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里的穷教师和富教师
“日照海滨，教授花园”，在日前开幕的北京秋季房展上，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瞄准北京各高校的教师这样兜售海景房。
北京某媒体今年8月报道说，在海滨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当地的“教授花园”小区买了房，其中有九成为北大教授。
据悉，一家参展的来自某海滨城市的房地产公司还将于国庆节在北京大学开设班车，免费接送想看房的教师。
就在部分高校教师富裕到可以异地置业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同事阿忆却在网上声言，仅凭其工资收入，“入不敷出”。一时间，大学教师的薪酬问题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多数青年教师和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今年6月，江西南昌大学新闻系的年轻教师刘易成（化名）带课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班上几名很有心的班干部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没打招呼就带着礼物敲开了刘易成的家门。刘易成尴尬地将学生让进屋，家里连椅子都找不齐。
一直在外租房的刘易成住得离学校很近，也喜欢跟学生相处，但他很少将住址告诉别人，因为房子条件挺差，没什么家具，来了人也不好招待。
刘易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以外地人的身份到这个陌生城市求职，成为这所省属高校的一名助教，教授新闻理论。当时赶上学校不分房，也没有教职工宿舍，他只好到校外的学生租房区内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此时，他的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出头，去掉生活费，他还要向家里寄一部分钱，一年下来攒下的钱很有限。
虽然教师工作比较稳定，但行业内的收入差距刺激了刘易成。为了尽快评到职称，他省下钱准备考博，“没房子，以后成家都是问题。”近30岁的刘易成并不满意现在的收入。
该校讲师冯尘（化名）去年接受了一份江西省内的“高校教师满意度”调查，在工资报酬、补助购房、培训机会和聘升职称几项都画了“不满意”。
“很多人认为高校教师工作轻松、收入高，其实只是看到了多数教授、副教授们的生活。”冯老师说，到了教授这个级别，教师的工资的确可以达到很高，他们还可以通过校外兼职等途径赚钱。但大部分青年教师、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构成了高校教师群体收入的金字塔底端，这些人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列为“高收入个人”后，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教授曾对媒体表示，如果说年收入10万元以上才算是高收入者，那么高校教师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师的比例不到5％。在中西部高校中，这个比例就更小了。
部分教师提及收入状况讳莫如深，兼职成了主业，教书退为副业
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网上贴出了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为4876元，在减去各项生活开支后，竟然成了负数。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副教授说，高校教师的收入是很零碎的，工资条仅是一层表皮，并不能说明职工的真实收入。
这位副教授以自己为例，他每个月实际划到工资卡上的有2500元~3000元，这笔钱与工作年限和职称密切相关。另外，每个月学院里会固定给一笔钱，相当于基本工资的30％，约有三四百元。由于院里会举办一些考生培训班，学院能从中获得创收，这样还会给每位教职工每月大约发1000元。再加上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补贴及课时费等，算下来，不算工作外的收入，他一个月至少拿到4000多元。这位副教授还一直在媒体兼职，为一份报纸每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每月又多了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采访时，虽然大多数高校老师在被问到收入状况时讳莫如深，但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在外做兼职、或挂职做项目的高校教师非常多，这让他们有了不菲的灰色收入。
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笔者得知，参与这场论坛的一位法学界的顶尖级专家获得的报酬高达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专家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来获得报酬已成为专家“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
去年，在有关“经济学家的良心”的争论中，有媒体报道：“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过百万元，二流也挣60万元，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在这个名单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萧灼基、卫杰、张维迎、吴晓求等教授。”
相对于靠兼职挣外快的高校教师来说，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训班教课和课题组的技术入股办公司起家的。
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位法学院教授发现，由于连年来的“考研热”、“考证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师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语培训班的讲学，而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则通过举办司法资格考试、法律硕士考试的培训班获得大笔收入。这位教授所在的法学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跻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海淀体育馆座无虚席，启航培训学校暑期政治强化班正在举行。与启航培训学校合作授课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师。
近几年考研市场迅速膨胀，许多名校的教师纷纷瞄准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在启航培训学校，以考研政治班为例，为期一周的课程，每位学生要交培训费500多元，每期有几千名学生报名。由于教授的报酬都是从几千名学生的培训费中抽取的，学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课教师从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名（化名）说，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比较有条件在外兼职，因为课时量小，假期周末等空余时间较多，而学校也没有明文禁止。但当教师兼职占用了过多精力后，对其教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教授的‘外快’成为工资的两三倍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职工作，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反倒成了副业。”
袁教授称自己前两年在一家电视台兼职做节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时每周要去参加两次选题会，还要轮流值班，当他发现那个工作已经不是兼职，几乎要求全职时，便立即辞去了这份工作。“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收入差距的刺激，纷纷想方设法兼职赚钱，如果这种做法形成风气，高校的教育质量将必然受到影响。”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对此认为，低工资收入状态下，兼职是合理的。一个工人下班后，给邻居打沙发，收入与正式工作没关系。收入不是大学带来的收入，跟大学没有关系。不过据他了解，北大的老师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更能赚到钱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谈到高校教师收入差距时称：“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可能更能赚到钱，但是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富豪教师，占比例多少，都没有统计。我感觉学校大部分老师是贫穷的，如搞古代汉语、宗教学科的，这样的老师是大多数。”
学科在社会适用性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此学科教师收入之间的差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经济学、管理学的教师收入很高。他们除了完成系里的教学任务以外，还给企业加班，一些人还会给非正式注册的学生上课挣钱。“我知道有的学科教师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万元。其实很多院系都很重视挣钱，只是某些学科接触社会的程度多一点，能够多捞一笔。其他院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北京理工大学的吴教授说：“目前，名校与非名校，老师的工资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同一学校的不同学院，老师的工资收入同样差距很大。”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偏文科类高校，与理工科院校相比，教师的工资和岗位津贴等收入要低一些。
“科研项目多的理工科院校，教师的收入中，课题项目经费占很大比重。”吴教授说，北京理工大学的科研经费数额在北京高校中位列前三，有时一个课题的科研经费就高达几千万元。
“近年来，理工类院校教师的平均收入水涨船高，很多教授年收入不止30万元，相比之下，文科院校的教授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占多数。”吴教授提到。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许多高校教授都积极找课题、跑项目、要经费。由于某些项目经费中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许多教师对此忙得不亦乐乎，甚至不愿再从事教学。另外，不少理工院系的教师在一些公司里做兼职工程师，或搞专利发明、开公司推广技术等，收入也很可观。
“有人十几年拉项目可以挣到100万元，每年平均有十万八万元的收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告诉记者。
他透露说，很多教授为了拉项目，不断地请客吃饭，这在高校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许多教师申请了项目却廉价包给学生做，“纳税人的钱给白糟蹋了”。
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
据了解，高校中不同的院系都有自己的创收办法。
例如北京某高校的人文学院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单独考试学生，多是在北京当地工作过的、参加学院组织的考试而入校的，因为不属于国家计划内招生，学院会收取比统招生高很多的培养费，这一笔额外中的一部分将以讲课费的名义分发给授课教师。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曾在《高校教师收入知多少》一文中对高校教师的收入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指出，社会和市场直接需求较大的学科，办班就较容易，所以办班多，招生数量也大，相应地创收额也大。对于各类办学创收收入，学校有明确的分成规定，办的类别不同，学校提留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学校的提留在45％至55％之间，其部分则归直接创收的院系所有。归直接创收院系所有的部分，又按学校规定的比例划分为发展事业费、集体福利费和奖金3个部分。发展事业费固然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而奖金则由直接创收单位按各单位自己的规定发给本单位的教职工，作为院系奖金，集体福利费部分也用于所在单位教职工改善福利待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这成为校内不同院系之间收入和实际福利待遇差距的重要因素。
据他调查，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创收多的院系，每年可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奖金可达人均三四万元，而有的院系则没有能力给本单位教职工发奖金。也有些没有办法创收的院系领导为了安抚民心，年底东拼西凑才能给每位教职工发几百元奖金。总之，各院系教职工之间的奖金收入的差别是较大的，这最终造成了同在一校工作的教职工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
本报北京9月24日电 （邢佰英 陈怡）
北大一副教授公开收入引发争论
日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央视《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本名周忆军），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其在北大任副教授的全部收入，表示与自己的开销相比入不敷出，想以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儿工资不能活下去”的观点。这篇文章一经发出，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阿忆在博客中详细公布了自己的基本工资、津贴、教研修班的课时费及临时补贴等各项收入，并计算得出每月的收入为4786元。
与此同时，阿忆也一一列举了自己每月的开销，包括子女教育费、私人小汽车的费用、商品房按揭月供费、餐费等。收支两抵，算下来的结果是一个负数。
阿忆表示，以自己为例站出来说话，目的在于“为那些一直在校园里辛辛苦苦工作而不具备经济实力的同行们鸣不平。他们就这么一点点儿工资，不靠自己的力量挣外快，如何生存，怎能安心教学！”
阿忆在这篇文章中表示，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反击那些指责“俺‘整天’主持电视节目、又‘整天’做电视节目嘉宾，简直太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的人。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随后也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表示“我的基本收入跟阿忆差不多，他的那张工资单绝对真实”，“关于北大教师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是几十年间从来如此的”。
孔庆东也支持教师在外面做些事情，表示“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自己去改善好了。既然父母没有力量让孩子吃饱穿暖，那我们当孩子的，就自己去‘半工半读’吧。”
两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很多。反对者大多认为，近5000元的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了，比起一般院校的教师和其他低收入阶层，他们应该知足。也有人认为，作为高校教师，应该安贫乐道，做好教学和学术工作，公开谈钱不符合职业品位。
而支持者则大多认为，阿忆公布的收入，考虑其客观情况，如城市消费水平、大学的知名度和副教授的职称情况，虽然比下有余，但确实比上不足，甚至比不上城市一般白领的收入，这对于名校教师而言非常不公平。
还有人表示，从阿忆公布的工资收入可以看出，现行的分配政策实在是不公平。“大学里有贫有富，富的流油，穷的难以生活，但普遍的现实是，国内大学的年轻人，还不如一名电力、银行、烟草部门的普通职工，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本报北京9月24日电（叶铁桥）
高校教师不应只想着挣钱
北京大学一副教授在网上公开家庭收支状况，自称入不敷出，而在一年前，高校教师却被国家税务总局列为“高收入个人”行列，这个现象引起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的兴趣，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他认为其中的矛盾值得深入思考。
“有些教师在课外创收，给企业加班，我们还能给他们开全职工资吗？”郑教授认为，作为教师，应以教书育人为自身立命之本，而不该整天忙着走穴，讲学甚至开公司。高校教师拉项目也是郑教授经常抨击的事情，他称自己从来不申请项目。他曾经因为没有项目，当时所在的学校把他的职务降了一级，这成为他辞去该校教学工作的原因之一。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曾经对高校教师收入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撰写了《高校教师收入知多少》一文，深刻剖析了高校教师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原因包括社会和市场对教研的需求、学科间的差异、教师间的学术地位不同等。其中，教师间的基本工资差异并不明显，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师从校外获得的“灰色收入”。
“高校教师在选择研究专业的时候，就应该对该行业的将来有预测了。选择文学、哲学研究的教师通常比较清贫，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专家教授终其一生奉献于专业领域，乐此不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钧认为，实际上，高校教师收入出现差距是正常的，因为不同的学科、研究方向决定了与市场需求联系的紧密程度。一些应用学科因为天然地紧跟市场需求，更易产生经济效益。
唐钧指出，如今的高校教师不应该将目光紧盯着高收入，而将当初自己选择献身这一领域，追求学术研究的突破的理想搁到一边。“高校教师凭自己的能力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合法收入是应当得到尊重的，但是这种过度追求经济回报的行为不能提倡，否则将对高校教育和学界风气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唐钧认为，收入差距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除教师职业外，很多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教师们对这一点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目前，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正过着更为窘迫的生活。
对于如何解决高校教师收入差距的问题，唐钧认为，国家应该对一些市场需求不大的学科给予更多的投入，有关部门和高校也应该对收入两极分化进行适当的调节。
据教育部最近透露，高校收入分配制度面临改革，今后高校将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将逐步建立和完善体现岗位职责、能力和业绩的薪酬体系，加大对优秀拔尖人才的分配倾斜力度。岗位绩效工资主要是按照国家相关的文件规定分为4个部分：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补贴。
“一个社会中，三类人应该受到景仰：公务员、医生和教师。但目前看来，他们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受到了很大冲击。”唐钧指出，由于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民众对社会上来路不明的财富意见很大，少部分民众对部分高校教师的额外高收入有很多意见，这也是应该纠正的。受到社会抵制和谴责的应该是非法收入，而不该将矛头对准一些教师的合法收入。（陈怡 邢佰英）
还是现在的收入最满意
——一位老教授所经历的高校教师收入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鹏教授（根据本人意愿，用化名——笔者注）195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当时他每月的工资只有约60元。1953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作为助教，每月的工资被调整到85元。之后，他又调回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那个时候，这样的工资算很不错了，此后的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工资都没有这么高，大概每月仅三四十元。”王教授介绍说，到了1954年，他被定级为讲师，每月工资也随之升到106元。这个工资数他整整拿了25年，直到1979年才有所调整。这期间他的职称没变，工资也没变。
据他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初，高校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最多是因职称高低而收入有所不同。当时即使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宽裕，但心态普遍平衡，因为全国上下都是这个样子，拿着死工资，穷都一样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稿费收入算比较高的，作家的收入不错，如果教授业余写几篇稿子的话，也会增加一些收入。”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段“脑体倒挂”时期，王教授回忆起那个时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老师的不如开理发店的……”那个时候，很多教师都愤愤不平，觉得社会分配不公，不按劳付酬，教师职业也不受人尊重。
据了解，“文革”前，教授的工资能达到工人工资的10倍，而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工资多年得不到调整。那时，大学教师的工资大致是：教授月平均工资220元，副教授月平均工资164元，讲师月平均工资106元。与当时社会上的工人人均工资相比偏低，出现了“脑体倒挂”。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校园也兴起了“经商热”，个别教师靠倒卖钢材、炒股发了大财。有的教师开始下海经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育市场的需求增加。王教授回忆，当时不少教师也开始利用假期去校外给辅导班讲课，或编书出书，做起了兼职。财经、法律院系的教师出去赚外快的人很多。那个时候，大学教师之间的收入水平逐渐拉开了距离。
近10年是教师工资增长幅度最大的时期。1993年10月至2001年10月，共调整了5次工资，每次涨工资的幅度均在20％左右。现在高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比1993年增加了1.2倍。
如今高校教师的薪资情况一般是：助教的工资每月1000余元，讲师每月2000余元，教授、副教授每月三四千元。制度性工资的差距也就是这些。“而一旦加上各自的灰色收入，教师间的收入差距将达到5倍以上。”王教授表示。
近年来，对于不同职称的教师，制度性工资的涨幅也出现了差距拉大的趋势。2001年的一次工资调整，不同于以往，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工资增加幅度逐渐由递减变成了递增。
在网上看到阿忆的文章，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王教授很理解青年教师面临的经济压力，他说，一些高校教师因为房贷压力和子女教育经费压力，对工资状况不满挺正常。但他认为，教师整体的收入水平相比以往已经提高了很多，比社会上很多群体都要高。他觉得，自己从事教学50多年来，说到经济收入还是如今的最满意。
本报北京9月24日电（邢佰英）
链接
一篇博客文章引发关于教师工资的讨论 http://www.meide.org/html/2/2_itemid_385.html
TAG: 焦点热点 教育教学 阶层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