，短信股评纷纷扬扬。一些股民诗兴大发："涨停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大盘走势，还能牛几年？"，"望沪深两市，跌停莽莽；大小炒家，逃之夭夭"，"熊在吼！牛在逃！庄家在咆哮！"。而当牛市来临，"死了都不卖"的搞笑歌词，变成短信，被人争相转发。

　　而今，发短信成为一种年节礼俗，与吃年夜饭、看春晚，并列中国人的"春节三大事"。2008年春节，中国内地发送的拜年短信已上探一百七十亿条。

　　不过，短信对中国百姓而言，并不止于表情达意或增加人情味。看似无声的短信，其实无声胜有声。

　　短信里有嬉笑怒骂，更有官场现形记。一家境外媒体点评，戏说官场位列中国短信分类前三甲。

　　这些官场语录不仅转发率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又如"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 半真半假的玩笑，是民众对官场积弊的讽刺，也成为官员反省的一面镜子。

　　当中国改革步入深层次的攻坚阶段，短信的超能量也随之爆发，已不只是读后令人会心一笑那么简单。短信与部落格、跟帖、网聊等，共同构成一股强大的新媒体力量。社会的角角落落都曝光在这所谓的第五媒体之下。部分社会学家认为，一种全新的民意表达路径已水到渠成。

　　2007年，被中国传媒界视为短信力量的释放年。这一年，一则群发短信激起厦门PX(对二甲苯)事件千层浪。

专家分析，这一指标性案例证明，当传统媒体几近失语、一般言路难以奏效时，以短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异军突起、打破僵局-厦门市民通过网路论坛、电子邮件、QQ群等各种方式，传播和讨论与其利益切身相关的PX项目，手机短信更是发挥了难以置信的重要作用。

　　从2007年五月下旬开始，厦门百万市民互相转发一条关于PX危害性的短信。一条短信演变为「百万短信」，进而在社会底部自动凝聚起一股强大的民意，最终实现下情上达。尽管厦门事件具有其特殊性，但短信已跃升成为一种不可漠视、必须有所敬畏的民意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官方也开始灵活运用短信衍生的公共效应。中共十七大期间，手机新闻报以彩信形式生动登场；2008年春节，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利用短信向全省民众拜年，为抗击冰雪灾害的一线人员加油；几年前，中国某大城市发生路面塌陷，官方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向全市市民群发短信，告知突发情状，以疏导交通。

　　当然，短信中也不尽是金玉良言，一些群发资讯里也有泥沙俱下。对于性骚扰、欺诈等短信污染，中国的立法、执法部门并非等闲。

　　可以肯定的是，短信，令中国民众的表达更趋多元，也为公民参与宏观的利益博弈营造了新平台。身处资讯爆炸时代，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人乐于收发短信，而不愿当鸵鸟。

　　2008-11-28（新加坡）联合早报

　　● 张谦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每到冬天，北京市政府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不是净化空气、疏缓交通、加快奥运场馆建设、或赶走上访百姓之类的事，而是保证首都居民过冬大白菜的供应。大白菜何以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因为当年在北京冬季蔬菜销售份额中，大白菜一枝独秀，能占到95％。大白菜如果供应不上，首都居民冬天没蔬菜吃，那闹出的乱子只怕不会比有毒奶粉好对付。所以，不仅在北京，中国北方各大城市里，过冬大白菜的供应都是关系民生的头等大事--学名叫"菜篮子工程"。

　　那时候买过冬白菜也不像现在拎个兜到超市里买菜那么容易。一直到1998年以前，北京的过冬大白菜都是全市统一定价、政府补贴销售（一斤白菜可以便宜到只要三四分钱）。一到秋冬之交，各郊县的农业供销社便组织成群结队的大卡车，往遍布全城的副食店运送大白菜。然后居民们就推了平板车，把几百斤的大白菜运到家里。有条件的，把菜藏在专门的菜窖里，没条件的，往墙根楼梯角一堆，北方的寒冬是天然的冰箱，这点白菜便要对付整个冬天。

　　而在今天的中国，别说首都北京，就连东北的一个小县城里，城市居民都不必再为过冬大白菜操心。菜场里不仅白菜多得是，别的反季蔬菜也应有尽有--只要你有钱买得起。

　　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化农业

　　中国北方城市的居民在冬天还能吃上反季蔬菜，有两个方面的发展帮了大忙：一是交通运输的发达，二是现代化农业在中国的兴起--更具体地对于蔬菜供应而言，就是专业化的大棚蔬菜种植的普及。而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却是个不大为人所关注的领域。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30年前改革的开始正是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从原来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转变为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成为广大的中国农村里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在当时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粮票，也就无法在市场上买到商品粮，因而必须靠自己种粮食来解决口粮问题。因此，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小农经济里，农户们只不过是在自给自足之余、将剩余的粮食产品上交或出售给国家，再由国家分配给城市居民。比如那些在北京郊县为北京市民种过冬大白菜的农民，除了大白菜之外，他们还得种些粮食来提供自家的口粮。

　　家庭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再加上农业科技的普及与改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的产出得以大幅度地提高，使大量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一点至今仍是全世界扶贫脱困最成功的例子。就因这一项而在中国脱离贫困的人数，就远远超过通过世界银行等各类国际组织的所有扶贫项目而脱贫的人数。

　　但在此成功背后，也不难看出，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自给自足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并不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两个农民才养活一个不种地的人。而在美国，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140个非农人口，而这140个不用种地的人，便可以从事炒股票、卖房贷、拍电影、打篮球、或做饶舌歌星之类能赚大钱的事情，国家自然便富裕起来。

　　所以，落后国家要发展，在经济学家看来，有个不二法门：就是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这一方面是农业人口离开土地，进入非农就业。另一方面则是农业产品的丰富和低价；只有这样，越来越多不种地的人才能不仅有的吃，还能吃得便宜，因而工资--也就是劳动力成本--才能便宜下来，生产出的产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点竞争力。最好还有一点，农民和农业生产接下来还能消费大量的工业产品，比如化肥、农药、基因改良的种子、以及农业机械，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市场。这些都需要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从而靠少数的人、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出能养活大量人口的粮食；而大量劳动力能脱离农业，进入工业与服务业。

　　过去的30年里，这种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正是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这一点，大家从遍布神州的玩具生产厂和脚底按摩店里就能看出来。但不大为人所注意的，却是在这背后的农业生产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从而使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成为可能？

　　现代化农业之福

　　不熟悉中国农村情况的人，往往误以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上的小农经济的功劳。其实，中国农业在很多领域早已超越了小农经济，而开始了大规模、专业化的现代化农业。

　　就再拿蔬菜来说。山东省的寿光县是中国著名的蔬菜之都，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生产与集散中心。如果坐飞机从寿光县上空飞过，往地面看去，基本上是看不到一点农田的；能看到的只是如海洋一般一望无际、反射着白光的塑料大棚。

　　寿光的蔬菜因为全都种在大棚温室里，季节已经失去意义。菜农们的分工十分精细，一户人往往就种一种蔬菜，一年四季可以轮番地种植与收获十几二十遍。一年下来，他们把大棚里的土壤送到附近的农科站化验一下，看缺了什么营养，再选择化肥补进去。

　　寿光的农民不是在种蔬菜、就是在卖蔬菜。寿光有全中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市场。每天在市场周围都是排着队的长途卡车在等候上货，然后通过高速公路系统，在三四天内，就可以把寿光的蔬菜运到西至乌鲁木齐、南至广州的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里。

　　在这个链条的另一端，中国最偏远的省会城市之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在今年冬季就需要40万吨的反季蔬菜，而其中80%将来自包括海南、广东、山东、四川、甘肃、安徽等地在内的16个省市，品种多达七八十种。

　　这种现代化农业在中国的兴起，有赖于多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比如农产品市场渠道的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农业科技的进步与普及、政府及企业对农业市场化商品化的推动，等等。

　　现代化农业之祸？

　　现代化农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农民收入增加、农业生产力提高、北京居民也不用再为大白菜操心了，而工业发展也获得了新增劳动力、低成本的食品和新开辟的市场三个方面的支持。但随着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层出不穷，这种现代化农业的种种弊病也逐渐开始显露出来。

　　现代化农业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精细分工与单一种植。种植单一作物能提高产量，但也带来问题。首先是对生态的破坏。单一作物的种植对害虫和伴生杂草的生长是最有利不过的，因为连片的单一作物提供了充足的生长空间和取之不尽的食物。要除掉害虫杂草，就得用大量的杀虫剂、除草剂，而这些有害之物不仅残留在土壤里、杀死其他物种，还会进入人类食物链中作恶。

　　我上次在农村亲戚家作客，看见他们往留给自家吃的蔬菜上也喷洒大量农药，问他们何苦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回答很简单，不洒这么些农药，一片菜叶子都收不回来，全都会给虫子吃了，不洒不行。

　　传统农业中，既种植物、又养动物，先是以太阳能来生长植物，再以植物来喂养动物，而动物又通过肥沃土壤，再反过来哺育植物。中国南方传统的桑基渔塘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塘中养鱼，塘埂栽桑，土养桑、桑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桑，和谐共处，构成一个以太阳能为基础的可持续生态系统。

　　相反，大规模的单一种植和单一养殖，却把传统农业中这么个完好的解决，拆开来变成了两个新的问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