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葛优们的追究不能止于道德谴责
作者：郭之纯
最近，北京警方开始对亿霖木业传销案中的违法所得进行追缴，著名影星葛优为该公司的代言报酬359万余元，已经全部退还。如此结局，再加上代言费数额的巨大变化(开始的说法是50万元)，使葛优及名人虚假代言现象，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北京晨报》7月24日)
“公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套用葛优在《天下无贼》的一句名言，来描述其此时的境遇，倒不失为一种反讽。不知大明星葛优作何感想？近年来，从新兴医院、眼保姆到藏秘排油，从唐国强、文清到郭德纲，一扇扇的“广告门”把“名人代言”简直弄成了一个高风险行当，同时也把某些名人利令智昏的一面展示于公众的面前。由此，诸多明星声望下降，美誉变恶誉，遭遇无尽批评挖苦。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名人接拍广告不慎重，甚至有意为骗子做帮凶，遭遇舆论谴责甚至被追究责任，这很正常。但笔者发现，或许由于“明星效应”的缘故，对此类问题的批评和反思，往往止步于道德事件、商业事件甚至娱乐事件，而较少上升为法律事件。事实上，名人虚假代言现象的多发，在道德性、商业性因素之外，有着更多的制度性因素。一些不规范的产品、公司、医疗机构等，之所以能够利用虚假广告造势得利，使那么多人遭遇巨大损失，与相关制度和法律的缺位直接相关。
与葛优们相比，更应为虚假广告承受批评、而且该被追缴相关收入的，显然是那些播发了此类广告的媒体。在虚假广告面世中，媒体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如果媒体严格把关使此类广告没有播出机会，则无论明星们怎么忽悠也都没用。更重要的是，在虚假广告的利益链条中，媒体也是得利者。一些虚假广告为何屡禁不止，媒体自当反思。
其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应承担责任。广告法第六条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广告监督管理机关”。据此，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广告进行监督审查是不可推卸的职责。那么，面对像亿霖木业那等狂轰滥炸的虚假广告，广告播放地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否尽到了应尽之责？
如果不从上述制度层面对虚假广告现象进行反思和整治，而只将此归咎于名人们的道德水准或无良企业的不守规则，只能是扬汤止沸，不会收到多大的效果。（2007年07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葛优欠“优”的法理与情理
作者：鲁宁（媒体评论员）
就算359万元是所谓的“善意取得”，当亿霖木业诈骗犯罪的后果如此触目惊心时，葛优若不把这笔巨额“代言费”吐出来，他也会被民众的唾沫淹个半死。假如葛优“不自觉”，有关部门又无所作为，那么，有关部门无法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
明星葛优历来受部分国人追捧。近期，葛优人气更旺：一来，话剧《西望长安》葛优扮演大骗子活灵活现；二来，葛优身陷“亿霖木业特大诈骗案”越闹越大，葛优无奈被吐（缴）出来的“代言费”已高达359万元。
中国明星身陷“代言门”丑闻，并非始于葛优。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一抓一大把。一面扮演“伟大领袖”，一面参与“送子观音”神话制作的那位大牌明星爷，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一点也不比葛优小。
葛优欠“优”是社会多数人的看法。葛优回吐出359万元，不管是压力所致、问题性质升级、抑或是良心忏悔，还是汲取教训“改邪归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改变更多的明星身陷“代言门”的趋势。所以，就本文的写作初衷，并非想对葛优乃至其他身陷“代言门”丑闻的明星们作道德谴责，只想对其中所涉及的法理与情理作点简要分析。
在新闻评论普遍抨击葛优欠“优”的同时，也有部分从事司法职业或从事法学教学的时论家，纷纷从法理角度替葛优说开了“公道话”，并从国外司法实践中援引“善意取得”的断案原则。法理范畴内的“善意取得”，拿白话讲，指我所得到的财产是通过劳动（譬如替人做广告所得）获取的，不管支付方曾经以何种方式获取该笔财产，包括违（犯）法所得，此时作为“第三方”（譬如葛优），皆无须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假如葛优的359万元也属于这个类型，意味着葛优只要依法缴纳了个税，就无须上缴这笔巨额“代言费”。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目前的司法实践还没有“善意取得”一说，因为无论是国内的法理传统，还是百姓认同的情理文化，皆还无法接受这种对中国人尚十分陌生的司法“洋理念”。
中国的“古老”还在于，就算法理上能讲通的事，还须顾及情理上能否为民众较普遍地认同和接受。就算359万元是所谓的“善意取得”，当亿霖木业诈骗犯罪的后果如此触目惊心时，葛优若不把这笔巨额“代言费”吐出来，他也会被民众的唾沫淹个半死。同理，假如葛优“不自觉”，有关部门又无所作为，那么，有关部门无法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这就是葛优身陷“代言门”所涉及的、被民间普遍认同的、远比法理更“强硬”的情理。
亿霖木业是通过投资林业、购买所谓的“林产权”作为实施诈骗犯罪的载体的，而低调进行的、全国范围的集体和国有林产权改制正处于攻坚阶段。关于林产权改制，其重大的价值绝不亚于国企产权改制，系农村地制改革之后又一场革命。事既如此，高层对亿霖木业案如此重视，不只是此案涉案资金之巨和受害人之多，还涉及到林产权改制的社会评价及改制的顺利推进。我不指望葛优会“吃一堑长一智”，我只想告诉葛优，这一回你欠“优”实在是时机选择不当哟！（广州日报）
葛优退款，情理高于法理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了“葛优主动退还亿霖50万元广告代言费”的消息。不但有受害者为之称快，更有媒体为之叫好。不知是不是受最近肉市、面市及股市“涨声一片”的影响，还不到一个月时间，葛优退还的代言费又涨了，这次足足涨了7倍有余，达到了惊人的359万元。
“退还359万元代言费”的消息源于“北京市公安局向媒体透露”，自然足够权威。“葛优的代言费”这样一个娱乐圈的惊天秘密，就这样因亿霖案而意外曝光，倒是为狗仔队员省了不少调查核对的工夫。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法律上，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葛优的退还行为是退钱，还是退赃？退赃显然不成立，警方早在6月29日就向媒体透露，“在经过细致侦查后证实，一直没发现葛优有明知亿霖传销骗人还为虎作伥的嫌疑。”这说明，葛优为亿霖公司的代言，仅仅是一起单纯的商业代言，而并非是作为同案犯在亿霖骗局中扮演角色，代言费并非赃款，而是葛优的劳动所得，用法律术语来表示，那就是“善意取得”。由此可见，在法理上，葛优对自己的合法所得其实无需退还。这就像从某个小卖部卖出的一把水果刀不幸成了买刀人的杀人凶器，店老板也不用向警方退还卖刀钱一样。
但依法不用退还代言费，不等于葛优就不应退还。法律之外还有情理在，法律也并不限制葛优出于自省或出于内疚而退还其代言费。“我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葛优虽无为亿霖作伥之心，却有为亿霖骗局助推之实。在情理上，葛优是有愧于因其代言而受骗的受害者的，亿霖骗局曝光之后，葛优为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也当羞于接受这笔巨额代言费用。不退，合法不合情，且很可能名誉因此受损而难以修复。退，则既可平民愤，又可树形象，不失为一个良好“危机公关”之策。尽管要割掉“359万元”这一大块肉难免会有点舍不得，但从其艺术生命的延长上说，“退还”就是为了更多的“进账”。个中利弊，葛优及其经纪班子恐怕早有衡量。
另一个问题是，“善意取得”要退还，怎么退？退给谁？既然这359万元代言费已属葛优的合法私产，他自然有权处置。因为其代言曾给受害者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也许最好的选择是退还给受害者。但要由葛优来划定可从其代言费中受益的受害人的范围及标准，未免有些困难。因此葛优选择了退给警方，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当然也是一种财产处置方式，但问题是，359万元退还给警方，并不是所有权也随之归属于公安机关。警方理应在尊重葛优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合理处置这359万元巨款，并将这笔款项在退还警方之后的去向和归属，及时公之于众。
通常情况下，法律是对公民行为的最低要求。从忍痛“割肉”的事实看来，葛优为电影《手机》中的张国立的名言“做人要厚道”作了一个很好注脚。毕竟，这并非法律责任或法律上的义务，而更多依赖于情理与道德。从已公开的信息看，葛优还是因代言虚假广告而退还代言费的第一人。近年来，明星遭遇“代言门”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诸如郭德纲代言“藏秘排油”，唐国强等代言“送子观音”，刘嘉玲等代言“SK-Ⅱ”等等。当明星们代言的产品问题迭出之后，我们仍难以看到有代言人表示自省和道歉，更不用说出于情理而自愿退还代言费了。
于深陷“代言门”的明星之外，在亿霖骗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相关媒体，也显得格外“不厚道”。作为专门的广告发布载体，传媒理应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但基于利益，一些媒体为亿霖的广告大开绿灯，这其中有无法律责任尚可存疑，但就道德责任而言，显然较代言人更重。而从目前的信息看，没有一家媒体公开反省、道歉，在情理与道德面前，相关媒体保持着不约而同的沉默。以此看来，厚道的葛优倒还不失为明星和媒体们的楷模了。不妨再次温习电影《手机》里的名言，“做人要厚道”。当然，做媒体更要厚道、载道。（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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