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我回深圳。”李玮峰完全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你怎么落单了”的问题。
在此之前，他还被候机厅中另外一个人拉住了一起合影。
旋即，他消失在候机区。
李玮峰可能意识不到，20年前，以他现在的球技，他能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很小。那时候，即便是在火车站，他也不会被认出。
李玮峰出生于1978年12月1日。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
5个月后，《读书》杂志创刊。
在创刊号上，一篇由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在当时的中国大地引发了巨大反响。那是一个在人们潜意识里禁区颇多的年代。
也正是这篇文章，让李洪林成为了当时的名人。这在今天也是无法想象的。以一个30年的视角来看中国人成名的演进史，其中自然便有无数“无法想象”。
从此，如同那篇文章写的，禁区越来越少，而中国人成名的机会则越来越多。
中国人成名的方式，在1997年有了巨大的改变。
1997年，11月2日，凌晨两点15分许，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一时刻，王峻涛用笔名老榕，在四通利方的体育论坛上发了一张帖——《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
从那一刻开始，这张被记入历史的帖子开始成了一个传奇；新浪网也是在这个帖子引发的轰动效应下，提前9个月诞生了。
“不会吧？有那么严重？”王峻涛对《新世纪》周刊说，他并未意味到，他站在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上。
稍微一解释，王峻涛接受了——在他之前，名人没有海选，在他之后，海选名人已经自然而然，“听上去还是蛮有道理的，我还真一不小心站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位置了。”
这张帖子，在四通利方升级为新浪网后，搬过一次家，现在的地址是：forum.sina.com.cn/bbs/2005/0713/201532.html。
任何一个人，只要键入这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代码，就可以回到中国人成名史的一个转折点，并且再次参与到历史中。
富人成为名人的转变过程，或许更能说明这30年的社会变革历程，没有任何一个名人领域引发的争论会比富人阶层更多。
有钱，就能成为名人，俨然颠扑不破的惯例，然而在中国大地上，这个惯例成立的时间还不到10年。此前有钱，要藏着掖着，虽然早在8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都在传说着谁是万元户了。
张果喜在1983年就宣布自己身价3000万美元，当时就有评价，认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现在是江西果喜集团董事长。
从个人财富来说，张果喜的轰动效应是一时无二的，然而张果喜却回忆到：1976年底，我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轰动，有领导来厂里视察的时候批评我说，谁让你赚那么多钱？
然而世界对张果喜的评价却很高。1993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能够获得这样荣誉的中国人并不多，1996年是李嘉诚，2002年是钱学森。
但他引起的效应远不如傻子瓜子年广久，同样因为财富问题，傻子瓜子成了一个时代思想交锋的坐标。
因为傻子赚的钱太多了，在思想没有开放的时候，这种财富几乎被视为洪水猛兽。有人要“动”他，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傻子瓜子不能动。他曾经多次提到过年广久的名字，分别是在1980年、1984年和1992年的南巡讲话：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即便现在简单叙述，也不难体会当时的惊心动魄。
傻子之后，财富人物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今年4月底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的慈善晚会上，一袭白色连衣裙的超女张靓颖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同唱一曲。在距离她不到十米的地方，看到她那青春的脸上，鲜活地跳动着生命的光彩。
成名，真好。
刘心武：与时俱进的成名曲线
与大多数如流星般消隐于“伤痕文学”浪潮中的作家不同，刘心武永远赶得上新来的浪潮
1997年，时年35岁的刘心武自称诚惶诚恐地把《班主任》的手稿塞进了邮筒。这时，他刚刚以一名普通编辑的身份调入北京出版社。此前，他自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后，便在北京13中教了15年的中学语文，住在什刹海旁柳荫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中，即使在文革中，也从未中断作家梦。
与此同时，北岛自掏腰包，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当芒克亦想效仿之，却发现自己在白洋淀的破船上和沙龙聚会后的酒桌上胡乱写下的那些诗早就丢光了。只有赵一凡还保留着这些写在废纸上的诗，这既出自他保留一切历史资料的习惯，也因为他似乎早就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出名。
同年10月，在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所传达的文艺创作新精神的指引下，《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一个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特别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表示了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以控诉文革暴行为主题的《班主任》，被认为十分符合新的文艺创作精神，就这样被选为文艺创作新方向上的首部力作。而用如今的眼光看，这部以控诉代替叙事的小说，更像一张变换了斗争对象的大字报。
《班主任》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最为著名的是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声，藉此一呼，万众响应。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短篇小说《伤痕》，所谓“伤痕文学”由此得名，又如《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回溯文革创伤、声讨四人帮暴行的檄文均甫一付梓，便应者如潮。但是，与一切潮流过后能够留下的印记相似，人们只记住了千层浪中的第一个浪花――《班主任》正是这一浪潮的发轫之作。不过，与大多数如流星般消隐于“伤痕文学”浪潮中的作家不同，刘心武却永远赶得上新来的浪潮。
时值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王蒙等展开“伤痕文学”这一“简单粗暴式”的控诉叙事的反思运动之后，文艺创作崭露了新的创作方向。同样由王蒙在前端扯起大旗的“现代主义”创作成为新的时尚，另两股几乎并起的风潮则是寻根文学与纪实文学。
“《钟鼓楼》是一种照相现实主义式的创作，就像《父亲》一样。”刘心武是如此评价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钟鼓楼》的。在文艺理论的教科书上，所谓照相现实主义是与批判现实主义那种落后的创作方法具有本质区别的，照相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类，甚至可以归为后现代主义中的一类，至今也不过时。刘心武的《钟鼓楼》不仅符合潮流，亦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官方最高殊荣――茅盾文学奖。
1985年，在由王蒙主导的《人民文学》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期中，集中刊载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及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具有现代派特征的作品，标志着新的文化潮流的汹涌而来，该期亦包括刘心武纪实文学作品《519长镜头》，纪录了中国足球迄今最大的一次球迷暴乱。在几无新闻可读的彼时，此“深度报道”以其时效性，令刘心武再次名声大噪。此后不久，他更接替升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入主《人民文学》。但却在随后一期的民族文学专号中，掌控失策，导致停刊风波。刘心武的个人命运也随之陷入低谷。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和所有失意作家一样，刘心武鲜有作品发表。昔日发行百万、作品振聋发聩的《人民文学》亦已垂暮年年，惨淡经营。曾经的文化明星们，如今成了时代的弃儿。只有电影导演和电视明星，才继续享受着成名的荣耀。但新的时代却再一次证明，刘心武永远赶得上新来的浪潮。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刘心武的身影开始在电视上时隐时现，但是，他在北京电视台的建筑讲座并没令其受到更多的关注。
2005年，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成就了歪批三国的“学术评书”易中天，亦重生了趣话红楼的“电视作家”刘心武。
“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
刘心武以其在上世纪90年代自创以研究秦可卿为解码的“秦学”一派，在央视成功上演一场揭秘红楼的演义，并因此成为
“2005年度中国文化圈”中的焦点人物。
而此后，红学学会一干老先生们愤愤不平的一番声讨，更令刘心武的成名曲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一系列趣话红楼的著作，若计盗版，销量可超百万。
在王府井书店的签名售书会上，人头攒动群情热烈之势，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中的任何一场演讲。而穿着毛衣的刘心武为望不到尽头的粉丝们签名，大汗淋漓之下，其“超级粉丝”安徽某电器公司销售经理则一直肃立于侧为其义务扇风驱热。
另一方面，来自外交部的官方邀请，令总喜爱诚惶诚恐的刘心武彻底解除了来自红学派大批判的精神压力。
据刘心武自称，“2005年11月15日出版的《红楼梦》学刊第6辑狠批我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揭秘》讲座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对此我感到有精神压力，但不久我应邀到外交部作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李肇星部长那天中午到机场为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送行，下午两点还专门来听我的讲座，他们把演讲安排在外交部里的新闻发布厅，还征得我同意进行了录像，说将刻为光盘，分送到各驻外使、领馆，作为外交官进行文化外交的一种参考资料。我觉得这是对我研红的喜欢与支持，解除了精神上的压力。”
当刘心武如此成功圆满地再次回到时代大潮的浪尖上之时，他却依然表示出那一如既往的懊恼之情，“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到中央电视台讲。这些轰动并不是我所追求和需要的。”也许，这种低调就是与时俱进的成功曲线的一个拐弯。
如今江湖人称“刘师”，远离城市喧嚣，躲进温雅的“温榆斋”小楼的刘心武一直喜欢强调，他既无官方经费，也没有什么学会的编制，更没什么头衔。
但是，他却比那些拥有官方经费、顶着官方头衔的人，更受官方传媒的青睐，无论是80年代万众瞩目的《人民文学》杂志还是在新世纪掌握强势话语的中央电视台。尽管，一向低调的“刘师”，一直喜欢强调，他喜欢边缘化地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
马胜利什么都不说
石家庄市栗新社区是1997年建成的一个居民区，以前这里大部分住户是原来姚栗村改造时的返迁居民，但是南三条地带繁多的商埠，使这一小区又加入了新的成员，“很多外地客商――你也看过鞋城了――在我们栗新小区租房，老住户有的搬走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老名人，你要找的马胜利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社区居委会主任吉立钢很为自己服务的社区自豪。
“马胜利不在家”
楼梯过道上盖满了无所不在的“通下水道”及电话号，在一处挂着伊斯兰文吉祥文字的居室前，敲开马胜利的家门。一位中等身材的老人警惕地看着访客，听说“来问候马胜利老师”，老人忙说：“好、好，他身体挺好。今天马胜利不在家，他回老家去了，你找他干啥？”当老人得知二十多年前“一包就灵”的风云人物一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承包的一个标志，仍被媒体所记忆时，忙说：“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你们别再找他了。”
关上的门再也敲不开，只有隔着一堵保险门的对话：“他什么都不想说，他也什么都不会说。”
马胜利什么都不想说，这并不是秘密。在回忆录《风雨马胜利》中总结自己失败时，将原因归为个性张扬、个人英雄主义的马胜利，终于在几度个人与“江山”的沉浮后，改了秉性。什么都不想说了。
马胜利可以不说，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国企从计划年代走向市场的艰难历程中，抹不去这个人的痕迹。
英雄当年
“厂长马胜利”的铜牌从1987年一直挂到1994年被勒令摘下，石家庄造纸厂8年辉煌也在此时走向熄灭。而10年前的1984年，这家难以为继的国营厂被销售科长马胜利承包，他以“大字报”形式《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提出承包造纸厂，年上缴利润70万，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一人一年以70万之巨的利润上缴国家，在中国人还不懂得把市场脉搏的1984年，的确骇人听闻，有人以为是狂言，有人以为是戏言。直到今天，在由造纸厂宿舍楼院墙改成的低矮门面房前，一些看守着自己摊位的马胜利的前同事，还会用“吹”“爱吹”“吹大牛”这样的词来回忆他。
高调的马胜利在第一年的承包完成了140万元的利润。媒体在改革开放之初营造的轰动效应再一次显示出来：新华社《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被全国各大党报刊载后，河北本地和邻近的省份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向马胜利同志学习”的活动。“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的先行观念、“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前卫做法令人耳目一新。而一年完成利润1
40万，则具有令人不敢再生疑的说服力。
也正是这一年，1984年6月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1984年的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改革进程已经到了从以农村为重点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战略转移阶段。
两年后，胜利中人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决定承包20个省、100家中国造纸企业，这是一项带有“中国”名头的工程，全称叫“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没有人怀疑他的托拉斯梦想，毕竟这是一位曾4次受到邓小平接见的企业家、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轻工劳动模范、中国优秀企业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唯一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两次获得者。
那年60岁的作家高峰在她获《长城》中国潮征文优秀作品奖的《马承包新传》中，真实地记载了马承包所到之处引起的轰动和马氏的魅力：“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这种如痴如醉不是个别现象，在马胜利全盛时期和石家庄造纸厂最辉煌的年代，马胜利做过600多场演讲，他不光说，而且做，签订了数10份承包协定。“一包就活”和“一包就灵”，似乎成了中国中小型亏损造纸厂的包治百病的仙丹。
是人不是神
“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了，这一天是1988年1月19日，出席集团成立大会的市长，发言很实在：马胜利是人不是神。
马胜利在很多场合被称为中国承包第一人，他个人也没有否认过。事实上，他不是第一个承包国企的人，甚至在时间顺序上不是个人承包企业的前几名，在他的前面已经有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步鑫生、有搞内部职工入股的鲁冠球等人。早在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中期至年底掀起的第二轮企业承包高潮中，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有78%实行了承包制。
但马胜利的确是因为承包制而最受人关注的人。
曾经使全中国企业都知道了“马承包”的是各大报纸，在马胜利的百厂承包进程中出现问题时，使他雪上加霜的，又是各地党报。随着贵阳造纸厂、烟台造纸厂等厂家与马胜利协议的落实不力，《贵州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报道，文中一些不甚认真严格的调查，被各媒体转载后，马胜利的下坡速度和上坡速度几乎一样快。1
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5年石家庄造纸厂资不抵债申请破产，当时56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在上报材料中他的年龄是65岁，这一笔误被解释成“写错了”。1997年，破产企业石家庄造纸厂被朝阳企业集团公司接收，同时接收的，还有864名原造纸厂职工。
与鞋无缘
从马胜利家的小区向南不到50米的向阳路上，是“中国南三条鞋类专业批发市场”。但是，马胜利在他此前18年中曾经历过的最难的时期，也没有在家门口摆过摊位卖鞋，他似乎与鞋业无缘――即便是2004年春天，他与青岛双星的短暂姻缘中，马胜利也不是和鞋子打交道。
当年，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海聘任马胜利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汪海，是与马胜利同年的1988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这一年评出的20名优秀企业家，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企业家这一概念，当年的媒体称“第一支改革‘敢死队’宣告成立了！”
2004年，这批人被杭州青春宝集团的冯根生请到杭州，举办了一次被外界称作“西湖论剑”的研讨会。正是这次令与会者和社会各界感慨的聚首，让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重新审视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艰难。巨大的落差使马胜利这位情感激烈的燕赵汉子痛哭失声。而汪海当场“包”下马胜利，也成为出人意料的一个戏剧性插曲。后来人们看到，为了拓展双星的产业渠道，也为了使马胜利再出江湖，他“包”了马胜利，并成立了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踌躇满志的马胜利当年6
6岁，壮心不已地对媒体称一定抓住人生最后的机会拼一把，他乐观地对自己承诺5年以后成为“亿万富翁”。
但此后不久，马胜利之于双星的关系无疾而终，至少，这一次在媒体上没有引起波澜。
《商界名家》杂志的李玉申曾经就此事件对双方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马胜利和双星的合作确实“不太顺利”；报道中的
“双星集团和马胜利曾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事实上当时没签，后期也无进展；个中原委，“大概只有汪海知道”。
众说纷纭
当年跟随马胜利一起结束造纸厂生涯的864名职工，有的后来被历次接手的不同公司一万多元买断工龄，有的每逢年底都要面临一次结束合同的商议，现在还留在工厂原址上班的，只有100多人。
从马胜利所住的栗新小区向北3公里，是石家庄造纸厂宿舍大院，宿舍外墙真正地被全面承包，挨门挨户的综合维修部和综合服务部、日常小卖部都是造纸厂下岗工人目前的营生。其中一家“胜利纸品”，与马胜利并无关系，“只是这么叫法，那王胜利、刘胜利还多着呢”，摊主说。
人们至今还有兴趣谈论他和他所处的时代。
“他这人喜欢吹，报纸也喜欢跟着吹。”
“那时候正赶上政策的需要，后来他不行了，政策也不需要再吹他了。”
“工人也没啥要求，就是想有些实际的东西，不能给咱带来实际，谁会说你好呢？话说回来，马胜利他不贪污、不腐化、利润全都上缴国家。奖金也扶贫了，就是没能给工人带来啥好处，他自己也没落到好处。他承包的最后一年，咱们奖金也取消了，是吧？”
“其实当时的情况，也是大形势下的必然，那年正赶上原材料涨价，出现行业性大滑坡，马胜利承包的厂子又太多”。
“老马在咱们小区住了十来年了，他是返迁回来的。人很随和，他现在比较低调，不太来居委会，见面大家打个招呼，每个月的退休职工认证，都是老伴替他来，他们家是军属，老伴经常来参加居委活动。”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姚国华认识马胜利多年，社区不大，从马胜利家到居委会，不超过5分钟，这短短的距离里，大家经常见面，“他不提的事，我们也不问，看样子他心情还是不错的，这就行了”。
史玉柱：名利营销术
出名，成了史玉柱一张成功的营销牌他恍若一个离开尘世又重新归来的人，被社会和媒体看作已经牺牲但又奇迹般复生的人，如果书写中国人这30年成名的传奇，一定不可缺少他，史玉柱。
从2006年春天开始，媒体难以接近的史玉柱一次次出现在北京和上海的各种新闻发布会前，为他的新产品网游《征途》作宣传，低调转高调，以及向来夸张而肯定的业务预期，
正投媒体所好，史玉柱的名字加上夸张的标题，一定会有卖点，新一轮的史玉柱媒体盛宴开始了。
而后到了冬天，史玉柱觉得自己需要低调一点，上市运作伙伴开始告诫他要少说。无论多说还是少说，都是商业需求，声名是什么，史玉柱向来把它当作商业利器使用。
1993年，他是珠海市力捧的知识分子创富明星，获得政府重奖。
1995年，他是《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上的第八名，而后他也没有辜负“杀富榜”的恶名，在两年之内破产了。
2001年，他宣布要做有良心的富豪，还清原先的所有欠债。同时，“收礼只收脑（白）金”蝉联了四年的“中国最丑广告”。
2005年，在教育界一路追杀“网络鸦片”，推广“网络防沉迷系统”的年月，他转身进入网络游戏这个和保健品一样“没营养”的行业。
何谓时代的“风头浪尖”，看史玉柱的坐标就知道了。
第一次成名――知识的力量
小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一名陈景润式的科学家。
1980年，史玉柱以安徽怀远县县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他的数学高考成绩距离满分仅差1分。
但真正接触到高等数学后，他基本放弃了这个远大理想。“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后来他选择了计算机数学。再往后他毕业分工到统计局，努力工作得到单位表彰，然后结婚，读研究生。
然后，四通公司的成功触动了史玉柱，1989年他下海了，投入了计算机软件行业。他所做的第一份工作是把打字机的功能放到了电脑中，丢弃了当时一台电脑配一台中文打字机的状况，这就是桌面中文电脑软件。他后来把它注册为“汉卡”，在中文电脑启蒙时期，这是非常著名的软件。
在史玉柱下海前后，中国流行民谣“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为了扭转社会认知偏见，珠海市于1992年开创了“重奖科技人员”的先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异于一枚原子弹的效应。
1993年，史玉柱的事业一帆风顺，巨人集团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当年销售额即达到3
.6亿元，成为四通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成为1993年珠海第二批重奖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他才29岁，成为国人之榜样、时代的标兵，光环笼罩下，几乎看不到缺陷。
第二次成名――72层虚妄
在史玉柱破产之后，一个曾经多次采访过他的记者对其失败总结出的教训是：“企业家要远离政治。”
当时的珠海以创办明星城市为发展的动力，珠海市长梁广大看中了史玉柱的榜样潜质。知识分子+亿万富豪+高科技+不到30岁，这在当时的中国有巨大的榜样效应。习惯于为人民树立榜样的中国政府看中了史玉柱，其时中国正蒙受着“读书无用论”导致小学生入学率走低，以及优秀人才大量流失到国外的双重教育危机。在这样的年代，史玉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榜样人选，他不仅成为珠海的明星，还要成为全国的榜样。
当时的史玉柱，正带领他的团队进军各种行业，不仅做软件，还做保健品、服装等十多个行业，这是中国企业扩张初期常犯的一种毛病，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好，于是干脆什么都尝试，看见有钱赚就投资。
高度扩张中的巨人集团准备建一栋办公楼，起名叫做巨人大厦，这就成了史玉柱的陷阱。最初，这栋办公楼只准备建1
8层，但是，这件事情被珠海市长梁广大知道后，这栋楼就开始一步步拔高了。梁广大的意思是，珠海要争做世界新的大都市，而史玉柱要争做中国的新典型，因此，巨人大厦要争做中国第一高楼。
那时候，整个中国都在由过热的经济锅炉带着跑，房子建多少卖多少，由霍英东创造的卖楼花方式大行其道，而珠海更是炙手可热，许多大项目都在开工，比如跨海大桥、国际机场等等，巨人大厦，只不过是这许多“第一”中的一个。
史玉柱并没有意识到，他以及他的巨人集团，就这样被一步步人为拔高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珠海并没有成为世界大都市，巨人大厦也没有盖起来，巨人集团反而被这计划耗资12亿的72层高楼拖垮了。
盛名之下，曾经给了史玉柱许多好处，巨人集团在珠海，处处受到政策优惠，巨人大厦要修全国第一高楼，珠海政府以几乎白送的价格批给他3万多平方米土地。在巨人集团遭遇经济危机时，珠海市长召集全市银行行长开会，要求他们贷款给巨人集团渡过难关。
可惜，声名的好处并不比坏处多，巨人集团资金周转不开，从保健品大量抽调资金，公司内部高管携款逃走等等负面新闻，随着“史玉柱”三个字，几乎在一夜间就传播开来。1
996年，巨人集团全面崩溃，史玉柱神话破灭，他把其手下骨干偷偷带到上海，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
由之产生的是社会上由史玉柱蒙难总结出的两种匪夷所思的结论，其一是史玉柱自己总结出来的“民营企业的13种死法”，另一种是“知识分子搞企业始终不行”。真正成熟的总结在史玉柱重新出山后，由许多真知灼见者反复剖析过，但是当时，可能我们国人的眼光就只有那么长的视线。
第三次成名――基督山伯爵来了
2001年2月6日，《解放日报》第4版。史玉柱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是一段话：“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复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伴随着“还款义举”，史玉柱重新走进公共视线，谈笑风生。同年11月26日，第一次被特邀参加全国工商联大会的史玉柱被选进了全国工商联的执行委员会。
从公共视线里消失的这5年，被史玉柱称为“复仇”，或者称为“东山再起”的5年，他原本计划用10年的时间，把巨人大厦欠下的债务全部还清，最后只用了一半的时间，而他还清债务的钱，源自中国3
岁小儿能闻之起舞的“收礼只收脑 白金”。
现代版经济界的基督山伯爵，由史玉柱成功演绎，他成就了中国商人一种典范：你要光明正大地站起来，就要对此前的失败负责。
然而，对他的评价也日渐苛刻，权威的《财经》杂志分析认为，史玉柱之所以还钱而不是选择破产，只是为了能顺利而正大光明地接管脑 白金系列产业，以及重新走到台前。而一名叫何学林的策划人出书说，所谓还款义举只是他和史玉柱一手策划，其目的是为了转移当时媒体对脑 白金的科学依据和营养价值的怀疑，即所谓的“危机公关”。
对史玉柱的形象，从此定性在半红半黑之间，不管他做了什么，都被认定为出自商人逐利的本能。保健品已经被认定为暴利行业，而且他那个得意的脑 白金广告，从1998年轰炸国人直到今天，多年蝉联“全国十大最差广告”的称号，而史玉柱谈起这个广告来，依然谈笑风生。没有声名之累，史玉柱如鱼得水，在2001年底卖掉“脑 白金”后，他给中国观众奉献的是另一个依然毫无营养的广告，里面只有两盒药和反复吟唱的4字台词“黄金搭档”。
第四次――网游
今天，人们听到史玉柱再做什么，估计都不会太吃惊了。
从2002年以后，史玉柱转型做投资者，有意转向幕后，但这一次，为了他的新产品《征途》，他又一次站出来，利用自己的声名造势。为了引发话题，他拿自己和陈天桥，和丁磊的游戏作比较，至于金山，他甚至都不认为在一个对话平台上。这种蔑视遭致金山公司的反击，双方口水战打了2006年整个夏天，以史玉柱惊人的收益纪录收场。
从电脑软件到保健品房地产，再到网游，史玉柱一直说，这是无意识的选择，是送上门的机会，即使是这样，他也选择了一个时代的风头最健、最容易产生暴利的行业。
一般从事某个行业的人，都乐于夸耀自己是这行业的权威，但史玉柱从来不。他所做的网游从画面、设定、格斗等等各方面来讲，都像是几年前的产品了，但是它能赚钱，比那些更精致更消耗电脑内存的网游赚更多的钱。
他一向并不强调内在，而是强调营销，不突出过程，而突出成功。他曾经沉水，又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浮了上来，并以此重新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因此，他不可能像别人那样，一边使用，一边又蔑视这种让他上升的力量。“哪怕失败，它至少也带给你失败的机会。”他这样看所谓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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