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经济学
腐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触目惊心的政治与社会现象，这其中，一些企业家贿买权力，乃是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腐败都会受到谴责。但奇怪的是，在过去十几年，某些经济学家一直在为这种政商交易的腐败辩护，或者简直可以说，信奉市场的主流经济学一直默认这种腐败的正当性。他们认为这是通往他们所想象的天堂的必由之路。但是，他们能够到达自己的天堂吗？
历史必然性？
诚如张维迎教授所说，在市场经济国家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中国则被一些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需要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当然，我要补充的是，还有一些人更聪明：一些政府控制企业进入或实行严厉管制的部门，这一制度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入者都是幸运的垄断者。假如通过贿赂相关官员得以进入该领域，就等于获得了一种垄断特权。所以，有些商人不仅在购买本属自己的权利，还在购买特权。
如此腐败的根源，当然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就意味着，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有人去改革权力控制资源的体制本身。人们一直期待这样改革，将其称为“攻坚战”。但是，既然这些官员能够从这种转轨的中间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那他们自然倾向于把这个攻坚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往后延宕。
对此，主张人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感到惊讶。但经济学家终究还是十分着急，因此，张维迎教授回忆说，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就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那么，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张维迎解释说，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
不过，在很多时候，这个论断却具有另外一种含义：在当下的体制下，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就在最近，张五常教授仍然这样说。张五常教授当然知道权利的重要性，希望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道路上去。问题是，权力如何肯让渡出自己控制的资源？一个简单易行并且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赎买。因此，腐败有助于中国转型。
由此再迈进一步，那就简直可以说，腐败在当代中国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既然它是一种历史必然性，那人们就不应当对其说三道四。相反，人们应当恭顺地接受它，明智的人，比如经济学家，看到私人企业家用金钱打通了管制的僵硬大门，纷纷欢呼起来。
这些经济学家本能地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信徒，其实在学校大家学的都是这一套。这种哲学教导人们，历史上的善其实都是通过恶的力量实现的。假如最终达到了善的目的，那恶的过程就完全可以容忍，甚至本身就是善的。比如，古典史学的共识是，秦始皇是个暴君，其专制应当予以谴责。但接受了现代哲学训练的历史学家却颠倒了这种伦理学，普遍赞美起秦始皇来，因为据信，始皇的专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类似地，有些经济学家也通过历史必然性这一概念，成功地对腐败进行了一次伦理漂白，他们提出了“腐败有利论”或者“腐败有功论”。腐败最初不过是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到这一步，腐败本身就是好的、正确的、善的。相反，禁止腐败、打击腐败，反而被某些具有经济学心灵的人士指责为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物质主义的心灵
经济学家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腐败正名，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的价值排序中，经济增长居于首要位置，而腐败是在那种制度约束条件下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方案。
经济学从一诞生起，也即在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那里，就以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其首要的研究主题。
因此，经济学的心灵自始就是物质主义的心灵，就是把物质财富视为人世间最为重要的价值，并视为其他价值的前提。比如，大约只有经济学家会说，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制度，经济必须增长到一定水平，人民必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当然，这样一种观念，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这种常识乃是近代以来经济突破瓶颈出现“增长”的精神基础：增长是一种近代现象，在前近代漫长的历史中，是不存在经济增长这回事的。
因此，在经济学家、或者在所有具有现代性的心灵看来，经济与财富的增长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它要求在任何制度条件下实现自己，而不以人的意志、也不以制度为转移。如果政治、伦理、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正好适合人们追求财富，那就是最好不过；假如此类制度不合适增长，那就对其进行改造；如果制度的惰性太大，那就贿买它。
此时，贿买活动实现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则在这种交易中一些官员践踏权力伦理、部分企业家践踏商业伦理，就是无关紧要的。
正是上述历史哲学及物质主义的心灵，塑造了1990年代以来的某种腐败的精神状态。一旦腐败变成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并由此免于道德上的责难，甚至更进一步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则腐败的普遍化就是必然的了。
任何时代都有政府管制，政府控制也并非罕见。而且，经济学家们说得很对，政府管制也确实容易诱发腐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腐败者，不论是贿买者，还是受贿者，都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他们会以此为耻。至于社会其他人，更会对其予以道德谴责。在中国，事态却似乎已不复如此。腐败者们似乎不认为腐败是错误的，一些时候，潜规则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善恶、是非、对错的基本认知。至于民众，对于腐败只有愤怒，而没有道德上的谴责，很多人对腐败倒很能理解：在那个位置上，谁都会贪。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也会贪。或者，人家能弄到钱，那是本事云云。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之尽情释放。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够释放出来，部分是因为改革放松了管制，但管制的另一部分放松则是因为管制被腐败了。看起来，腐败确实有功。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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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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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原则，但要是真正的实行起来，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比如参加竞考国家元首时，不能让每一个想当国家元首的人都参加考试，要有一定的经历和职业限制的，并且考试的试题范围也大，内容也多，有必要的话要考几天。这就是说，国家机构每一职位竞争的条件都要有一个透明的规定。在选人用人方面要营造出让知识说了算的公平氛围，给那些学赋五车、满腹经纶、雄才大略的人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让那些人际关系在这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到这时，选出的国家元首在知识、能力上是被大多数人所佩服的。国家元首能够可以光明磊落地收徒弟了，也不再会有人说搞用人腐败了，原因是国家元首也决定不了用谁不用谁的问题。这要看学生的学习能力了。即使是形成了腐败的集团，那也是高素质的腐败集团，但实际上也很难形成的，还有法律和人民的监督。
利用电脑考试的原则，借鉴驾校考试的方法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地选才用人。应试者首先本人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再经过电脑验证当前应试者的指纹，是否与此身份证号下电脑纪录的指纹一致。否则不会进入考试系统的。这一办法完全抑制了“枪手”的出现。选才用人的公平且唯一原则，就是电脑考试，并且考试完毕后，电脑立即自动在公开的大显示屏中按分数的高低排序。不给作弊者改分数的时间。到这时，人的心态就会好了，人也只有知识的高低之分了，没有出身之分了，给每个人创造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官世袭制的腐败问题也就解决了，不可能一家祖祖辈辈都是知识能力相当高的人了。这就给每一个真正努力的人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凡是遇到职务的晋升、长工资、选才用人都用此方法，就能彻底抑制用人的腐败，就会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机构。当一个人出现错误时，不论职务的高低，了解者想说或者想制止时就都敢为了。这样的社会就会把人们扭曲的心灵回归正常，把人们的压力释放到了最低点，这样人们活着就不觉得的累了。在人才治国的形势下，社会发展的步伐就会加快，人们的幸福度就会不断地提高。此目的就是要让相应的岗位，选择当代最适合的人去领导着最适合的人工作，让一切人为的不合理的方面不干涉甚至少干涉选才用人的过程，让有钱人知道世上是真有买不到的东西。
不想多说了，让你们有学问的聪明的教授去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完善去吧！中国的脊梁们，凭你们的经验和知识水平，评判一下我说的对吗？有道理吗？我有此想法的真正目的不是想推翻当今的政权，是因为看到抑制选才用人的腐败的方法，想让当今正权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真正让有才能的人领导当代国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人打好基础。别忘了，当代人是想让当代政府领导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是想让当代政府领导当代人过艰苦的日子，为后人过上幸福生活而打工。这样每一个活着的当代人，都不会感到幸福和快乐的！！！！……就会失去人生的意义。
写得有点乱，不想整理了，真的很对不起您！我的目的只要对你们有才华的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就行了。
删除 引用 Guest (2008-6-23 13:11:29, 评分: 0 )
国家公职人员的选用是有一定条件的，怎么能让几个面试者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搞定呢。这是对知识的不尊重，更是对人民利益的一种侵犯。应该对其进行全面测试。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要求更高，怎么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呢，这些投票的人有几个人是对自己拟选对象做到了真正的了解呢，又有几个人知道国家领导人的标准呢。就拿美国民主产生的两个布什总统来说，给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呀，让多少无辜的人一命呜呼呀。别说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了，就连提职，或长一级工资，也要用此种办法进行考试，产生的积极意义是相当大的。到那时，当家长教育孩子的方法都会改变的。当今家长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是相当危险的。当前，我国公务员的录用考试办法，严重倒置，是对人民的不负责，是对知识的践踏，最后选出的不是才，而个别有权人选到了财，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在里面。应该让最后的笔试成绩决定一切。面试只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参加笔试的基本条件。要认清“根红”不一定“苗”就正。
国家那么多科研所是有能力研究出本专业、本领域及适用不同岗位要求的测试题的，组成一个大的题库。比如，人文科学研究所，对道德方面的测试题，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试题，而是要通过解决假设的一个社会问题，根据其解决的方法，来决定这个人能不能用。对于道德方面的测试题，只要有一题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解决办法，反映出被测试者道德败坏的人，就是其它方面成绩再高也不能用，这就是“高压线”，也就应了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有才无德照样不能用”的道理。这种测试的办法，要比领导用肉眼看准得多。对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脑就自动形成不同的测试题。这样还避免了性别种族的歧视，体现了唯才是举的原则，达到了人才治国的要求。人们的满意度还高，竞争对手输的甘心、佩服，赢得的满意、理直气壮。有才能的人就会理直气壮地活着，也就不用夹着尾吧做人了。在这个环境下，人们活的也舒心快乐了，就不会觉得有压力了。就会形成像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社会。
当前，我们国家是一人治国的制度，各单位、各部门的下属的工作成绩不能超出自己的直接上司。如果超过了，那些领导们就会采取武大郎开店的方式，把这个超过自己的能人治倒。当然，这些领导如果是勤政的话，那还好；如果是腐败的官员，不勤政，这个单位及国家就遭殃了。在实际上，那一个领导也不愿用千里马的。请问，这个国家还有治吗？还——有——治——吗？？？？！！！！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勤政，不谈工作，这是什么人？？一个真正为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给大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呢，怎么体现出先进性呢？难到说，当今的体制是真正为人民的吗？先进性的党，应该是积极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让人民觉得都幸福才对。现在可道好，农民的主业收入那么少，城市人买不起房子住，这叫什么呀？
利用考试的办法，就是国家首脑的孩子，也不管用，只有成绩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必考成绩相同的情况下，能吟诗绘画、善歌善舞、熟练外语者优先录用。这样才能形成学习型的社会，就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人人为了生活得更好就必须去学习，而不是去拉关系、走后门、搞腐败。这样，用人的腐败就不存在了。当前，在我国要想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就必须找关系，这是非常不对的，这样长期发展下去，社会怎么能公平呢？人们的心理又怎能不发生扭曲呢。建设学习型社会不就成了口号吗？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学赋五车、满腹经纶、雄才大略的人才选出来，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兴国的战略。发扬民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也有它的局限性，人少更要甚用民主决策。请问毛泽东领导长征时，如果用民主的方法进行决策能够胜利吗？民主并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万能钥匙”。比如，有一年北京大学的一个班的毕业生在毕业时投票选举“光华学子”时，只有一个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是两票，一个学生是零票，其他的学生都是一票。后来，当选“光华学子”得两票的学生说，他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请了跟他相好的那位得没得票的同学一顿饭。这是大骗子呀。有谁能说名牌大学的学生素质不高吗？这说明了该用民主的方面再用，不该用的就不能用。民主并不是万能的，有时是起反作用的。在共产党闹革命之初，是不能用民主的办法产生领导的，多数用任命的办法。
我认为民主选举和任命的方式都不是最好的办法，选出的不一定就是所胜任之人，有时给带来的损失是相当残重的，如两个布什总统给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呀，应该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测试。测试出来的人要比用目测强得多。就会避免那种与当初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现象出现。一个国家的元首是有一定标准的，不光是像美国人所选举的能为自己好的总统，还要领导全国人民搞好建设、处理好国际间的友好往来，这个标准也不是一个人能完全掌握的。利用考试的办法选人用人，与民主选举的办法相比：从投入上来说，是非常少的；从安全上来说，是相当安全的；从认可度上来说，也是相当高的；从选出的素质来说，在当代也是高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按这种办法选择元首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战争。职务越高，考题的范围及题量就越大，在法律上的要求也就越严格，限制他的权力，促使他发挥积极的一面，避免人民不需要的消极的一面发挥作用，多为人民办善事。
删除 引用 Guest (2008-6-23 13:10:31, 评分: 0 )
下面，是我个人一个观点，你觉得有道理吗？我认为这是治理好国家的唯一的法宝。
选才用人，抑制腐败一招灵
公平竞争的原则
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喊打击腐败，也确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有效地抑制腐败。我认为产生腐败的原因并不是政府不管，而是选才用人的机制出了问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民主和任命制都不会有效地抑制腐败。进行的所谓的民主选举都是对自己利益的不负责，也是对知识的不尊重。人们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既然人都不可貌相，怎么还能用进行投票式的选举呢，这怎么能看清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世界呢。人们还常说，嘴上对你说得好的人，不一定能对你好；对你好的人，不一定说出来。看来民主选举的方式是需要改一改了。人们都看到了民主选举对象的内心世界了吗？肯定没有，民主选举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手段。那么，有没有一种科学的办法测出其内心世界呢？我认为是有的，并且还相当准确，如当前一些企业招聘人用的就是测试的办法。
社会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就是选才用人的不公平所致。每个政府都在打着“科教兴国，人才治国”的战略口号搞自己之利。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没有把知识当作头等大事，出现了学富五车没人用、满腹经纶神经病、雄才大略就得略、没有关系就“拉稀”的现象。现在人们都注重了搞关系，甚至有的人还说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照样这样发展下去，腐败怎么能治得了呢？有钱的人也明白了，不能光有钱，还要有权，用钱买官是轻而易举的事。有了权之后，钱就更好挣了。在这样的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观不变才怪呢。良好的价值观不仅需要教育，更重要的是需要体制的完善。凡是只说教育出了问题的主张是不对的，不要忘记了体制也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的。过去的腐败问题，既往不咎，要在选才用人的体制多做文章，要让知识说了算才对，“学而优则仕”吗。
实际上，在我国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员，有几个不是多多少少地有点关系的人呀。这个国家是与执政者有着七大姑八大姨等利益关系的人在治理社会，由于局外人是不会进入的，他们一定会轻视学习的。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生产关系。要让生产关系建立在一个公开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再加上下属向上级建议时，还不敢直言，要防止上司嫉妒自己而丢了自己的饭碗；但在现实中也的确有这样的领导，还为数不少。对此，多数都采取了，能不说的就不说，唯上级是从，从而形成了一个人治理的现象。小到单位一个人治理，以此类推，这种体制对单位、部门和国家是极为不利的。应该建立一种不让嫉妒起作用的一种体制为最好，才能形成人人参与建设的氛围。
那些民主选出的人，不一定是治理国家的有才人，但他一定是人生之中的幸运儿。幸运儿能治理好国家吗？既然大选选上的是幸运儿，那他就不一定是治理国家的有能儿。他只所以当选，只不过是他会积极地讨好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罢了，也就是说他情商高。请问，一个专心地研究如何讨好每一个人的人能治理好国家吗？多数人在社会上之所以上当受骗不就是这些会讨好人的人所为吗？会讨好人的人，小骗子，骗一时；大骗子，骗一世。请问，当你遇到这样的骗子们，危险不危险呀！人生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吗？这样的人生有意思吗？一个情商高，而智商低的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呢，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怎么会倾心对他们满意呢。真正有才能的人多数情况下是不会讨好人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研究过，满脑子想得都是如何恰当地解决好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整天向主人摇尾巴的狗对主人带来了什么利益呢。其实专们讨好人的人活在这个世上也不快乐，因为他必须强压自己真实的需要去讨好他人。讨好人，也是要有较强的抑制力的，否则是做出不来的。假如一个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从事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时间一样，其中一个专心研究如何治理好国家用的时间长、精力大，他对人也是友善的；另一个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但他专心研究如何讨好人的方面用的时间长，精力大。请问这两个人谁治国更好呢？谁会在民主选举中获胜呢？才人怎么会甘心情愿地给庸人打工吗？
翻开历史，哪一个被人们传颂的开国皇帝会讨好人呢？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才能，坚持正确的己见，领导着粉丝们拼命地冲刹，建立了人民满意的政权。
在当今社会上，一个能让多数人说自己好的人，是会付出很大的精力的。因为说他好的这么多人中，并不都是正直的人，要想让不正直的人也说自己好，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失去原则，让不正直的人得到好处。否则，非正直的人就会到处说他的流言蜚语。说这种话的人，会利用吐沫星子淹死人的道理，传播的速度及范围要大得很。除非他的成绩过人。看来做一个好人太难了。人们都称之为圣人的孔老二不也把胜过自己的同村人少正卯给刹了吗（详见《智谋大全》），其实孔老二在这时只看到了本村的少正卯比自己聪明，比少正卯聪明的还有，这时的少正卯就是倒霉的一个。
请问，民主选出的人都能力强吗？答案是否定的。既然不是，有没有一种办法，把知识丰富、能力强的选出呢？
民主办法产生的领导动力不足。经过实践证明，他们在工作上创新力不足，团结互助有余，缺乏原则性，有的还拉帮结伙，更严重的是团结起来与上级对抗，最终导致发展动力不足。
任命方式产生的领导有时与期望值的要求偏差过大。有的在担任负责人前，他表现的非常好，一旦得到任命后，经实践证明，不是不胜任，就是腐败有余。有的不仅不胜任，而且还腐败；有的胜任加腐败，更可怕。很少有胜任不腐败的。这种腐败的负责人在选择本部门内的负责人时，无不是看欲选对象给了自己多少好处。这些腐败的掌权人都打着与上级联络感情的借口大搞腐败送礼之风。有人说腐败也拉动了GDP的增长。虽然说拉动了GDP的增长，但所起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GDP的增长。(待续）
删除 引用 Guest (2008-6-01 23:02:35, 评分: 0 )
乔治首先虚构了这样一个案例：美国某飞机生产商投入大笔资金开发出一种新型飞机。巨额投入使得公司财务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如果不能尽快获得一笔大的订单，这家厂商将不得不面临破产的厄运，而一旦企业破产，两万多工人将不得不失去工作，而两万多工人都生活在工厂附近的小镇，一旦工人失业，收入来源主要靠工人消费的小镇也将走向萧条，这种结果对于工厂以及工厂所在的城镇都是灾难性的，由此还会引发更多的后续反应。此时，该工厂总裁正在致力与某发展中国家C国一位主管航空进出口的部长在进行谈判，他深知这次谈判成功与否与企业命运生死攸关。从私下的渠道，工厂总裁通过国际私家侦探得到一个消息：与他谈判的部长由于常到澳门以及拉斯维加斯去赌博而使大笔被他挪用的公款有去无回，正着急如何填补上这个大漏洞以避免被查出的后果。于是，工厂总裁暗中与那位部长进行交易，允诺一旦签订五架飞机的订单，部长将得到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酬劳。谈判终于成功了。
事情最后在厂商所在国败露，因为根据美国在1977年通过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FCPA），任何美国公司向其他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行贿，都属于违法行为。于是，总裁被推上了审判席。
然而，在审判席上，总裁为自己的辩护却底气十足。总裁列出了自己这么做的六大好处：一是飞机制造商获得了订单，不但得以免遭破产的厄运，反而得以发展；二是工厂的工人不仅没有下岗，反而增加了岗位工资；三是工厂附近的小镇因工人收入提高而更加繁荣；四是C国受贿的政府高官因及时填补了被挪用的公款而免遭解职甚至被捕；五是还使C国政府购得了设计新颖、性能优良的飞机以及高素质的事务人员队伍；六是C国航空业因此提高了安全性，乘客的增多加强了经济中的流动性，从而有利于该国经济发展。总裁因此认为，尽管行贿与受贿的确是腐败，但这是一种“双赢”。
总裁的辩护我们何等熟悉：这不正是国内某经济学家所谓“腐败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腐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至少不会损坏一方利益的前提下提高了另一方的收益）”吗？不同的仅仅是，这位总裁在现身说理，而我们这位经济学家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因此，总裁的来得更通俗，并且在为后者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可惜总裁的说法遭到了法官的反驳，也遭到了《经济伦理学》作者的反驳，而且反驳所提出的理由却并不是“对小民讲道德”，而仍然是算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账。理由一共有以下五点：第一，如果以财务困境的理由可以向官员行贿，是不是所有的处于困境中公司都可以向官员行贿？而如果这点成立，“这种贿赂行为对整个企业经营体系造成的损害，对公平竞争的损害，对机会均等这一前提的损害”，折合成价值到底有哪大？第二，该公司以贿赂的方法摆脱了困境，使工人免于失业，使小镇得以繁荣，“但对其他同业公司及其雇员利益的损害”并没有被计算。其他同业公司在通过正当的渠道没有得到这笔合同后，“它们将会受到什么影响呢？哪些公司的工人会不会失业？他们居住的城镇是否会陷入混乱和萧条？”第三，对于那位受贿的政府官员来说，尽管没有因为挪用公款而受调查，但却使其陷入了新的违法行为，“那么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被起诉、撤职，一旦罪名成立将被课以重罚甚至锒铛入狱”，“即使他的行为没有被发现，他也可能遭到匿名敲诈，他还可能在今后的铤而走险中栽跟头”。第四，对于社会公众，“政府官员是用使用纳税人的钱，如果他没有尽到最大可能以最优价格购买最优设备，就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假如该公司的飞机是他本来就准备订购的，那么对他行贿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使他做到‘两全其美’，既买到了最好的飞机，又得到了额外的好处，那么这一百万美元贿金又从何而来，要么是被计入成本，最终增加纳税人负担；要么计入公司的经营成本，最终从股东的红利中扣除。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行为都是侵犯了原所有人的权益。”最后，这一跨国贿赂行为还会同时损坏两国政府的公众形象。由此可见，腐败表面上看，对于局中人的确是“帕累托改进”了，但如果从社会总收益与总成本角度算账，是失远远大于得。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毫无争议，陪审团成员一致裁定：该飞机公司总裁有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驳者特别反复强调了腐败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如果不惩治贿赂者，“一旦贿赂行为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方式，人们将无法进行等价交换，从而对自由市场制度形成极大的损害。”这与我们某些经济学家鼓吹“腐败出一套新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看来，上述案例中的腐败行为还有一大害，即从对同业的损害中派生出来的对受贿官员所在的发展中国家刚刚发展起来的航空工业的伤害：在官员与美国公司签订大飞机采购合同后，官员所在国一家已经在研制大飞机方面卓有成效并已生产出样机的飞机公司倒闭；不仅后续发展没有可能性，而且先期的巨大投入也因此“打了水漂”。
最后要指出的是，上述案例并不是作者胡乱虚构的，历史上确有类似的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还是发展中国家。洛克希德公司以贿金1210万美元得到了日本全日航空公司（Au Nippon Airway）价值4亿3千万美元的三星飞机交易合同。此事被揭露后，洛克希德公司总裁卡尔。科特奇恩（Carl Kotohian）被迫引咎辞职。后来他还在《星期六回顾》（Saturday Review）上发表文章对此作解释时说，这种贿赂现象在日本十分普遍，甚至已经得到全日本社会的默许。这一解释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更大的震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其他四名政府高官被迫辞职，并遭到起诉。这一案件后来成了美国与日本通过惩治跨国经营中贿赂行为的直接“导火索”。
删除 引用 Guest (2008-6-01 22:51:22, 评分: 0 )
删除 Guest (2007-6-25 10:34:01, 评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