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编者按：寒冷的冬日北京，“我”坐的人力车撞倒了一个穿破棉背心的老妇人。因怀疑老妇人“假摔”，“我”催车夫快走，车夫毫不理会“我”，把她搀起，送到警察局。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1919年鲁迅发表的这篇小说《一件小事》，表达了对草根道德的赞美。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今天，鲁迅先生的道德拷问依然发人深省，而且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历经多年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我们终于发现一个冷峻的事实：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亟待重建。社会公德的集体缺失，传统“高尚职业”道德形象的不断矮化，甚至家庭这个道德最后防线的屡屡失守，无不让我们痛感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我们过分迷信和夸大了外部他律手段，强调市场利益刺激和法制制约在社会治理中的所谓“治本”效果，而相对忽略和贬低了从塑造个体善良道德品质和高尚精神世界进行善治的根本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表明传统文明礼仪之邦已开始正视并破解道德困境、道德复兴的重大课题。
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领会“八荣八耻”，评选道德模范……党和政府、企业、公众都在积极行动起来投身道德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影响日趋深远。而其中，最让我们感动和欣慰的，是一群基层普通百姓的身影。他们有的以自己的高尚和坚持，卓然擎起一面道德的旗帜，有的更以个人设奖、组建公益团队等方式影响周围人群，开垦出一片道德绿洲。王顺友、丛飞、洪战辉、谢延信、徐本禹……一个个迸发出巨大道德热量的小人物，感动着中国，唤醒了许多人的良知，以星星之火点燃了道德的灯塔。
让我们心生敬畏的是，这些基层草根人物不仅是道德建设的行动者、响应者，更是道德建设的引领者、示范者。相对其他道德建设推动方而言，他们以民间、草根身份开展的道德重建，是在为社会重新创造一个个健康的“道德细胞”，这将从根本上推动中国道德体系的“内生性”、“原生态”复兴，因而具有更为长远的意义和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他们理应成为“道德中国”建设的主体。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道德中国”复兴，根在民间，根在基层，根在人性，根在传统，根在发展！
谁在用星火点燃道德灯塔
不可小觑的道德失守
2006年10月，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了第二届世界传统武术节开幕式。然而开幕式刚结束，当天晚上用来装饰会场的1万盆鲜花却被附近市民一抢而光，甚至还有人推三轮车大批“搬运”。保安人员发现后立即阻止，无奈“寡不敌众”，致使哄抢行为演变为“法不责众”的闹剧。
悠悠文明古国，仁义礼智信、忠孝双全等是古代公认的道德标准。到了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生活在“一大二公”的环境中，“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热爱集体、无私奉献”成为新的道德标尺。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大家在财产拥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扩大，追逐金钱和利润成为不少个人和企业的主要奋斗目标。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逐渐被人们遗忘，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约束已显苍白无力，市场经济时期的道德标准却因为我们的忽视而没有很快建立起来。于是，拜金主义开始盛行，许多人在物欲驱使下变得浮躁和庸俗，不再重视自身的修养，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纷至沓来。
道德缺失后，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社会公德的“面子”问题，还要付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代价。因为市场上泛滥的失信和欺骗，我们每年要损失多少GDP；因为贪污和腐败，我们又要付出多少发展的代价？而这一切，都可以从道德滑坡那里找到问题的根源。
草根群体挺身而出，顽强支撑起道德的天空
令人振奋的是，近几年，草根群体中崛起了一股出自平凡之举却又摧枯拉朽的道德力量，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感动着每一个善良的人，而且树立了正气，凝聚了人心。
家庭贫困的河南小伙洪战辉，带着收养的弃婴妹妹“小不点”到湖南省怀化市上大学，靠业余打工养活自己并供养她上学，而且谢绝他人的捐款。
重庆大巴山深处的老人吴显才，10余年如一日，耗费30余万元，把一个废弃的酒厂改成养老院，赡养了45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其间有22位孤寡老人在他的关怀中安详离世，离世前都对吴显才恋恋不舍。
今日中国，这样的好人就像满天繁星一样。重庆市渝中区周明祥夫妇生活贫困，其住房仅为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然而，从1992年开始，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屋，却成了弃婴们通向重庆市儿童福利院的爱心中转站，累计有近200名弃婴在这里得到照顾和临时抚养。
虽然许多有道有德之人施恩并不图报，但被关怀救助对象总是心存感恩，渴望以德报德。黄舸是一位不幸的孩子，7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得这种病只能活到18岁。就在其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黄舸不顾自己的身体已经进入“倒计时”，和父亲踏上了“感恩之旅”。每天，父亲必须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上轮椅，用绳子仔细地“固定”，以保证他不致滑落。父亲用一辆三轮摩托车载着儿子黄舸走过了82个城市，行程万里，向30多位当年给他们汇款的恩人当面道谢始安。
普通百姓应成为道德建设主体
民间道德楷模有两点共性：一是事迹动人，二是事迹平凡。这里的平凡，指的是其行为并非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而是每个人只要努力就能做到的善举和义举。因此，民间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义和可学性，民间道德的主体地位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道德资源的宝藏就在民间，善良的人们得到广泛的认同和褒奖，不道德的行为时时处处遭受谴责和鄙视。蕴藏在百姓内心的道德力量，通过民间自发的宣传和必要的政府扶持引导，会放大为强烈的主流社会心理，进而形成温和醇厚的民风。
事实上，民间道德绝不仅仅体现在几个道德楷模身上，更体现在大多数老百姓的自觉行动上。“微尘”，起初是青岛市一位数次捐款不留姓名的普通市民；后来，扩散成一个爱心群体；再后来，扩展成一个关爱他人的爱心符号。以“微尘”命名的募捐箱、徽章，走进了青岛的大街小巷。
人心向善，民间道德已经汇聚成强大的群体力量，每个人都可以融入进去，去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学者朱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处于“道德允许”的平凡境界。只要引导得当，就会增强人的理想、信仰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政府在加强制度建设和刚性约束的同时，应该因势利导，强化广大基层民众在道德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并为其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和政策保障。
浙江省德清县太平村49岁的马福建设立的“孝敬父母奖”已经在当地深入人心。1997年，马福建在菜场卖鱼为生，常常会关照一些想吃鱼却买不起的老人。当他了解到村里有些年轻人不孝敬老人时，就下决心拿出1万元作为奖励基金存在银行，用利息发奖金。每年发奖，村委会和村民代表都会认真投票选举村里的“孝子孝女”。据半月谈报道，先后有17人设立了17个这样的“草根奖”，内容包括孝敬父母、环境保护、交通安全、见义勇为、外来人员风尚、残疾人励志等多个方面。同样可贵的是德清县委、县政府对老百姓创举的态度：引导、扶持、培育，但决不轻易用政府或党委行为来代替这些民间行为。
道德建设推进方式应着眼于普通人视角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民间道德楷模的作用，一味树立“高大全”式道德标杆，结果收效甚微。道德教育中泛说教色彩也相当严重，人文精神浸润不足。
而像洪战辉、谢延信等这些由民间挖掘出来的小人物，并没有狂轰滥炸式的宣传，却能持久地打动人心，原因何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殷辂认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事迹体现了人性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是原始的欲望，而是人心中内在的美好的东西。这种道德本于生命，是最真实、最让人感动的。
殷辂认为，道德要深入人心，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关键是如何深入人心，如果否认人性中根本的共识，道德就失去了基础。
时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富裕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人们更推崇在日常生活中有闪光点的平凡人，因为他们能够给我们真实的感动。因此，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应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人，更多地用身边人来激励身边人，使模范人物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让人们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学。(记者 王金涛 李钧德)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19世纪末严复译介《天演论》时提出的主张。在这位思想先驱眼中，中国人的道德的革新，是国民现代化的三大重要任务之一。“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20世纪初，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张扬“新民说”的梁启超先生也曾对比中西，认为不仅要启迪“民智”，还要革新“民德”。21世纪初的今天，草根力量在推动中华民族道德复兴的过程中又为其注入了怎样的时代内涵呢？
小人物昭示“新民德”
善待他人只为完善自我
2005年8月，素不相识的欧阳志成和彭敦辉同住在湖南湘雅医院一个病室，都是白血病患者，骨髓都配上了型，只待完成干细胞移植手术。尽管四处筹措，有关部门援助，但欧阳仍差10多万元手术费。他决定放弃治疗，将一封信和3.5万元现金留给同样缺钱的彭敦辉后，不辞而别。
疾病带给他们苦难，却使他们展现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善。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好心人纷纷给两人捐款，一位江苏商人一次性捐款15万元。两位经济拮据的主人公都得以接受手术治疗，康复出院。“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欧阳志成以自己义薄云天的举动，成为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平民英雄’!”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
同样是两个人的故事，也与生死有关(还被赵本山演绎成电影《落叶归根》)。2005年元旦，湖南衡阳农民左家兵死在福建龙岩。他的同伴李绍为背着他的尸体回老家安葬，结果在广州转车时被警察发现。“人是我一起叫来福建的，他死了，我要对得起这里！”李绍为手指自己的胸口不断地给好奇的警察、记者解释，“再说，家乡有风俗，如果死在外面不回乡，灵魂得不到安宁。”李绍为千里扛尸的诚信和侠义行为，虽然不为法律支持，但古朴的道德光芒温暖了人性情感的柔软地带。
古人常说“积德行善”，似乎行善的目的是给自己积累某种换取来生回报的“阴德”，多少带有沉重、荒诞的色彩。但在科学昌明的当代中国，草根道德群体只是“为道德而道德”，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功利，他们坚守道德只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即所谓“良心”。也有人说，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从中得到快乐，如马斯洛所言，实现人的需求的最高层面，即实现自我价值。无论如何，当代中国草根道德群体展示的，是一种基于自我意志的“快乐道德观”，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在完善自己，成就自我。这是一种属于现代人的道德观。
公德在发育，公共权利被维护
中国向来注重道德教化，但多是伦理规范的私德，相对缺少包含公民意识、公共权利观念、热心公共事务等内核的公德。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乏捐钱出力修路、修桥、赈灾等公益事业的道德传统，但由于相当长时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不充分，加上宗法家族本位，公共社会活动空间狭小，大部分国民缺乏维护公共权利的公民意识和公共行动。上世纪30年代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就曾把“私”字总结为国人四种缺点之一，意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缺乏热情和参与性，应当施之以公民教育来提高。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公德发育的土壤日益肥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国民性藩篱逐步被拆除。
河南省沈丘县的霍岱珊，应该合乎梁启超、晏阳初先生的期许。家住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岸边的霍岱珊爱好摄影，1998年初到沙颍河边拍到很多死鱼。他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有关部门宣布淮河治污已经达标，可河水污染还这么严重呢？他还发现，紧靠沙颍河的一些村癌症患者剧增，中学生不堪臭气侵袭戴口罩上课。从此，他以镜头作武器，辞了工作，花尽了20多万元的家庭积蓄，注册成立了“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募集环保志愿者参与，希望形成全流域性的公众监督网络。
洞庭湖畔也有一位类似霍岱珊的环保志愿者———张建设。在政府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张建设带着儿子义务清扫洞庭湖，至今回收废机油300多吨，从湖底清出炸弹60多枚，打捞出140吨浓硫酸。
引人注目的是，草根阶层不仅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路桥等公益事业的人，还不乏帮助困难群体的维权者。今年55岁的胡桂生，原是湖南郴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一名普通干部，前些年离岗后以志愿者的身份，通过代向媒体投诉与投稿、帮人打官司从事民间维权活动，一份《部分典型维权案例参考》记载了21件他帮助他人的大事小情，包括替医疗事故纠纷中的患者申诉、为工伤农民工讨说法，等等。胡桂生从中不收取任何资料费、车马费、误餐费等，是典型的公益义工。
为公共权利挺身而出，这也是一种道德，而且是“大德”，因为这是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最需要的坚强基石。
固守职业道德，向不良行风说不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民政局社会救济科科长董立太的妻子因识字不多，一直没有固定工作。2004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妻子找到一个在开封市长风花园社区打扫卫生的工作。由于担心体弱多病的妻子工作时病倒发生危险，身为政府公务员、每年经手发放各类救济款600多万元的董立太，每天一大早先陪妻子到长风花园社区一块打扫卫生、运送垃圾，然后再到单位上班。
到了双休日，他更是全天候陪妻子一起劳动，甚至大年初一还陪妻子工作在“前线”。有知情的朋友给董立太出主意：“你们家里负担重，就别再天天打扫卫生挣钱了，你给嫂子安排个低保，谁也不会说啥。”董立太却说：“低保是国家用来救助社会上最贫困的人的，我家条件还不算最差，我不能昧着良心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牟私利。”
董立太和妻子的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职业道德，不肯为了一己之私利放弃职业操守。董立太是个芝麻大的小官，却具有许多腐败高官修炼不到的“官德”。
职业道德的坚守往往需要付出代价，长期顽强抗争。抗争的不仅是自己的良知，还有出了毛病的某些行业风气和行业体制。
“我不能出卖良知来完成创收任务，只能痛苦地选择辞职！”2004年年底，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心脑血管专科门诊负责人胡卫民递交了辞职书。“医院个别领导两眼盯着病人的钱袋子，想尽一切手法鼓励医生开单提成，而我关注的是病人的健康。病人花钱多，病难好，不是医术下降，而是医德滑坡……”胡卫民在诊室里贴出“医药代表谢绝入内，本人拒绝吃请回扣”，他的行为被医院一些人视为“公敌”。然而，“小心狗命”之类的恐吓信并没有把胡卫民吓倒，他要把抵制行业不正之风进行到底。
医德、师德、商德、艺德……三百六十行，行行岂能“缺德”！介于公德与私德之间的职业道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还缺乏感受与领悟，但由各行各业构成的现代社会要想正常运行、健康发展，就离不开职业道德的支撑。(记者 段羡菊)
新载体弹拨着永久的善良
民间道德力量的兴起和壮大，遵循着道德建设不变的规律：模范的感召。所不同的是，草根道德模范与寻常百姓有着天然的贴近性，他们发于内心、成于自然的道德光辉成为道德复兴的触点。这种贴近性无形之中也促使民间道德建设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载体和形式，如大众传媒、习俗民约、民间组织、义工制度等，使中国的道德重建在日常化、制度化的路径上走出实实在在的脚印。
大众传媒：以感动的名义引领道德风尚
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媒体告别“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始以平民视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启我国新闻传播理念的重大变革。也就在这一时期，面对社会剧烈变迁和市场经济大潮，不少人对道德滑坡感到不满。人们对假恶丑的厌恶和对真善美的向往，转变为对道德楷模发自心底的强烈呼唤。此时，媒体对善良小人物的关注，呼应了民间道德建设的愿望。
陕西省兴平市庄头镇流顺村的八旬老翁赵景华，30年如一日，依靠收破烂的微薄收入养大了6名被父母抛弃的婴儿。孩子当中，年龄最大的已出嫁，最小的只有6岁。老人的温情故事2006年经新华社报道后，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赵景华也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无私帮助。
道德的力量来自榜样。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进入网络，像赵景华一样的道德人物常常在不经意间迎面而来，浸润着我们的心灵，湿润着我们的双眼，让我们感受到向善向上的力量。
对草根道德模范的关注，有心的媒体早已不满足于零星的记录。从2002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推出每年一度的《感动中国》栏目，在全国范围内搜寻评选当年的感动人物，使徐本禹、高耀洁、洪战辉、王顺友、丛飞等一大批道德楷模带给人们久违的感动。每年春节后播出的《感动中国》被陕西、河北、福建等地的媒体效仿，已然成为民间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2007年最后两个月，陕西电视台推出的第二次“寻找‘感动我的人’”活动，观众参与量达到34万多人。
感动是情感的触动和人性的共鸣。与传统道德的教化相比，感动让许许多多道德楷模和风细雨一般，拨动了普通大众的心弦。以感动为主题、以参与为特色、以评选为手段的媒体道德行动，为略显冷漠、浮躁、功利的社会涂抹了浓浓的暖色。
同时，媒体的行动也为政府部门的道德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2007年秋，中央文明办等部门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以群众评、评群众，群众学、学群众为特色的这次活动，共评出53名全国道德模范，254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而这些道德模范大多经媒体报道而闻名。这次引领民间道德建设的、自下而上的道德楷模评选，产生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带来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习俗民约：世界是变化的，善良是永恒的
有研究者把道德分为意识形态化的道德和日常生活道德，社会转型时期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前者，而日常生活层面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由于多半是和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生活习惯结合在一起，其沿袭和传承有着内在的稳定性。
在广大农村，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生活流动性的增强、血缘地缘关系的动摇，道德伦理价值日益呈现多元化、多变性的特征。然而，近似原始的道德教化方式依然十分常见。在北方农村，如果有小孩子吃馒头时掉了馍渣而不捡拾，常常会遭到老人的训斥：“浪费粮食是造孽的！”如此“生硬”的教育可能会让孩子一辈子忘不了珍惜粮食。
就像日常言传身教一样，古老的戏曲曾经也是道德教化的传统形式，即使目前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戏曲对民间道德的传承依然根脉未断。陕西省乾县的民间秦腔演员商芳会，从一个不为人知的“丑小鸭”变为名扬西北的秦腔“超女”，每年演出达到300场以上。商芳会的主唱曲目是宣扬孝道的《朱春登哭坟》，她特有的苦音拖腔感人肺腑、动人心魄，而重孝主题无疑强化了其戏曲感染力。相信随着各地方戏剧的振兴，丰富的戏曲故事会让更多的传统美德重放光彩。
作为新时期农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规范，村规民约正在成为民间道德建设的新载体。在江苏宜兴市新街街道办谢桥村、浙江桐庐县合村乡合村、浙江东阳市横店镇湖口村，修订村规民约、开展道德评议，成为村民自我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湖口村经常召开的道德评议会上，大家围绕“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主题进行讨论，让一些习惯不好的村民在民间舆论的监督下感到“脸红”，逐步改变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
同样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民间契约，但与村规民约的“避恶”不同，浙江省德清县马福建等人创设的“草根道德奖”则以“扬善”为主，为民间道德建设带来了可贵的创新和启示。德清县的“草根道德奖”，设立者、获奖者都是普通人，微薄的奖金也仅具“象征意义”，但这里却成为一块复苏和激活道德力量的民间口头舆论场。奖项的设立者，原本是较高道德要求的身体力行者，但他们不满足于独善其身，而希望通过设奖和评奖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改良社会风气，这种方式与新闻媒体评选“感动人物”的思路不谋而合，昭示了民间道德建设通过“评判”来积极倡导、影响道德行为的共通性。
公益组织：让善行制度化、常态化
2008年奥运会即将召开，需要选拔场地志愿者7万人，以及在北京市内各处提供咨询的志愿者40万人，然而报名人数已达到了200多万。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见证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民间道德建设步伐。
志愿服务与各种民间公益组织一脉相连。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公益组织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已达35万多家，从业人员达400多万人。这些组织主要从事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事业，传播志愿精神是其鲜明特征，从而为志愿服务增强了制度化、组织化的影响。
陕西妇女研究会就是这样一家成立于1986年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他们在家庭暴力预防与辅导中，通过热线电话咨询、个案辅导、支持小组、紧急状况庇护和帮助等方式为6000多名妇女提供了服务。40多名志愿者把两性和谐的“新道德”传播到一个个出现裂痕的家庭。
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和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具有天然的契合点和内在一致性。志愿服务就像一股清风，使人们透过残酷激烈的竞争关系，看到人性的尊严、人道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接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伦理原则。为此，志愿服务对社会公道、职业道德、个人美德的启示和影响，将会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对任何社会来说，道德建设都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艰巨任务。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善良的人们也需要团结起来。活跃壮大的洋溢着志愿者精神的各种民间组织，是民间力量不断推进道德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实现道德复兴的道德火种。(记者 陈钢 秦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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