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90年后再回首
与苏联时期对十月革命的追捧相比，如今俄罗斯民众要冷静许多，既不奉为“伟大”，也不贬为“政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盛世良发自北京 在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日前夕，俄新社请笔者和其他多位学者简要回答三个问题：十月革命是必然的吗？十月革命是起因于俄国内部还是由外国引入？十月革命是进步还是可悲的错误？笔者的答复为：这场革命是必然的，旧政权已经难于维持统治，人民不愿继续忍耐，革命危机已经成熟；这纯粹是俄国的革命，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从国外传入的，但已经同俄国的实践相结合；十月革命对当时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苏联：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在一亿多俄国人中，无产者已占两千万以上，是一支洪大的革命力量。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革命似乎不可能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发生。俄国老资格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曾有一句名言：“俄罗斯历史还没有磨成可以在本国烤出社会主义大饼的面粉。”
可是，比他年轻14岁的列宁偏偏就磨成了这样的面粉，“在本国烤出了社会主义大饼”，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在苏联时代，11月7日是最重要的全民节日，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式就在这一天举行。那是外国记者就近观察苏联最高领导层动向和苏联新式武器的难得机会。
当时，“十月革命”仿佛成了苏联的品牌。小学生入少先队之前叫“十月儿童”，街道、广场、铁路、电影院、糖果厂……最拿得出手的，名称必冠以“十月”或“十月革命”。关于十月革命，苏联还建了博物馆，出了百科全书，至于研究专著，更是汗牛充栋。
列宁在革命胜利6年后就离开人世，没来得及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继任用了近30年形成了“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上统得过死、政治上过分集权、文化上过于划一。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等人虽有改革愿望，但跳不出苏式社会主义的框框。这种模式在战前和战时虽有优越性，在和平建设环境下却弊端百出，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甘拜下风，在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被拖垮，落了个亡党的悲惨结局，只好丢下扛了74年的革命红旗。
俄罗斯：十月政变？十月革命？
在今天的俄罗斯，15%富裕居民拥有92%的收入。《列宁在十月》里的名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对俄罗斯贫困者来说，依然可望而不可及。那场“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划时代革命”，仍旧是俄国政界、史学界争论的话题。
厌恶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叶利钦总统，把十月革命节改成“和睦和解日”，普京上任后曾把它移到11月4日，改称“民族团结日”，最近，他又签署联邦法，把“1917年十月革命日”定为5大全国性纪念日之一。
自由派称它是“政变”，而且否定一切革命。左派仍然全盘肯定十月革命。民族主义者自相矛盾：既承认十月革命造就了强国，又指斥其主导力量是一股罪恶的破坏势力。
民众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也有分歧。在1990年和2006年的民意调查中，分别有44%和60%认为十月革命是“开辟俄国历史新纪元”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而称其阻挠社会经济进步并进而导致国家崩溃的人分别为36%和29%。相隔16年，这两个数字 “一升一降”，显示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心平气和地看待历史事件，对90年前的那场革命，既不奉为“伟大”，也不贬为“政变”。
对十月革命，我们并非熟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段话在中国耳熟能详。上世纪70年代，我首次到莫斯科当记者时以为，十月革命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意义在苏联人眼中显然要胜过卫国战争。然而，苏联人虽然一直在十月革命前加上形容词“伟大”，但对它的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及另一个“伟大”——伟大卫国战争。
就此请教一位苏联朋友，他的回答令我如大出意料：“卫国战争事关我们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十月革命再重要，也只不过是换了个政权而已。”
随后，我在参观冬宫时，带着来自苏联电影的有关十月革命的全套“丰富”知识，问冬宫讲解员：“攻克冬宫时炮火连天，墙上一定弹痕累累，是什么时候修补的？”
讲解员是历史学副博士，她宽宏大量地对我笑了笑说：“守卫冬宫的只有几百名女兵和士官生，没坚持多久就投降了。有史以来冬宫里就没开过枪，弹痕更无从说起……”原来，苏联电影里的十月革命是经过加工的“艺术真实”，为了显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革命成果来之不易。
十月革命的中国创新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重要发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0月27日，北京度假胜地九华山庄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70多名中国最顶级的苏联问题专家。接下来的两天里，这批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等20多家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讨论了一个敏感而严肃的话题：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学者们来说，这一研讨主题的设立显然有着特别现实的意义。就在6天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大会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被提出，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十月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重要发展。”11月2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说。对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姜长斌也很认同，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而9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
邓小平和列宁面临的同样问题
如果在十几年前，姜长斌对十月革命的认识远不如现在这么具体和深入。“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中，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陷入危机。”姜长斌说，最大的危机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三年里。
当时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盛行一时，伴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这一争论更达到了顶点。“从十月革命开始，苏联搞了74年的社会主义，最后垮台了，中国也在搞社会主义，中国以后道路应该怎么走？”姜长斌说，苏联的垮台促使中国对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通过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接过了这一重任。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阐述，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识。“这是邓小平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创新。”姜长斌介绍说，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和邓小平一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也深受姓“资”姓“社”的困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马上面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姜长斌说，从1919年开始，列宁推行以余粮征集制、企业收归国有等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没想到引发了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骚乱。1921年3月，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规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私人开设小型工业企业等，很快取得人民支持。“这意味着列宁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第一次突破尝试取得成功。”
“当时，邓小平谈计划与市场，也是立足于中国当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需要，既要继承列宁创立新经济政策那种科学的创新精神，但也要结合中国实际，防止出现苏联模式僵化的弊病。”姜长斌分析说。
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
但是，列宁所推崇的新经济政策很快便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政策取代，这种体制和政策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苏联模式”，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的惟一模式固定下来。
“苏联模式背离了十月革命的精神，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对《国际先驱导报》说，高度集权的结果是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与民众格格不入，最后丧失掉社会主义。
姜长斌分析说，十月革命首先唤醒了中国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新意识。这些人中就包括毛泽东。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时，毛泽东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一名学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列宁成了毛泽东的精神导师。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但是最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走俄国人城市暴动的路。“走的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姜长斌说，这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章中的列宁主义不是摆设”
斗转星移。90年后的今天，两个曾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命运迥异。“社会主义在苏联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但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黄宗良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现在也可以说形成了跟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可以从十月革命中寻找到理论精华。“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跟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民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巨大的。”黄宗良认为。
如今在中共党章中，列宁主义仍然被作为中国共产党行动纲领被特别强调。“这不是摆设。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十月革命的社会现实，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从马克思主义起家的，经过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理想都是共产主义。”姜长斌说，十月革命的精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大的崇高的人类的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本国本社会的实际出发；必须结合实际的变化不断发展本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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