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为何义无反顾地暴涨
刘煜辉
进入2007年，中国股市的暴涨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要解释中国股市为何义无反顾地暴涨，必须要找到市场上涨的核心因素在哪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着力点。
首先，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所处的一个特殊的背景。2002年以来中国资本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更明确些讲，是支持资本化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在加快。
一是中国的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过去20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部门，而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资源市场化程度很低，产权事实上是虚置的，或者说是“模糊”的。在传统体制下，这些要素在国有部门的垄断下，只能通过划拨的方式在国有或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流动，无所谓价格。一旦这些要素被投向了市场，便成为盈利性的资本产权。
二是资本化所必需的一系列制度框架的构建近些年明显在加快，有些甚至是一种短期内突变性的制度变迁。比如，《物权法》的推出，使得私有产权界定开始清楚，资本化进程有了比较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再如，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使得股票市场恢复了一般市场的正常激励，过去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千方百计从这个市场中“圈钱”、“掏空”，现在是将大量场外的资产注入，使其迅速资本化来体现自己的财富。
其他如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的开始建立，使得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这在2000年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和短期内制度供给的突然加速，为庞大的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资源和资产加速资本化提供了条件，也创造了巨大的需求。
几个基本的事实：上市公司中原来大量存量资产（土地使用权、矿山等）价值需要重估，以前游离在市场之外的存量资产需要注入上市公司，可以看到，2007年市场上涨已经不是因为单纯的人民币升值了。
其次，无论今天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多么迅猛，从战略层面审视，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十几年前的架构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依然是一个高度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金融体制。企业发股、配股、增发、定向增发、可转债发行、中长期债券发行仍存在很强的行政管制；上市公司还谈不上自主决定发行证券的品种、数量、时间、用途；企业融资的行政审批制度向“备案制”改革依然进展缓慢。
更为关键的是适合一般企业的、初级层次的、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则付诸阙如，依然陶醉于适合大企业的、最高层次的、全国性的深沪两市虚假繁荣，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率。
实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所激发出来的庞大资本化需求由一个强政府主导和政府管制、单一股票市场来实现，这样的市场不暴涨才怪。
至于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过剩等资金面问题，那是宏观职能部门考虑的事情，也不是股票市场一个方面的问题。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计，必须要有战略考量，加快解除政府行政管制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未来解决问题的着力方向。
□刘煜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新京报）
上班炒股已成为社会问题
曾颖
股市依旧是最热门话题，这不，5月21日，各大新闻网站最受关注的主页新闻中，“股”不可避免地成为主题词，其中最显眼的，当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说：“全民参与炒股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称当前“全民炒股”可能并不像媒体所讲的那么严重，他的论据是：股市开户数已达到9000多万，其中的活跃交易者可能只有3000多万。
而另一条新闻却与此多少有些不相呼应：浙江省温州市政府最近出台规定禁止公务员擅离职守炒股或上班时间忙于炒股，对应办事务不及时办理、对群众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等行为，将受到处理。该市62家职能部门的144名正副局长设立了144个投诉点，接受群众投诉。
面对热得近乎发疯的股市，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发言表现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从正面和反面印证了当下股市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不可争议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证明，面对汹汹而来的炒股热潮，人们的态度极其矛盾和充满不确定性。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股市大热，很多上班族的生活方式为之大变，连工作场所的气氛，都随着股市行情升跌而起起落落：某日股市大升，大家意气风发，办事效率也高了；某日股市大跌，大家就脸色发绿，话都不想多说一句。为了炒股，有的一上班就打开网页看行情，挂在网上切磋炒股心得，到了下午3时收市后，才意犹未尽地开始做本职工作。很多生产线旁，一些工友滔滔不绝，堪称半个股市专家。
《中国青年报》5月14日曾针对上班炒股做过一次民意调查，68.5%的受访者认为上班炒股会影响工作效率，但45.8%的人还是坚持认为“上班时间炒股没什么可指责的”，而明确表示“不应该”的只有35.7% ，有86.43%的人称会在工作时间看股市行情。但有意思的是，众多上班族都称，炒股不影响工作，而禁止上班炒股的规定则成为众矢之的，被指“简直太不人道了”！不少人甚至提出疑问：单位规定上班不准炒股，是否是“霸王条款”？
事实上，公务员上班不许炒股，也不是温州市的一项发明，早在2001年国家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就明确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利用工作时间和办公设施买卖股票”。至于对企业而言，虽未有明文规定，但许多单位规定“不能做与上班无关的事情”，显然也合乎炒股这一项。
显而易见，上班炒股究竟影不影响工作，与上班允不允许炒股是两码事。而现实表明，上班炒股，已成为当前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包括温州市政府在内的许多单位已开始着手加以禁止和解决。他们除了明令禁止之外，还使出了包括群众举报、上班临检或查电脑记忆等手段，有的甚至学习美国企业那样，在局域网上安装股市防火墙。但这些措施，比之于目前越来越方便的手机、报刊、收音机和电话委托等炒股工具相比，只能算是小把戏，像一只两斤重的小猫想抓住大象那么大的老鼠一样，滑稽而徒劳。在这一轮牛市结束之前，任何禁止上班炒股之类的禁令，只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谁受益谁吃亏，也是明摆着的。那些鼓吹全民炒股的名嘴和官员们，是不是也应该说点让大家冷静的话啊？（成都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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