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工资单引发知识分子德性与学术争论

    4786元。北大副教授的一份工资单及其“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的自白，再加上孔庆东关于北大中文系有的青年老师每月只有两千元左右的辩解，让人既看到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相对清贫，也引发出在现代商业社会，知识分子的德性与学术执着的争论。是为六人谈第十期。

    商业时代的学术：志业还是职业？

    高校教师兼职是潜规则

    欧阳觅剑有一些行为，不能为大众所认可，甚至遭到大众的反对，却长期而且普遍地存在。这类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规则，但不能以条例的形式公之于众，于是就变成“潜规则”——相关的人都知道这些规则，当他们身处事中，一般都会遵循它；但当他们身处事外，则会义正词严地批判它。潜规则之所以不能变成正式的社会规范，是因为它不符合人们的理想社会图景；但现实社会的运行又需要它，于是它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长期存在，人们不能将它铲除。

    高校教师兼职就是一种潜规则。它与人们心目中高校教师的理想形象不符。很多人都希望高校教师能够安贫乐道，专心于学术，不要总是记挂自己的利益。高校教师兼职会影响学术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学术水平陷入低水平的原因之一。但普通的正常人很难做到安贫乐道，很少有高素质的高校教师会对四千来块的收入表示满意。高校教师的大多数人也会计较利益得失，不可能做到安贫乐道。那么，理想模式就与社会现实相矛盾，潜规则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如果高校教师正规收入不提高，兼职的现象就会非常普遍。

    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必娴市场化之后，随着国家福利体系逐渐淡出，各种单位系统则逐渐被置于市场的环境之中，遗憾的是，教育也受到了影响。加之，教育投入的普遍匮乏，导致了部分大学院系及其老师开始自谋出路。院系开设面向社会的赢利性的教育课程，一些学者们也通常兼有双重身份(兼职)。其中，赢利性的课程以及能够出外兼职的老师，当然也是带有社会特征的，经济与法律颇为火热。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长久被压抑在计划经济下的“利益及物质渴求”一下子有了释放的机会，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明确的是，应该寻求有力的制度安排，来保障教育的公平性以及学术的纯洁性。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在国家财政收入2万亿的条件下，也在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条件下，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应该加大，保证大学教育和科研的相对超然性。文史哲的困境，是社会特征在教育上的体现。这需要政府的有限介入，一方面加大投入，也需要从理念上重视文科类学科发展，现在开始提“软实力”，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的一种补充和矫正。

    大学里的市场化是对学术的毁灭

    李巍姑且不论在央视担任兼职的阿忆究竟有没有资格哭穷，大学里各个系科的老师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已成不可否认的事实。好像没听说北大光华的老师哭穷，他们不仅不会哭穷，而且还是这个社会的中高层收入者。

    市场化的分配模式已经在大学里无孔不入。多元化的分配方式让同一所大学不同系科的老师之间也产生了异常惊人的收入悬殊，它将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误导，驱使学术资源配置的扭曲。作为校方应该加强转移支付和平衡调控的力度来抵消市场化的力量，坚决不能容许经济学院可以建豪华大楼而中文系却连办公场所都没有的事情在大学里发生，这是对学术的尊重。公司与公司之间有好坏优劣之分，但经济学和文学、法学和历史学却是地位平等的。

    可以穷但不可以哭穷

    邵颖波对于那位胖脸的主持人兼副教授先生，我同意大多数网友的意见。穷死不借钱，饿死不要饭。我在农村长大，受的是这样的家教，相信人生在世，有家势靠家势，没家势靠本事，不能没出息。这就是我对副教授哭穷的态度。

    当然，除了态度之外，可能我们还需要讨论点问题。比如大学各系之间或各位教授之间的差距？这些或许是有必要讨论，但是不能因为某人说四千多工资少了我们才讨论。那样会把讨论引向歧途，以为大家找到心理上的平衡才是我们的目标。

    有本法国人写的小书叫《我抗议的霸道的经济主义》，内容我不介绍了，单从标题人们就可以体味到不少东西，现在的社会问题有很多，但最严重的就是经济主义显示出其霸道的一面。无论什么角色，大家都在谈钱，尊严、情趣、文化、骨气，甚至道德、法治，都要经由经济学逻辑来算个帐，这就是我看到现实社会里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在这种现实里，有副教授一边到外边赚钱还一边哭穷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一旦他提出这个问题，大家的思路就只有一条：到底少还是不少呢，算得人头晕脑胀。可怜。

    以学术为志业

    葛耘娜这个事件揭示出的恐怕不仅是大学教师待遇不够好的问题，更让人看到了一些大学教师对自身职业和物质生活期许的认识。

    大学与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企业不同，大学教师的职业价值以及给从事者带来的心理满足，恐怕并非来自物质生活，它的内在价值远不在“谋生工具”这个层面，那么，大学教师又怎能把自己的收入与演艺明星或者商界人士相比呢？这应该是在选择它的时候就很清楚的一点。

    如果真的把自己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视为天职，那么对外部的成功与各种条件就不会太在意。况且，即使说大学教师要“安贫乐道”，这一群体恐怕也不可能被贴上“贫”的标签。那么，“挣外快合理”这句口号有多少物质欲望和对这一职业价值的误解在里面呢？

    马克斯·韦伯警告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这是大学教师该做好的心理准备。

　　既是志业也是职业

    戴志勇哈耶克曾把政治思想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特殊群体。把他们看作是可以在多数同意式的民主制度下依然保持独立判断能力，并因此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基本方向问题上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式的考察，并做出提醒的人。以学术作为志业，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类似这样的高度来体认自己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感。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是圣人或者是神仙。商业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定价的社会。知识分子不仅仅需要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反思或者抵抗，同时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包括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整个时代的成就”(尼采语)都被定价的环境中。对于以授课收钱为基本特征的“智者”式的知识分子，要么政府为其提供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否则他们就会在社会中获取“必须且合理”的收入。

    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不仅不争工资的多少，还将继承的巨额遗产“千金散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个“平等”的时代，在抹平一切职业的高低之时，也在抹平着昔日对知识分子“特殊德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