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大大小小的荣誉和头衔都放在杨国锋的名字前面，那会冗长得让人失去耐心。简单地说，他是一个影响过许多人，如今身陷困境，依然雄心勃勃的农民。对一个农民来说，他最不缺少的就是荣誉。
杨国锋今年52岁，家住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每天下午5点左右，最后一班通往县城的中巴车会从他的家门口驶过。他成天待在那座生机与破败并存的庭院里，构想着一个让国家总理都睡不好觉的问题。
“如果全国10亿农民都来学习我的模式，国家每年可以增收5000亿元至1万亿元，那三农问题不就容易解决一些了吗？”杨国锋觉得，他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推广中心，来推广他的生态农业模式。
可以质疑、讥笑，但是，他不会允许别人怀疑他的真诚。这位曾经名躁一时的全国农业典型人物，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一个农民打给中央的紧急报告
在杨国锋的“办公室”里，瞟一眼贴得满墙都是的奖状、文字和图片，他就会一扫心中的阴霾，对未来充满信心：“我这个项目很有发展前途。”
他翻出一叠草稿纸，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关于曾受联合国、农业部考察推介的杨氏生态农业模式的建设发展向党中央的紧急报告》。
“你觉得这个标题怎么样？帮我想一想，取个什么更好的标题呢？”他热情地凑近记者，递过一支圆珠笔。
杨氏模式，“以种植业为基础，养殖业为主导，沼气为纽带，以保护环境为核心”，把鸡、猪、鱼、沼气和蔬菜、水果等串在一条链上。“紧急报告”提出一个设想，首先成立“全国杨国锋生态农业模式开发联合协会（发展基金）”。他解释说，这是为了加快生态农业在全国的推广，“争取每年向中央提供两三条可行性建议”。
他希望建立一个高标准的示范基地。一栋综合楼，要有会议室、展播厅、活动室、员工宿舍。同时在全国创办以会员为主体的生态农业模式的试点，“不然的话，各地的人只能到我这里来参观、学习，成本太大了”。
如果梦想成真，报告的起草者一定会喜滋滋地换下那块挂在门口，已经褪了色的招牌：“桃江县国锋生态农业模式研究所”。
“研究所”里的电话在两年前就已停机了，“因为没钱交话费”。他的妻子兼助手张建珍，两年前开始在镇上的一家小手套厂打工，带回家一堆堆皮料，用剪刀裁成毛胚。这个曾经的县市两级“三八红旗手”现在一天大约能挣十几元。对于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再谈。
困窘不会影响杨国锋的自信。“这个项目并不大，只要不到一个亿的资金就可以做下来。”他这样说，绝不是在开玩笑，他“恳请”中央支持他一大笔资金。
记者问他：“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他激动起来，扯着大嗓门说：“我这个项目中央不支持，说不过去。理所当然地要支持。”“我请求在一至两年内实现。”“这不但是在支持一个典型，更是在肯定一个方向。”
这是他第二次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央。3年前的9月底，他以全国农村青年科技示范户标兵、省级劳动模范等多个身份向中央寄去了一份“紧急请示”。
仅读过初中的杨国锋在4000多字的“紧急请示”里用了10个“十分”来强调其事业的重要性：权威机构十分肯定、新闻媒体十分关注、探索奋斗十分艰难、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示范作用十分显著、生态效益十分理想、社会意义十分深远、党政领导十分关怀、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请示要求十分紧急。他希望中央能将他的模式“作为国家级的项目”来规划。
情况并没有朝他设想的方向发展。农业部来过一封信，感谢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贡献，并嘱咐“具体问题找湖南省农村能源办主任解决”。信中附上了该主任的电话号码。
他迫不及待地拨通电话。对方称“很快就开会研究”。但他等来的却是一个略带愠怒的声音，“你怎么知道胡主任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给她了。”县委农村工作办的一位负责人在电话中对杨国锋说。
市农业局一位副局长也带人过来考察。副局长在杨国锋声名鹊起的时候是桃江县的团委书记。他后来给杨国锋打来电话，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项目要真正有所影响，还得通过媒体才行。”
当时益阳市主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张硕辅，在2004年的国庆节后看到了杨国锋写给中央的材料。他“很有感触”地批示道：“这么有名的劳模，为什么我到益阳工作了10年多竟不知道？”他要求市农办会同桃江县委、县政府对此人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客观的了解，“并将结果告我”。
结果是，县农办的同志把杨国锋请到办公室，招待了他一顿中饭。吃饭时，农办的几位工作人员，“没人和我说话”。杨国锋的“壮志”，县农办的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觉得很好笑”。
熄灭的沼气灯和不灭的生态梦
在一座两米多高的围墙里面，有一块并不宽阔的水面。十几年前，那是一个热闹的水生动物世界，鼎盛时期有几千尾鱼，几百只鳖，如今已废弃。鱼塘右边，曾经生长着118棵橘树，而今只剩下4棵。仅存的几只母鸡在地里啄食。废弃已久、散了架的鸡槽，原本和鸡笼联成一体，放置在猪栏上方。猪吃鸡粪，是杨国锋夫妇的偶然发现。以鸡屎为食的猪“皮肤红润，毛色发亮”。
猪栏里早就听不到猪叫声，堆满了干柴。杨国锋家有过将近10年没有烧一根柴的纪录。当着记者的面，杨国锋用火钳夹着一根树枝往灶膛里送，圆圆的脸上露出无奈的笑，“没办法，沼气池漏气很严重，做不了饭菜。”
鸡粪养猪——猪粪进沼气池——沼气渣养鱼——鱼粪和淤泥用来培育果树和蔬菜，这个成就了杨国锋的生态农业模式，链条中断已经10年了。
22年前，当县农委的樊威廉发现那个完整的模式时，“心中一动”，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农民日报》上，称之为“循环养殖法”。
68岁的樊威廉回忆起往事，还很兴奋。1986年3月，农牧渔业部粮油研究所一位沈所长率考察组来到了桃江县。他们一到杨国锋家就不愿意走了，“老樊，我们就搞透这一个好不好？别的地方不去了。”所长对陪同的樊威廉说。他们原计划要走访8家农户。
所长的评价很高：“杨国锋生物工程是一个方向性的立体农业开发典型，是立体农业的一种最好模式，在我国江南一带具有普遍推广意义。”并总结了八大特点。考察一结束，樊威廉就把所长的话印到了简报上，送给了县委书记龙武扬。“这个模式推广起来农民容易接受，建议你们下狠心抓一两年，将是全国的大典型”。书记很感兴趣。
几个月后，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杨国锋被邀请参加了“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
“欢迎来自毛主席家乡的青年农民杨国锋做生态农业经验介绍。”大会主持人这样介绍杨国锋，会场一片掌声。杨国锋有点紧张，想努力说普通话。但语速一快，县农委撰写的报告全成了桃江方言。主持人不得不几次提醒他：“慢一点，慢一点，别人听不懂。”
会后，山坳里的杨国锋迅速成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生态农业模式得到了农牧渔业部的认可，并向全国推广。一系列荣誉接踵而至。一切似乎都来得那么容易。
但起步是极其艰难的。1984年12月，杨国锋向区领导表达了进行生态农业试验的决心。区领导以财政担保为他在银行贷款1．5万元。当时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20年的工资。
村里人在准备迎接春节的到来，杨国锋拆掉了家里的两间旧木房，为的是“不给自己回旋的余地”。他带着妻女住到了一块烂泥田边，3根木头搭上几张竹席，就成了新家。两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不足1岁，常常冻得浑身发紫，哇哇大哭。
这对年轻夫妇开始排水、挖井、挑泥。4个多月，两人都瘦了20多斤。他们在“一个不可能打出沼气池的地方”建成了两个池子、一口小鱼塘。
杨国锋至今难忘第一次点燃沼气的情形，“火苗蹿起一尺多高，是天蓝色的，很漂亮。响声很大，像刮风一样”。用这种火做一家人的菜，只要十几分钟。
尽管在这一年，桃江县已经建成了350个沼气池，但对于地处偏远的红云村来说，这个天蓝色的玩意儿还是第一次出现。一位村民怀疑那不是火，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只听得“啊”的一声叫，猛地缩回了手。众人哄堂大笑。杨国锋的妻子炒了几个鸡蛋和蔬菜，热情地招呼前来“看新鲜”的村民。有人试探着把菜夹进嘴里，慢慢咀嚼，一脸的不放心，“不会有毒气吧？”
从1985年的这天起，杨国锋一家告别了柴火。原本光秃秃的几亩责任山，后来“绿树成荫”。当时的红云村还没有通电，夜晚漆黑一片。只有老杨这里，7盏沼气灯通亮，“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发电站”。
一盏沼气灯悬挂在鱼塘中央。大大小小的飞蛾、蚊虫扑过来，碰到烧得通红的灯罩，掉进水里，数不清的鱼儿汇集过来，争相吞食。这成了那些百无聊赖的夜晚的风景。杨国锋哈哈大笑：“那时候，夏天睡觉都不用蚊帐，蚊子都喂鱼了。”1985年，杨国锋卖出100多头猪、几百只鸡、500多斤鱼，创造产值3万多元，纯利润达到8700元。1.5万元的贷款连本带息都还清了。
而现在，不管是在猪栏附近还是他家的客厅，记者都难逃粗壮的蚊子的叮咬。1993年，杨国锋家的沼气灯熄灭后再没有亮过。一盏沼气灯被塞进破旧的塑料袋里，布满了灰尘。他拿着它，眼里闪着光，“我不甘心，我一定要让它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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