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中国体育在汉城奥运会上遭遇过惨痛的失意，无数人从1984年第一次收获奥运金牌的狂喜中跌落低谷。但那个时候，也是中国体育真正面对世界面对自己的开始。
2008年8月，期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将把中国体育带到一个新的起点。“40枚金牌在望”“中国有望金牌数第一”等言论几度被热议。此时，我们追寻20年前那个难忘夏天的经历，也许能给对奥运成绩过热的期许提供一点冷静的思考。
从“五朵金花”、李小双、王军霞，到田亮、王楠，这20年，中国的体育人付出了什么样的心血和代价? 在品尝了努力付出后的喜悦和急进带来的失败教训之后，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金牌本真的含义？
是的，只有真正明白了体育精神和金牌之间的不同，我们才可能带着欣喜和祝福，和来自全世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一起，享受这个属于我们的盛夏。
1988失利后，开始“奥运争光计划”
一场意料之外的奥运失利后，中国运动员、体育官员、研究人员以及公众，开始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和演绎竞技体育
★ 本刊记者/杨中旭 丁尘馨 唐磊
“1988年这届奥运会，记忆非常深刻。”当年的跳马冠军楼云，如此总结20年前的汉城奥运会给他的印象。
随着《手拉手》旋律的响起，第24届奥运会于1988年9月17日在韩国汉城(今首尔)拉开序幕。
当时中国正沉浸在体育节节胜利的欢乐情绪中。56公斤级举重选手何灼强1987～1988三破世界纪录；中国游泳队成绩开始冒高——1988年4月，16岁的杨文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突破50米自由泳25秒大关的女子选手；还有跳水梦之队；体操王子李宁领衔的体操队。此外，乒乓项目也首次进入奥运殿堂。
在人们的期望中，首个比赛日将是“红色的一天”：52公斤级举重有何灼强；自选手枪，许海峰、王义夫是“双保险”；女子汽步枪，张秋萍、李丹也“有望一争”。
“但汉城奥运会第一天不是开门红。”杨明回忆说——杨明一直从事体育报道，目前在新华社工作。除了次日许艳梅在女子10米跳台项目上摘下首金，之后几天中国队颗粒未收。
“第一天就感觉到不顺，该赢的金牌我们丢了。当时有一种失望，失望之中又有几分惊慌。”在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中，杨明回忆说，“许海峰是洛杉矶奥运会的金牌，4年之后在汉城，大家还是期望他起码是前三。但是没想到许海峰发挥极其失常，最后报纸上都不好意思登了，就是说‘名落孙山’，实际上是27名。”
于是，《中国射击队为何跌跤》《许海峰为何失灵》……质疑的报道铺天而来。
回国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毕熙东对赶到北京的山西作家赵瑜说：“头两天，中国队就是不拿牌儿，大伙儿各奔前程乱扑一气，就是扑不着东西，就乱了营了。读者这么长时间见不着牌儿，你说叫我们干吗来啦？”
奥运会第4天，李宁登场了。
吊环比赛，他的脚挂在了环上。
跳马比赛，他重重地坐在了地上。
团体赛上，也因为李宁表现失常，成绩跌出前三。
作为上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第一夺金大户，当时中国体操队独揽5枚金牌，其中李宁3枚。这一次，体操王子颗粒无收。回到休息室，李宁头一句话是：弟兄们，我对不起大家！话毕，泪如泉涌。6个小伙子——李宁、楼云、许志强、王崇升、李春阳、国林显，在地下室关起门来痛哭一场。
第二夺金大户举重队，上届4枚金牌无一卫冕。被寄予厚望的何灼强在56公斤级抓举和挺举中，6次试举只有两次成功。央视的直播画面里，亿万国人看到了这个广东小个子运动员在几次试举失败后脸上流露出的烦躁。
坏消息不断传来。
9月28日，汉城汉阳大学体育馆，中国女排输了。半决赛中，中国女排0：3负于前苏联，第一局的比分是0：15。“0比15，参加奥运会前，中国女排已经是五连冠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预料到，大家已经习惯看女排的胜利了。”杨明这样感叹。
“那时侯中国媒体的很多标题都是灰色的，蔓延着一种特别压抑和失望的情绪。” 杨明说。
与竞技体育打交道时间还不长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竞技体育“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规律，第一反应普遍是难以接受。
山西作家赵瑜在兵败汉城后进京，一路上听到的旅客议论全部都是牢骚。作家张石山《我们有权参与》的文章代表了这种心声：炎黄子孙谁个不渴盼民族的振兴？哪怕仅仅是在全民输血重点保障的体育战线上大获全胜？10亿人口大国，区区5枚金牌！
毕熙东回忆说：当时国内群众反响很强烈，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意见，第二天又给记者传看。
记者理解的意思是，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获胜，对失败了的运动员不要责备，以免给他们增加压力，我们过去的体育宣传不大适当，过分强调了奖牌。
当时的毕熙东很年轻，觉得过去把金牌看得太重，体育成了民族的强心剂，中央领导发现了，在奥运期间扭转这个东西。振奋之下，毕熙东决定写篇文章——《中枢神经被撞击之后——窥视中国代表团大本营》，让国内关心体育改革的人尽快知道这个精神。但是，毕熙东这篇文章后来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归国后，在首都国际机场，楼云一下飞机立即被记者包围，李宁却找了一条僻静的通道，刻意避开人群。可是连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揶揄李宁，“你哪儿不好摔，跑那儿去摔了。”
赵瑜的《兵败汉城》中描述了李宁汉城奥运会归来的处境：大把大把的来信，这些信中不再只有赞美和崇拜。
楼云回忆说，“我们也听到很多说他的，他(李宁)压力确实非常大。有些信件甚至带有侮辱性的。”
“回到国内，整个队也没有欢声笑语，甚至我们很多参加奥运会的人后来没有一个说主动想拎着包再去体操房的。”楼云回想当时体操队的情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在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中，当年得了冠军的高敏坦陈，希望有一次失败，“如果我失败一次，所有人都知道高敏不是神，她也是人，她也会失败的。”
“实际上不必把金牌看得很重，它是一种参与，比成什么样，都要高高兴兴。比得好就高兴，比得不好就痛哭流涕，这种反差比较大。”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前副局长、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健说。1988～2000年间，他任中国体操队领队，一路跟随中国体操队的成长。
“由于过去强调上一届奥运会拿了15块金牌，金牌的光焰掩盖了许多问题许多矛盾，比如说东欧几个体育强国在当时抵制美国举办的奥运会，没有参加。但他们的竞技水平并不低，有些项目如果他们参赛的话，我们就拿不到那块金牌。所以我分析，中国当时的竞技体育水平可能就是四五块金牌。”这是赵瑜在报告文学《强国梦》中，针对1988年奥运会作出的一个大胆预测。
事实上，这个预测，和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一些研究员的判断不谋而合。这份预测报告在奥运会前出现在一次会议的案头。
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了李梦华、张彩珍在内的国家体委官员；报告的执笔者，是蔡俊伍、熊斗寅等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几名研究员。
报告认为1988年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有望夺得6～8枚金牌。
就在汉城奥运会鸣金收兵的同时，赵瑜接到了上海《文汇月刊》的电话，约请这位《强国梦》的作者重返北京，做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失利原因的调查。
那一年的10月中旬，33岁的赵瑜从太原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一个月后，《文汇月刊》派专人到北京取走书稿，密密麻麻手写稿的扉页，写着4个字的标题：兵败汉城。
此次奥运失利后，中国的《奥运争光计划》和全运战略随即被推出。 ★
什么是《奥运争光计划》
这是中国国家体委(现为体育总局)1995年7月发布的，一份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竞技体育成绩的行动性纲要。第一份“计划”制定的是1994—2000年的行动目标和纲领。
“对我国竞技体育到本世纪末(20世纪)7年中的发展目标、规模、重点、质量及措施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全过程的系统管理与控制，使竞技体育高效、快速、健康发展，夺取更大成绩，赢得更大荣誉”。
纲要的目的很明确：到本世纪末，我们面临着1994年、1998年夏季亚运会，1996年、2000年冬季亚运会，1996年、2000年夏季奥运会，1994年、1998年冬季奥运会共8次综合性大赛和一系列国际、洲际最高水平的比赛。我国要在这些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任务十分艰巨。
“计划”中明确指出，国家和社会投入奥运项目的经费总体上要逐年增长，重点项目得到保证,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奥运项目优秀运动队的训练、营养、恢复有相应的科研保障，重点项目的国家队都要配备强有力的科研班子。
“1996年26届奥运会团体名次力争保持第二集团领先地位。在26个项目中，力争有20个大项80～90个小项取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或进入前8名，18个大项80个以上小项具有争夺奖牌的实力。
1998年18届冬季奥运会力争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奖牌总数超过历届。速滑、短道速滑、女子花样滑冰具有夺取奖牌实力。雪上项目达到世界中上水平。”
……
在其他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上，表现实力，名列前茅。
2002年11月，第二份《奥运争光计划》颁布，“对今后10年(2001—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保证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健康、快速和持续发展。”
(资讯整理/丁尘馨)
《强国梦》和赵瑜
★ 本刊记者/杨中旭
53岁的赵瑜，给人的第一印象仍然是保留着几分剽悍气质。他块头大，一米八的个头，近年增添了啤酒肚。2008年7月24日上午，猫在山西省委老干部中心埋头写山西省抗震救灾报告文学的他，因见记者，难得穿上了稍显正式的夏装。
赵瑜，是著名的体育报告文学《强国梦》和《兵败汉城》的作者。
6万字的《强国梦》，全文刊载在1988年第二期《当代》杂志。当年33岁的赵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书中还披露了原乒乓国手韩玉珍“自伤”事件，作者作为自行车运动员时亲身经历的兴奋剂事件，这些故事触动了当时许多体育和新闻从业者的神经。
当时，改革开放已近10年，不乏有影响的体育报告文学问世。《扬眉剑出鞘》和《中国姑娘》都曾名噪一时，它们的中心点均是勇夺金牌。
著名作家刘心武和理由分别创作的《五一九长镜头》和《倾斜的足球场》则在1985年“五一九事件”之后出炉(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中1:2 输给香港队，引发观众骚乱)，体育界的思考性文章从此发端。不过，这些只是围绕一场关键性足球比赛失利的创作。
而《强国梦》是真正从体育的本体观念，从中国文化传统展开思路，并触及深层话题的体育报告文学。
在体育界内部，1979～1982年间，曾经有过一场学术争论，持优先发展“体育教育”意见者、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林笑峰受到批判，从长春南下，到广州任教，自此以后，体育界的不同意见再未掀起大的波浪。
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杂志的编辑们看到了《强国梦》的手稿，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很感兴趣，第二反应是要慎重。
《当代》杂志编辑部为出版之后可能发生的“浪潮”准备了3个“救生圈”：第一，如果体育界有关方面就《强国梦》提出质询，这样回答：这是文艺界的事，体育界最好不要干预；第二，如果有人以个人意见打招呼，提出批评，那么对“个人意见”，可以不予理睬，但要记录在案；第三，若上级主管部门提出非“个人意见”的批评，则集体承担责任。
《强国梦》经《当代》一刊出，就洛阳纸贵——八一体工队正在天津比赛，队员们赶到报刊零售点排队购买，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的墙报登出《强国梦》摘要，并大量复印全文以满足需要。中国作家出版社闻风而动，迅即出版了《强国梦》单行本。
单行本中上的副标题为“中国体育的内幕”，封底的内容提要则是：本书作者把触角直接伸向了一个体制改革中热闹而冷清的死角——中国体育界，揭开了它神秘的内幕。
随后，至少二三十家报刊进行了评价和转载，一些电台也开始连播。
其中《文艺报》发表题为《一曲冷峻的体育之歌》的评论，《新华文摘》摘要转载，《光明日报》发了题为《强国梦引起体育反思》的消息。
最后，权威的《人民日报》在“文艺评论”专栏中发表题为《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的文章，全面肯定《强国梦》。这篇文章说：一个有力的诘问，往往胜过十句空洞的赞美。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在一份山西文学院主编的多达907页的赵瑜研究资料中，对赵瑜有这样的评价：少年意气，秉笔直书。还有评论说，上世纪80年代的赵瑜，极富激情。后来他年事人事渐长，举止平和多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赵瑜也承认，当时自己的书生意气，加上从小生活在体校大院儿里的经历，是他写出《强国梦》的主因，“我写的都是我经历过的生活，或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促发他写这篇文字的一个直接的诱因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举行期间，赵瑜到单位对面的白求恩医院看病，当他看到医护人员全都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女排决赛的画面之时，深深刺激了他，他不禁疑问:金牌能带给我们什么？
《强国梦》后来还是给赵瑜带来了一些麻烦。就在《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时，收到了有关人士希望撤稿的意见，人民日报社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要求评论作者不单评《强国梦》，作者于是将《中国体育界》与《强国梦》合评，但文中说：较之《中国体育界》来，《强国梦》似乎更应引起关注。
当时的中国体育界，正值备战汉城奥运的最后阶段;而且，洛杉矶奥运大捷之后，体育强国和竞技体育优先的原则已被确认。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卢元镇在1988年3月提前从赵瑜口中得知主标题和副标题之后说，赵瑜这马蜂窝算是捅大了，“强国”两个字岂是你小子可以议论的。
当年5月，体育界表示，赵瑜书中有失实之处。6天之后，天津体育学院部分教师正式致函《当代》并约见《当代》编辑，要求就书中有损天津体院的章节做出书面更正和书面道歉。《当代》未予理睬。
6月18日，《当代》举行《强国梦》研讨会，体育界只来了3个人——为“五一九事件”主角：中国足球队前主帅曾雪麟、《体育画报》主编杨迎明、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卢元镇。除了曾雪麟保持沉默，杨迎明和卢元镇都明确支持赵瑜。杨迎明批评体育界“忘乎所以”；卢元镇则批评体育界是全国“最缺少透明度的部门之一”。会后，卢元镇邀请赵瑜到北京体育学院作了场报告。
但与此同时，《中国体育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体育的成就不容否定——评报告文学<强国梦>》。
汉城奥运会的滑铁卢，最终使这场围绕赵瑜的争议渐渐平息。赵瑜在《强国梦》中曾表示，洛杉矶奥运会如果参赛国齐全，中国将只有4枚金牌入账，这和后来汉城奥运会的5枚金牌很接近，以至于《解放日报》当时半开玩笑地评论，现在需要把《强国梦》从废纸篓里捡回来了。
伍绍祖出掌体委之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主编《中国体育史》，专辟一章写《强国梦》，并对《强国梦》当时的褒贬给予了相对客观的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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