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追求社会理想是留学生的主要动力
留学改变中国
自开留学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世界大家庭的一个贡献，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只有到了这一天，才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完成。
南方人物周刊封面
本刊记者 何三畏
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1644年，清军荡平中原建立王朝，并由此开创了来之不易的百年稳定。这期间，清王朝把明王朝的旧山河扩大了四倍，综合国力增强，社会享有相对的秩序，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以此被称为“康乾盛世”。
但即便这个盛世可以摆脱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也是注定不可持续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重新规定了未来世界的进程和秩序。后来的历史证明，谁处于这个变化之外，并拒绝接受这个变化，就注定了谁的落后。
康乾盛世，正是这种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并且背道而驰的虚假繁荣。
——1642年，清军第五次入塞；英国革命爆发。1689年，清王朝签订了开拓东北边疆的《尼布楚条约》；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摆脱了专制政治。1748年，清政府继续加强内部稳定，讨伐大小金川；法国人孟德斯鸠第一次在人类政治史上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1789年，清王朝封安南王；法国大革命爆发，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
到这时，清王朝的好日子也基本过完了。1799年，弘历皇帝逝世，朝廷反腐败，逼得和珅自杀，但清政府终究越来越腐败无能。
同时，就在清王朝最强盛的时候，具有革命性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在欧洲诞生了。然而，它们也与资本主义革命一样，与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无缘。多年以后，中国人才知道牛顿定律、微积分和蒸汽机，才知道世界上除了朝廷，还有立宪和议会。
清王朝只是依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更加专制和极权的封建王朝。它甚至比过去的封建政权还多了一重等级：在官僚体制内部，满族和汉族官员也是不平等的。而对于知识分子，清王朝坚持绝对的不信任。它一边依赖汉文化，一边以极端荒谬的逻辑演绎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文字狱。在稳定的外表下，思想钳制和因言获罪的盛况空前，推动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自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工业和商业的进步通道，通通被阻塞。
那时没有GDP的概念，今人按照今天的方法，论证了那时的清王朝的确曾经阔过：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32%，1919年，降为9.1%；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
但无论清王朝的统治能力怎样式微，有一点却是越来越高涨的，那就是它对世界的无知和对“天朝大国”的自恋。
这个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辉煌贡献的古国，这个被李约瑟称赞为长期领先世界的技术“输出国”(十六世纪以前)，这个被马可·波罗描述成远胜于世界各地的美好国度(十三世纪以前)，已经病入膏盲。而欧洲各国却创造了崭新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正要寻求扩张，它们已经选中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但是，很快就要遭殃的清王朝和它的子民，对此一无所知。
巨变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在外国豪强的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下，昏沉沉的农业帝国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并非“天朝”，并且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从而结束了妄想，被动承认和接受强大的外部世界。
天朝梦断的过程痛苦而漫长，充满了人民的牺牲、国家的灾难和朝廷的屈辱。在这个异常悲情的底色下，中国开始了“师夷制夷”及“中体西用”的“洋务”，以应对时局，挽救国运。中国历史也就以这样的姿势跌跌撞撞地栽进近现代。而留学生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从此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伴。
古国与少年
留学的第一粒火星是传教士播下的。
今天，人们公认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国人是容闳，因而称他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负载着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学生的所有信息，值得从头说起。
1828年，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寒之家，后来跟着在澳门打工的父亲上了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实行西式的免费教育。后来，他又随校迁香港上学。1847年，由香港基督教会提供两年经费资助，去美国上学。同去的还有两位分别叫黄胜和黄宽的中国同学。到美国一年后，黄胜回国。两年后黄宽由教会安排，转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医学博士。而容闳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容闳毕业后立即回国。他已经全盘西化了。他怀揣着一个教育梦想：“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但是，这无从着手。容闳一直设法请人向清廷递交“派遣留学生”的条陈，鼓吹“日后当收大效”。1863年，曾国藩派遣他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授五品官，“留学计划”还是传达不到朝廷。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官员，才有奏事权。
1870年，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
这时的慈禧皇太后早已失去天朝大国的骄狂，而朝廷在此前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创举：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清廷请他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的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条约换文3个月后，曾国藩上奏，慈禧“依议钦此”。
容闳得知，竟“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在此之前，1860年，容闳“病急乱投医”，曾跑到南京去见过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包括他的“教育计划”在内的各种建议。但农民领袖并没有羞辱他，还送他一个刻有他的名字和“义”字的木印——他被“官封四品”。
容闳受命于朝廷，立即实施“留美幼童”计划。但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官员既不愿把自家子弟送去，民间更有关于西洋的种种不祥传说(现存詹天佑——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父亲与政府签订的具结书，有“听从中国差遣……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等类似“生死文书”的内容)，招收学生非常困难。
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应者寥寥，一年竟凑不足第一批的30个名额。他只好一面去香港英政府所设学校中去招收，一面回老家去动员乡亲。以致自1872到1875年整个幼童留学计划实施期间，4批共派出120名，其中40名为容闳的家乡香山县人。
这一群穿着洋装，盘着辫子，说着洋话，拒绝洋教的中国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清王朝的希望。可是，在“留美幼童”进行到第10年的时候，突然被全数撤回。
清王朝需要的，只是洋人的“机艺”，所有留美幼童只有一个学习方向——“机艺”。而大清帝国的孩子正在失去中国的“道统”，跟洋人一样“没有规矩”。他们相信，即便这些孩子学成归国，也将要“有害国家”的。两害相权，清王朝宁要思想不要人，于是召回大吉。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或许应该说朝廷的判断是有远见的：每年输出一批孩子，在没有封建道统的美国读书生活而后回国，尽管他们的课程只是“机艺”，也是注定会“有害大清帝国”的。
1881年底，已经送出的四批“留美幼童”回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已经是人才了。他们都被“安排了工作”：“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虽然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在美国上完中学。
进入二十世纪初，半途而废的“留美幼童”计划仍然发挥了作用，“幼童”们在铁路、外交、邮政、电报、海关、国防及高等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詹天佑(铁路)、梁敦宜(外交总长)、唐绍仪(民国总理)、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
“留美幼童”计划的中辍，表明清王朝的短见和面对近代社会的张皇与犹豫(近有研究认为，留美幼童的突然召回，也与美国拒绝他们学习军事有关)。但它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事件。
容闳是一个异数，他绕过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塑造和清王朝的科举通道，而以其西洋教育背景，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给古老的帝国捎回一股清新的海风。
革命、政权和建设
清王朝撤回“留美幼童”，但无意放弃留学生计划。事实上，1877年，“留美幼童”实施期间，清廷派出了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他们后来在抗击外强侵略的海战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近代著名人物严复即是此次留英，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清王朝不惜工本，经过一系列自强措施，终于建立起一支西式海军。然而，它毫无战斗力：1884年，南洋舰队被法国击垮，1894年，北洋舰队被日本毁灭。
这再一次给予清王朝强烈的冲击。官僚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点共识：要想免受外强入侵，就必须改革，而不只是建工厂，买武器。
在当时看来，最好的典范就是日本：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还保持了自身的文化。
于是，中国留学生开始大批涌向日本。1896年，即北洋舰队遭日本毁灭两年后，清廷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13人。接着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留学生赴日本。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官费、公费和自费留学日本者总数达到万人之多。
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生去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军事不一样，这一次，到日本的留学生则主要是学习文科。
然而，无论是留学西方或是日本，无论是引进科学技术，或是思想制度，只要是近现代的元素，对于还处于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对于清王朝来说，都只能加速它的崩盘，这与引进者支持还是反对皇权无关。
留学生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取决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即他们认为清政权是否能够改革，是否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更强大的国家，或者是根本无可救药，只有革命。大致的情况是，十九世纪后期，大多数的传统士绅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二十世纪初，多数留日学生和国内新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们坚信：推翻清朝统治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二十世纪初叶，数以千计的留日学生在组织革命社团，酝酿革命激情。1905年夏天，孙中山来了。他联合了各革命团体，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的口号有明确的革命性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意味着清王朝的末日不远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留日学生是辛亥革命主导者。大量留日学生回国投身革命，以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骤减，第一次留日高潮到此为止。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在“师夷制夷”的迷梦中玩完，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
接下来是更为风雷激荡的年代。中国留学精英走向历史前台，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此后的走向。
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李大钊曾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留日归国学生蔡锷组织护国军以武力征讨；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由留学生发起，《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人物全是留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留学归国学生；
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四成和五成为“留学”出身，而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的留学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出席代表12人中只有4人没有留过学；国民党及民国政府许多党政要人、军事将领如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曾留学日本。
……
上世纪中叶，国共两党政权尘埃落定。大致说来，共产党政权以留法学生和留苏学生为“班底”，直到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江泽民、李鹏等第三代领导人。
国民政府吸引留学美国的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五十年代起，更有大量台湾留美学生，直到现在，留美学生在台湾高层政治人物中占有绝对多数。
——这里的名单还可以开列得更详尽些，不过，这样的列举似乎没有明确意义。中国自有浓厚的国情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毛泽东思想。蒋介石在胡适等留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热切呼吁和参与下，还是把民主自由开成了空头支票。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追求社会理想是留学生的主要动力。无论他们是到国外去学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是自然科学，无论他们是想以科学救国或是革命救国，无论他们后来是走到国共哪家阵营。而今，他们的名字已经深深嵌进中国现代史。
在动乱迭起的近现代社会，通过几代留学生的努力，终于将诞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取代了数千年来仅有经史子集传承的僵化局面，奠基了中国近代科学。使中国有了近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门类的学科。它们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教科书，具有空前绝后的意义。
从“救国”到“出国”
从134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到1949年以前，中国留学生一直带着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这种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悲壮。到1949年以后，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宣告完结，留学生再也不负担这个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留学生。文革期间，大陆公派留学基本停止，公民个人自费留学也不可能。这期间，只有台湾留学生络绎不绝，他们的去向主要是美国，他们后来成为主持台湾社会的精英。
在新中国，虽然各门科学进步缓慢，在文革期间甚至停滞或倒退，但一群在旧时代留美归来的科学家却被隔离在动乱之外，不受干扰地搞出了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在冷战时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国力。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家，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政中国，立即恢复了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当有人提出担心留学生滞留不归的问题时，邓小平胸怀宽广地回答道，即使有一半不回来，也要派，也比不派、少派好。
国门一旦开启，很快就形成新一次留学高潮。八十年代末一时有所减少，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更猛趋势。据报道，从1978年到现在，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百万，留学回国总数达二十万。还有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国外的人员数十万人。
经过文革，二十世纪八十代的青年曾经焕发出追赶世界潮流的热情，这一批留学生，仍然不乏理想和道义的色彩。在他们心里交织着“洋插队”的美国梦与“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中国情。而今，这一代留学归国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在各自的领域开始显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陈丹青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一篇叫《海归的羞耻与责任》的文章，把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理想、责任感和道义精神视为一种绝响。
在他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但他看到，现在的“海归派”在整体上缺乏这样的意识，“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而“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价值追求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但是，五四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不断缩水，最后只剩下技术。社会越来越技术化，留学的目标是学习技术，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凭什么要求海归比国内知识分子多一份在中国往往显得沉重并且容易“以失败告终”的价值坚持？
四百年前的一朝落后，其后效性延续至今，我们目前仍被称为“后发型国家”，承受着历史的负担。
自开留学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世界大家庭的一个贡献，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
到了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放松地说，留学嘛，就是互相学习。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完成。此足以告慰历代远涉重洋寻求救国真理的先驱。
昔人往矣。
为准备本次封面专辑，本刊特意约访了数位各领域有代表性的海归人士。他们是：
王波明，“联办”总干事，《财经》杂志出品人，1980年代末期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筹备和建立；
江上舟：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1990年代前期著名的海南“洋浦实验”的主事人，曾任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山，前中银国际CEO，曾参与筹备中国国家投资银行，有影响的投资银行家；
邓亚萍，前世界冠军，横扫千军的乒坛女霸主。告别体坛后求学海外，现正攻读剑桥大学博士，中国体育界未来的领军人士；
王辉耀，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他近些年的主要工作，是整合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归人士的资源，为“海归派”代言；
许子东，198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青年人文学者，从1990年代起任教香港岭南大学，参与凤凰卫视的节目制作，对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有独特观察。
(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对本封面专题大有支持，特此鸣谢)
当代海归创业潮
-王辉耀
改革开放以来的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据教育部统计，出国留学首先是为我国高等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和各级领导干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留学回国人员在校长中占78%，博士生导师中占63%，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占72%。
此外，有数字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留学回国人员。
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与前辈相比，新时期留学海外的中华学子的最大不同点是，当代海归在创业方面开始发挥突出作用。这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归功于知识经济时代，海归回国创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海归回国创业仍然面临很多的困惑和挑战，不少海归人员回来成了海待。海归人数这么多，究竟什么样的海归回国创业容易成功？最近一年，我针对海归回国成功创业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我发现海归要想取得较大的成就，需要注意如下一些因素：
海归人员有较高学历，有助于创业成功。在我的样本中，48%的海归创业成功人士有博士或博士后学历，35%的海归有硕士学位，12%的人为访问学者，5%的海归有本科学位。由此看来，扎实的海外学习对有志回国创业的海归有很大帮助。
海归在高科技领域更容易成功。大多数回国创业的成功海归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其中在互联网、IT和通讯等领域的，占到了70%以上，还有20%的海归集中在咨询、法律服务和教育等领域，只有5%左右是在制造领域。在这些领域，海归有着本土企业家难以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相反，在某些国内企业家集中成功的领域，例如房地产，海归却涉猎较少，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有海外工作经验，有助于回国创业成功。我发现，回国创业较为成功的人士，他们在海外的工作经验一般都有5年左右，还有部分海归甚至在出国前就有了工作经验。
海归组建创业团队，有助于成功。我研究发现，创业成功的海归往往能组建一个好的创业团队。大多数成功企业，都有三位以上的海归参与企业的创办或管理。
风险投资参与，更有利于海归创业成功。目前在海外上市的海归企业中，几乎100%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风险投资。
海归成功人士回国创业的平均年龄是在35岁。 此外，所有这些成功的海归企业寿命至少都在两年以上。
海归创业成功人士的其他分布。从美国回来的仍然占主导地位。在成功回国创业的海归样本中，54%是从美国回来的，23%是从欧洲，10%从加拿大，9%从日本，3%从澳大利亚回来。
海归学习专业的分布上，46%的创业海归为理工专业，27%的海归为经济或工商管理专业，12% 为法律或其他人文专业，9%为医疗卫生专业，其他的专业为6%。
在海归回国创业的男女性别上，男性海归占到了绝大多数，达到90%，创业的海归女性只占总比例的10%，这说明女性海归创业在国内还有不少的难度。
王波明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股份制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难以想像，王波明1米8的大高个塞进“联办”那富丽窄小的英式靠椅里，会是个什么样？就像你无法将资本市场引进中国这段往事，与“联办”稍嫌低矮狭小的空间联系到一起。
“联办”，现称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不管其名如何变动，王波明依然是这里的掌管者，这位联办总干事的另一重身份，还是《财经》杂志社的出品人。
王波明扛着肩，趿着脚地踱进门来。联办成立17年来，这是他第二次接受采访。
“将股市引进中国的这档子事，在我脑子里一直特别重。自打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十几年来风风雨雨，真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顾评判，我怕我说多了会出错。”王波明眼睑低垂，京腔低沉。
说罢，他就要起身溜到隔壁摸盒香烟。他的步调、他的背影……半百人生，怎么看都透着股不吝。
稍顷，他重新坐回。正如记者王安曾在书中对他的描述：“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只是此刻，他的手中冒出一罐啤酒。
想问啤酒的滋味，如同请他回首往事，纯属多余。平淡饮进，咽进的是他少年时，作为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嫌”，母亲自尽离世后，自己过早的颠沛流离；人到中年，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师，亲历了华尔街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8年，第五代海归归国，建立中国股市的前前后后。
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
197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方毅发出邀请，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加、意、法、德等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有人将这个年段出国的留学生描述为“第五代”，第五代中就有王波明。
王波明是1980年去的美国。此前，他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此后，他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了两年本科，“主要偏重于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与公派留学不同的是，他是自费留学。“一个亲戚为我提供了经济担保书。”回忆起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那段，至今都让王波明乐不可支，“当时大陆去美国的人很少。使馆领事几乎是把我请进屋内，意思像求着我似的。到了美国，别人一听说是大陆去的，敢情把你当个稀罕物，都围着你问，你在国内吃得饱么？哟，你还能骑自行车上学啊。”
两年后，王波明以全优成绩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别看我爸爸是外交官，可一个月才拿300元。钱真让人没办法，不是你全优了，你就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是谁给你奖学金了，你就奔谁去。”
当然当然，除了奖学金，吸引他的还有大学本身，“哥大的国际金融比哈佛都好，很多大人物都上那儿执教”。
同样因为钱，上学期间，他不得不在纽约的《华侨日报》开经济专栏，苦心经营千字短文，赚取杯水车薪。这是否为他将来做传媒人埋下伏笔，王波明笑而不答。
总之，在美国当记者，他说他很享受，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既然要写美国如何看中国，我必须要把中国的事琢磨透。自从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步入城市，中国形势就很热闹，几乎天天在变……”
他挺矫情地抛出一个词：“激动人心。”再激动人心，也不及他一头扎进纽约交易所来得痛快，能闯进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管他“驯牛”或者“驯熊”。
“1987年，哥大毕业后，我乱七八糟投了200封求职信。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了回复，我想以前从没有中国人进过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其实，当个经济师没什么大不了的，凡是个人就是经济师了。”
凡是个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呆上四五年，收入都能拿得比卡特总统多。但一年过后，王波明回国了。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
曾有人分析过海归回国的理由：家国情结、拥有政策保障、回国发展空间大等等。这，远不及王波明六年前的一番语言来得生动：
“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妈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可要让他们回来，打烂坛坛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们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齿。”
今天的他无疑含蓄了、绅士了，“肯定不是被纽约股市的暴跌给吓回来的”。话聊起来挺长，最简单的版本是——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的结识,也是缘自CBA。“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激情比较高，也许他太有激情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的人”，包括了日后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号称中国“并购之父”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美林(亚太)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等一干人等。国内来人也是直奔大本营，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
“1984年，北京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学会里面就有周小川、马凯、楼继伟这些改革之士。”加上在国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综合司司长的宫著铭，这些青年新贵们，敢想敢干，早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蠢蠢欲动。
改革之士与CBA一拍即合，所聊话题无非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人往往大手一挥，这个想法很好——可是，眼下不成熟。”
“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在闲聊中横空出世，每月小聚一次。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资本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资本市场。”真要回国建立股市，似乎没几人相信。“你想想八十年代，别说股票，连个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完全没起来。”
虽说没打算一辈子呆在美国，但他并不抗拒纽约，不夜城，有活力，多姿多彩。
经不住高西庆等人的撺掇，得，还是回去吧。反正在交易所内，耳边也不得闲：一个经济师对他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正那时，他又得闻早前的一条消息，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东边修车，西边卖包子
1988年5月到8月，整整4个月，高西庆在纽约愣找不着王波明。王安曾戏称这是中国证券史上的一桩悬案，王波明嗬嗬笑道：
回国之前，教育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生回国，回国机票一律报销。把我忽悠回来后，上教育部一打听，教育部里的人说你得先找一个工作单位，让单位上给你报销。
那时候真愿意回国的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也不能怪他们不回，就拿李某某(现为某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董事长、行长)打比方，他还是1984年回国的呢，自打他回来第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应该在人行当部长。结果呢，体制还在那儿，什么部长？连科长都不算，一切从打水扫地开始。
为了建立股票交易所，我和高西庆没拿绿卡，自绝后路。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做律师，我们拿绿卡是相当容易的事儿。可就想到事业的艰难，怕有绿卡在那儿，一遇困难就往后撤。
刚开始确实很难。我俩刚回国，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包括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进中南海，是贾宏生带我去的。我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他对我说今天国务院开会讨论股票的事，正好你和我去。我就坐着他的车一起去了，主持会议的叫宫著铭，开会内容正好是王岐山他们弄了一份建立北京股票市场的建议书，我一听，嘿，我回国不就是要干这事嘛。
万寿宾馆会议
早在同年4月，上海庆祝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之际，宫著铭就以人行司长的身份飞往上海祝贺。当晚，他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家里，谈起了上海金融改革。
他说到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第二就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证券交易所钱就不用愁。
说起大宫，那可真是个人物啊。还有王岐山，他那时负责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刚刚涉入金融领域。我和高西庆虽然懂证券市场，可是上层运作得靠他们。王岐山对这事一直很积极，我想他那会儿还不太懂股票市场是怎么回事，但已经隐约地感到了这事的重要性。
7月9日，在万寿宾馆，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会议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和个人，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
这次会后，由人总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宫著铭、张晓彬主持起草白皮书——《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编写这份白皮书，共花了一个多月。起草小组有我、张晓彬、宫著铭、周小川、高西庆、还有人总行博士生蔡重直、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的许小胜。
《设想》包括了《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
大宫和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管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研究机构的人员参加讨论。
白皮书递上去了。
当时，一位国家领导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领导批复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等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等人。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疑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这事由谁牵头去做？
人行与经济部门之间有争议。人民银行当即跳出来说他们牵头，项怀诚说人行工作比较忙，还是由体改委牵头吧。人行不依了，说他们早就在研究这事了。最后姚依林拍板说，你们比较忙，还是让安志文他们牵头吧，这事才顺到了体改委这边。
“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联办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王波明说。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调对外，要求王波明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了,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联办。”
“联办既然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呷进一口啤酒，缓缓道来：
我们是打算设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这么说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工农中建都在北京。后来有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朱市长问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说那好吧，就建吧。
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这行的人啊？这就想起了茅盾写的《子夜》，想起旧上海原来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他们赶紧把这拨老人挖出来。人还真找出几个，但他们说过去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地方债券。
联办的秘书长经书平与朱镕基的关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说：“我们这儿有拨人，就是搞北京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解决户口问题。让他们安顿下来，帮我把这个股票交易所成立起来。
后来，我们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汇报，并讲建立股票交易所，我们可以协助，但人还是你们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后来也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事有多赶。本身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定。再加上那时要根电话线都难，交易所里要配50根电话线，还得层层审批，进度要快也快不起来。
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在五六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
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就赶在12月1日试开张了，当天的情形听说比较冷清，毕竟仓促嘛。想想也挺理解他们，意义重大嘛。不光是在中国，就整个东欧国家而言都意义重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1992年，我参观浦东时，它真是破破烂烂。虽然他们给我看模型，指这儿是陆家嘴，那儿要歌剧院时，说得特宏伟，我心里一点都不信。再说开上海交易所时，李祥瑞在会上打招呼：说开这个交易所别指望赚钱，这个交易所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别想着炒股票。
我没反对他的说法,但也没想这么快,几乎一年左右,全中国的钱就像对着抽风机似的，忽一下全抽向上海。没想到股票交易量大大超过债券交易量，百万富翁大量涌出，比如杨百万，不过，他是炒债券发的财。
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两所一网作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遗憾？
1980年代突建证券市场，是全搬国外，1990年代的中国股市是结合中国国情，搞得有点四不像，“现在中国股市又回到一个没有硬伤的市场上来了，十几年了，该付的学费也付了，该流的血也流了，该是成长的时候了吧？”王波明自饮自问。
至于“联办”，1989到1992年，它的使命似乎已然结束。“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联办’的钱花光了，人也没得用了，理事会就差明说要我们自谋生路了。那几年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要做什么。后来高西庆提出，有个互联网的东西，将来准能把办公室、图书馆全都灭了。这样我们才与政府完全分开，转型下海。”
别看现在《财经》杂志、和讯网具有行业知名度，“可在1998年，《财经》的概念都没形成，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1995年，互联网进入时，和讯网亏钱，我说养着，做事得往长远看。”
不知这位自认目光长远的人是否心存遗憾？“证监会成立时，我和高西庆几个都进去了。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觉着我不适合呆在政府部门。我没办法呆。现在回头想想，我要是留下来了，又会怎样？”
其语气遗憾，莫如自夸。
王辉耀 图/姜晓明
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我想，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陈琛 发自北京
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
在以往，“王辉耀”三个字更多是和“新华商”、“MBA 通才”和“国际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中有着许多的“第一”：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中国最早一批出国攻读MBA的留学生；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中外政府都工作过的中国人；海归中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最早回国创业的海归中的一个；他还曾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出版了六部著作……
如今，他的履历表上又增加了一串：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商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
随着王辉耀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及其2005委员会，在他出版《海归时代》这部国内第一本全面解读中国留学人员归国群体的专著后，他又多了一个“海归派”代言人的头衔。
在世人眼中，王辉耀作为新一代海归社会企业家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也就足够了，个人资产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区别不大。这时候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一个群体对社会多一些回报。”
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由教育部公派，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大量留学生中，90%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的社会新阶层。
北京朝阳区的CBD中外闻名，在其间工作的外企白领有几十万，其中海归就有好几万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那一批，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
如何影响这批人，使他们的个人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现并思考这一问题的，也许远远不止一个，但王辉耀却是现实中第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
王辉耀提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这个新兴阶层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
但商会创会伊始，却不是这样轻描淡写。在向欧美同学会负责人提出建议后，王辉耀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2002年10月17日，在王辉耀组织和倡议下，田溯宁、张朝阳、吴鹰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聚会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欢庆欧美同学会商会的成立。
这一天，有着近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仿佛变成了青春少年。
商会主要是引入国际化精英办会的模式，比如月度午餐会、时尚海归聚会、国际论坛、主题讲座、休闲活动等等。要工作不一定就是工作狂，商会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商会已经连续4年举办京城最大的海归圣诞新年聚会，去年达到了空前的1000人。
与此同时，王辉耀还发起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与发展论坛”，帮助留学人员就业创业；创办“商会名家论坛午餐会”，吸引精英在一起脑力激荡， 举办“仲夏夜精英慈善晚宴舞会”，募集善款帮助京郊贫困失学儿童。
几年下来，商会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品牌，成为欧美同学会中最活跃的团体，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
王辉耀在欧美同学会的开拓工作得到了社会认可，2005年，欧美同学会理事会推选他成为总会的副会长。
打造海归智库
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因为大雨，首日的财富论坛开幕式从天坛公园祈年殿移至人民大会堂，王辉耀在这里碰到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 网 通集团总裁的田溯宁。两人话题投机相聊甚欢，都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力量聚集起来。
2005年11月20日，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等二十多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思想新锐的海归精英们尽显群英本色，言语犀利尖锐，各具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王辉耀当选为2005委员会首任理事长。
自此，欧美同学会商会品质得到重要提升，其作用从以往的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凝聚一批有成就的中国国际化人士，打造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成为为中国崛起建言献策的智库，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里，2005委员会就以“充分发挥留学人员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建立留学人员创业计划”、“反垄断与新一轮经济改革”和“人文奥运和恢复传统假日” 以及“建立中国创业创新大学”等主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建言报告。
“大量海归活跃在律师、注册会计师、咨询分析师、风险投资、外资企业管理层、自主创业群体里，他们是新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将他们推到社会新兴推动力量的位置上。”说到这些，为这个群体鼓与呼的激动，再一次生动浮现在王辉耀的脸上。
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愿意把时间花在欧美同学会商会这样一些不挣钱反而要花精力的事情上呢？
王辉耀：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特别是对于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我们国家。当下中国社会团体还很不发达，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热心、精力、钱，还需要国际化的视野、观念和经验，我想，在这些方面我还是很有优势的，前半辈子忙很多个人的事，现在有精力、时间和资源，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付出总会期望有回报吧？
王辉耀：我不需要什么回报，做到一定程度，别人会注意到你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影响力。
人物周刊：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社会企业家”？
王辉耀：社会企业家是创建各种非赢利社会组织，创办或参与管理社团，服务社会公益，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现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少，比如成立“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的企业家，坚持个体环保的廖晓义。
人物周刊：要想在传统体制内做一些突破体制的事，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辉耀：观念还不够开放，政府官员吸纳体制外的特别少，体制外的人做事非常受限制。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加大吸引留学人员的力度，甚至政府、人大、政协里都应该有这批国际化人士的参与。
人物周刊：要成为国家的智库或者说智囊团，是想发挥海归高端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吗？
王辉耀：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民间的智库，我想，这些有国际视野的人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没有利益冲突的意见，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涉及民间外交、教育、房价、反垄断等问题，都是社会和公益话题，以后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
如果遇到比较尖锐、但对政府和社会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还是会做可行性研究，用政府能够接受而不是激进反抗的方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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