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二)
一种体育意志如何上升为了国家精神？
新中国体育，经历了初期的苏醒和萌动后，在其后20年又遭遇了被迫蛰伏与突然登天的巨大反差。
在最高领导人及社会舆论的引导下，被“文革”停滞和打碎了的民族自信心，通过体育竞赛的胜利，瞬间将全国人民的情绪点燃至沸点。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从此在中国成为事关政治、外交、民心所向、民族团结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结合体。
这其中，中国女排从人到神的经历，最为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乒乓球如何转动了地球
在新中国初期，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排斥，体育担当了超越其自身的职能，几乎任何重大的体育比赛背后，都事关国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关系。面对赛事，做、不做、如何做，都成了从上到下相关部门需要审慎考量的事件。
“乒乓外交”就是当年打开沉重国门的第一个成功的体育尝试
★ 见习记者/陈园园
1971年3月15日深夜11点多，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鲁光。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听到屋外人喊道：“赶快到南三楼集合。”
这位后来因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一炮而红的作家，当时是国家体委宣传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体委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做31届世乒赛代表团的秘书。
1971年初，国家体委大院还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授意下，文革中受波及最大的乒乓球队开始恢复训练。文革的阴影尚在，但清脆的乒乓声响，还是打破了一些沉郁的氛围。
“冒死”参赛日本
“上飞机前，所有人心想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鲁光急忙穿衣下楼，快步赶到会场，代表团的成员已全体到齐。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主持会议。韩念龙说，自己也刚刚接到总理电话，让大家再次商量一下，究竟要不要去参赛。
“中国将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乒赛”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布在了《人民日报》上。可是，在备战期间，关于究竟要否参赛的争议还一直未停息过。出发在即，这样的讨论再次被郑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
代表团成员个个面露难色，据鲁光回忆，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当时国内政治过于敏感，还是不参赛为好；另一派则坚持，既然已经答应了日本乒协，就应该信守承诺，按时参赛。争执不下，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
最后，应总理的指示，代表团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汇报讨论结果。听取了各方汇报后，总理当即拍板，“权衡左右，我们还是应该去参加”。并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1500余字的请示信。
第二天，即收到毛泽东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主席这样的语词并非虚张声势。日本右翼影响颇大，特别是1970年11月，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引起轰动。在中国参赛之前，右翼人士也公然挑衅，“敢来日本参赛，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乒乓名宿梁戈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接下来，是具体安排参赛的细节。“不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总理为本次世乒赛定下的总基调。但是政治立场也必须鲜明，“比赛中遇到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中国队将拒绝比赛”。
临行前，每一个细节都细心准备，连要不要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这样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按照总理的要求，“下了飞机，就不要戴毛主席语录了，一些小的像章可以戴，大的不要戴了”。
临行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握着鲁光的手，总理嘱咐道：“万一有闪失，你们工作人员一定要冲在前面。”
3月17日，代表团开赴广州，转机前往日本。离开北京前，大家都纷纷跟家里托付了后事。“在广州，我们受到了广州军区领导的亲自接见，并且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梁戈亮说：“上飞机之前，还组织我们看了《上甘岭》，所有人都热血沸腾，心里想着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
按照总理事先的安排，为以防万一，代表团成员分乘德航和加航的飞机前往。梁戈亮说，当时很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前赴后继”。两家航空公司看中了中国未来巨大的市场，都非常重视，亲自派经理压阵。起飞前，已想好了对策，一旦飞机出现意外，绝不在台湾降落，直飞上海或者香港。
承载国人的重托，这些刚刚经历了红色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青年人，作为先头兵，冲出了重重铁幕，亮相在世人面前。
惊心动魄的日本之旅
代表团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
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中国代表团一行60余人的队伍，就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全世界睁大好奇的眼睛，审视着这群走出封闭国门，重新亮相的年轻人。
中国队所到之处，总是一队记者相随。鲁光在代表团里分管宣传、礼品和保卫工作。每天都要应付记者的热情“骚扰”。敏感的记者们对他们说，你们中国代表团要么不发生新闻，要么就是大新闻，抓住了我们就可以提薪，抓不住可就要丢饭碗。
抵达日本后，代表团发现政治形势仍相当严峻，中国队下榻的旅馆四周，聚集着许多右翼分子，他们举着牌子，高喊一些反华的口号。作为东道主，日本政府对中国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代表团出行，也是前后左右摩托车护航。
代表团和反华人士间的斗法，如今想来，仍很惊心动魄。鲁光回忆说，在旅馆里讲话是要悄声细语的，以防隔墙有耳。为了防止窃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要打开录音机，大声放着“样板戏”，即便这样，还是经常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内容，第二天早上所有记者就都知道了。
后来他们才听说，当时的窃听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距离几百米，只要用仪器对准那扇窗子，所有的话都能捕获”。鲁光说。
尽管防范严密，也难挡反华势力的侵入。不知何时，国民党的“策反信”，通过门缝塞进了屋。上面写着：“你经过了这么多年痛苦的审查，好容易出来了，赶紧投奔自由世界吧”之类的话。鲁光负责安保，一旦发现信件，赶紧报告团长，把各屋的信件集合在一起，全部焚毁。
另一方面，世界也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鲁光同屋的是一个年轻的翻译，每天走到哪里总有一个美国的女记者跟着他，摆脱不掉，而且女记者的打扮非常“扎眼”，今天一身红，明天一身白，走到哪里都异常醒目，吓得那个翻译整日愁眉苦脸，“完了，我以后别想出国了，你们都看到了，那个美国记者总跟着我”。鲁光问:“她为什么总跟着你？”“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请你帮帮忙，我想访问中国’”。
尽管不了解中美局势回暖的大局，代表团里还是清晰地感觉到美国人的“示好态度”。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听说中国邀请南斯拉夫访华，即主动向当时的中国乒协代主席黄中透露：美国刚刚取消了美国护照不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并且提出：“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
比赛期间，宋中当选为国际乒联执委，美国代表团哈里森第一个上前祝贺。
中国代表团将这些点滴都报告给了中央，但没有接到新的指示。比赛进行得波澜不惊，平静中，又酝酿着某种涌动。队员们用比赛的输赢，以及对待比赛的态度，表达着和“友好国家”的友谊，宣告着和“反华集团”的坚决抗争。
所有人都以为本届世乒赛将会在平静中收场。直到上演了那次“偶遇”。
“偶遇”开始中美外交的萌芽
科恩和庄则栋的合影，第二天，登上各大报纸头版
各参赛队在同一个馆里训练。一天，中国队正要开始训练，一名美国队的队员来到了中国队中间。长发披肩，乱糟糟的头发上还扎一条发带，非常显眼。许多人认出来，他就是美国队那个“自由散漫”的科恩。
科恩毫不发怵，对中国队队员说，“能一起练会儿球吗？”当时的梁戈亮，还是首次随队参赛的小运动员，也是中国队此役的“秘密武器”。为了不影响别的种子选手热身，梁戈亮自告奋勇，陪科恩练了近20分钟。
能和中国队的高手练球，科恩打得很高兴，练完表示感谢后，科恩离开了训练馆，中国队员也坐上大巴准备去比赛馆。这时，一个身穿“USA”队服的外国人闯上了车，许多人认出了，这人正是科恩。
原来科恩只顾和梁戈亮练球，没能赶上美国队前往比赛馆的大巴，就冒冒失失闯上了中国队的车。车上突然蹿上一个美国人，大家都愣住了，禁不住议论纷纷。科恩面对车门站着，表情非常尴尬。
这时，坐在后排的庄则栋站起身来，朝科恩走去。其他队友赶忙扯庄则栋的衣袖，“别去，别惹麻烦”。
此前，庄则栋已经连续三届取得世乒赛冠军，见过世面，说起话来也非常得体。
“你好，欢迎你坐我们的车去比赛馆。”
“谢谢。”
“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杭州的织锦作纪念。”庄则栋说。
一席话，打破了科恩的尴尬，却在无意中展开了连接两国的一座桥。当然，诸种意义都是许多年之后的评价。说着，庄则栋拿出了前一晚在鲁光那里领的“小礼物”——出发前，代表团为队员们准备了一些折扇、织锦等礼物。
大巴抵达体育馆，一下车，就被记者团团包围。敏感的记者们嗅到了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丝前兆。科恩兴奋地拿着织锦，和庄则栋合影。第二天，这张大幅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
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过于敏感，出国前，代表团有明确的纪律规定：赛前不主动交换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庄则栋的这次大胆“越轨”，在当时还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晚上，庄则栋愁眉苦脸地来到鲁光屋里，“坏了，以后我别想出国了。刚才团领导找我谈话了，说我把事情弄大了，叫我以后不要和美国运动员照相了，到此为止，不再发展”。
孰料第二天，科恩高调回赠了礼物，并又拉着庄则栋拍照。庄则栋只得礼貌配合。
“庄则栋关键时候能这么做，和周总理长久以来对乒乓球队的教育分不开。周总理鼓励队员间的交往，鼓励民间沟通，要不卑不亢，友好往来，虚心学习。”说起总理的教导，如今年近花甲的梁戈亮还是一套一套的。
“1969年开始，总理就要求我们乒乓球队恢复训练，随时准备迎接外事任务”。当时年纪尚轻的梁戈亮，并不明白“外事任务”的含义，跟着同屋的老大哥庄则栋一起坚定地点着头。如今看来，周恩来早早在乒乓球队埋下的外交种子，到这次偶遇，乒乓外交的芽终于破土而出了。
值得玩味的是，多年之后，庄则栋作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功臣，仕途一番顺风，曾官至国家体委主任。科恩却逐渐被人遗忘，在困窘中，早早谢世。
最佳外交途径
无论什么比赛，中国队总是赢得少，平得多
事实上，伴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来，中国即有意从僵持的中美关系中解脱，以牵制现实威胁最大的前苏联。基于类似考虑，美国也有与中国交好的意图，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曾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这也是对美方的一次暗示，不过，美方似乎并未领会这种东方式暗示。
代表团立即将在日本发生的一切，报告了中央。并且请示关于美国队要求访华一事的意见。4月6日，国内来函，称“访华时机尚未成熟，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4月7日，所有比赛即将结束。当人们以为中美的初次试探结果已成定局时，转机出现了。
据当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在决定不邀请美国访华的文件发出之后，毛主席还一直在思量。夜里一觉醒来，主席突然改变了决定，对身边的吴旭君说，“打电话给王海容(当时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毛泽东的表外甥女)，邀请美国队访华”。因在此之前，主席定下规矩，吃了安眠药之后他的话不算数，吴旭君犹豫再三，没有动。过了一会，见吴没有动静，毛主席问道:“小吴，你怎么还没去？”“不是说吃完安眠药之后的话不算吗？”“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吴旭君这才着了急，连忙通知了外交部。消息传到日本时，美国队正准备离开。副团长宋中立刻驱车赶往美国队下榻的酒店，正巧碰上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在招手叫出租车。听到宋中向美国队发出了访华正式邀请的消息，哈里森又惊又喜。
就这样，1971年4月10日上午10时，斯廷霍文率领的美国乒乓球队跨过深圳罗湖桥，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人，翻开了中美历史新的一页。
在当时中国外交所处的恶劣环境中，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选中了体育这一突破口，并获得极大成功。“小球推动大球”的创举传为美谈，也成为体育和政治相得益彰的最佳注解。
之后，中美成功建交的经验被推广为中国应对全世界各国的外交手段。1971年内，中国乒乓球队在港澳作汇报表演，访问阿联酋、古巴、智利、加拿大，并举办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之后，男女篮、羽毛球、田径、足球队纷纷出访，成为了中国“外交攻势”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些比赛中，基于政治的考量，无论什么比赛，中国队总是赢得少，平得多。 ★
奥运“回归”之旅
★ 文/万佳欢
1973年11月16日，在伊朗、日本等国努力下，亚运会理事会恢复了与亚运会联合会断绝20多年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进入各个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奥委会奠定了基础。
首次亮相
“文革期间，能参加亚运会，就是我们政治上的突破”
1974年9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走进德黑兰亚运会开幕式会场时，得到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走在队伍中间的男子游泳队队员林森林心情却很复杂。
一周前，抵达德黑兰进行适应性训练的林森林被告知，游泳队不能参加此次亚运会的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虽然恢复了在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地位，但还没有加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按照规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非会员不能与会员国进行比赛，否则会员国就会受到处罚。
北京动用一切力量与国际泳联进行协商。代表团团长赵正洪拿捏形势后，公开表示：“为了尊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游泳界，特别是为了尊重东道国伊朗⋯⋯我们决定游泳队暂不参加这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
这份声明既给国际泳联增添了一些压力，也争取到了很多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纷纷出面协调。最终，在比赛临近开始前，林森林接到了领队穆祥豪“又可以参赛”的通知。
“在文革期间，能参加亚运会，本身就是我们政治上的一个突破。”“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亚运会上，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斗争延伸到体育赛场上。科威特、伊拉克等国的运动员拒绝与以色列运动员同场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感谢阿拉伯国家对其重返亚运会的支持，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阿拉伯世界。跳高选手吴浮山在领奖台上拒绝与金牌获得者、以色列选手乌·阿勃拉英雄兹握手；而许默林、张荣华则拒绝在网球混双决赛中与以色列运动员比赛。
霍英东的“推手”
中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其“穿针引线”的带头者
1974年邓小平领导国家体委之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被纳入日程。
但由于还没得到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很多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自己“穿针引线”的带头者。
这时，来自香港的商界名宿霍英东利用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广泛接触和雄厚财力，成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打开世界大门的一只“推手”。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国际上认识的人不多，钱也不多，因此在国外很多都要靠霍英东先生照顾。”“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魏纪中等国家体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到国外与国际体育界领导进行协商时，霍英东经常陪同前往，如果自己去不了，还派别人随行，并宴请那些官员。
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协联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这次从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
会议期间，在伊朗政府帮助下，他让长子霍震霆等人巧妙地支开了与会的两名台湾代表，为“中国入会”等议程在会上争取到宝贵的支持票比例，最终获得通过。等两名台湾代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会议已经结束了。霍英东回忆道，“结果是28票对7票，刚刚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
就这样，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奥运模式”成突破
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奥委会
这同时，国家体委的六七个工作人员也充分利用时机，努力对国际体育组织的委员展开外交攻势。这批人包括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的宋中，后来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楼大鹏、亚洲田联副主席屠铭德和魏纪中等。
最忙的时候，宋中一年之中走访了38个国家。
他们有一定的分工。魏纪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道，“一般走两条路线，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隐蔽的。其中屠铭德和何振梁是一个类型，走‘上层’路线，比如谈判。”而魏纪中则比较侧重“基层工作”，也就是“政治谈判下面的铺垫工作”。
一开始四处碰壁。国际田径联合会主席艾克赛特勋爵甚至一见面就对魏纪中说，“只谈体育，不要与我讲政治。”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三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实际上有点冒险——国际奥委会方面还没允许这个模式，我们就先提了，这也是一个突破。”魏纪中说。
接着，魏纪中和霍震霆分别找各国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而台湾方面也四处送礼、请客，会外游说十分紧张。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那是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半，“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魏纪中说。
一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70年代末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进入走向辉煌的80年代。 ★
中国女排“传奇”幕后
一瞬间——书写传奇。1981年世界杯给了中国女排这样的机会。
“传奇”背后，是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但这背后，更是一个民族在自信心逼近低谷时的强烈反弹。女排精神成为振奋“文革”后中国人民的强心针，成为激励12亿人的精神源泉。于是，体育比赛的胜者成为了民族英雄，打球成了“国家大事”
★ 见习记者/ 陈园园
“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文革”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的希望，成为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1976年6月——贺龙逝世7年时，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的教练。“五连冠”和“国家精神”的传奇由此诞生。而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排国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后，他成了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
当然，传奇的开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酷的训练。陪伴她们的还有中国男排——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从那时起就在训练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改革元年，中国男、女排分别取得了世锦赛第7名和第6名的成绩。1979年的亚锦赛上，中国女排战胜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夺得冠军。排球精神的种子由此埋下，在简陋的运动场里，你可以感受到排球热的逐渐升级。
凡人为何瞬间成“神”
邓颖超发表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女排也将参加日本世界杯的比赛。当时在原国家体委宣传司供职的鲁光接到任务，到两队考察备战情况，“打不出来，也要给全国人民有个交代”。
根据女排训练事迹，鲁光完成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十几天后，此文借着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热浪一炮而红。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中国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中国姑娘以3∶2艰难获胜。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此前，只有帝王和伟大领袖能享受到“万岁”的殊荣。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失去了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原本为写男足定下的题目《中国男子汉》，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冲出去，影响力也许会更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鲁光说。也因为中国女排在“三大球”中独树一帜，让这个传奇顺理成章。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两个荣誉的分量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 顽强战斗 七战七捷 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报》头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练和队员的照片占据。此前，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个集体并无太多了解，这一天后，他们成了新中国人尽皆知的民族英雄。
而在同天的《体育报》上，时任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荣归故里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迎接，荣高棠等体委的领导人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此后的一个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女排胜利的狂喜中，各大媒体俨然成了排球专刊。那些本来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到各部委机关作了报告。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新长征突击手”和“先进团支部”代表的典礼上。仪式开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请上孙晋芳和郎平，拉着她们的手，对女排赞不绝口。然后，李先念发表讲话，“勉励青年向女排学习，走在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头”。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亟需强化一种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延辉说，当时他还是国家男排的一名运动员，有更深切的感受。
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排恰逢其时地成为了新时代的英雄，和改革阵地上迎风招展的旗帜。
郎平：打球成了国家大事
每逢女排的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全都守在电视机前
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各行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每逢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都守在仅有的几台电视机前。”新华社的老排球记者曲北林回忆到。
学校、工厂、街道上，则写满了“学习女排精神”的标语；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学生，至今还保留着《向女排大姐姐学习》的日记。而据鲁光介绍，中国女排拿冠军后曾到北大举行过一次见面会。她们人未到，人群已经从大礼堂门口蜿蜒到校门口外数百米。原定在礼堂举行的活动，由于观众过多，不得不改到了体育馆里举行。热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门城墙”之称的拦网高手周晓兰被卷到了未名湖旁边，然后被高高抛起⋯⋯
作为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当时还负责处理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两斤多的武昌鱼，联系空军连夜空运到队里。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完全被神化的一群人
每逢中国队比赛中遭遇逆境，观众们都盼着中国队叫暂停，袁伟民一扬手，所有人就觉得中国队赢定了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容国团夺冠掀起的举国乒乓热潮也难以比拟。这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出去没有警车陪同，有些队员反倒发出微词。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三连冠”后，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王延辉说，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国，都是开两个车，一车坐队员，一车满载着海外华人送的电器。而在国庆35周年游行时，组织者特意给女排单独安排了一辆花车，两名教练和所有队员都站在车上，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这也是之后任何运动员再也没享受过的荣耀。
到了后期，女排以及教练袁伟民已完全被舆论神化。
袁伟民的执教之道，多年来，一直被排球界称道。“如今看来，当时的宣传的确有些过了。”黄志文说。
女排比赛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比分落后，袁伟民叫暂停或换人，一下子反败为胜。
当年不明就里的观众会把这样的临场指挥，看作袁伟民的神奇招数。只要袁伟民一扬手，所有人就长舒一口气，觉得中国队赢定了。
国人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决赛，预赛中中国队输给美国队。由于美国人赢得了心理优势，决赛之初势不可挡。当第一局打到14:14的关键时刻，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发球，第一球直接得分，第二球破对方二传进攻得分，拿下——这奠定了全场最终胜局。国人大悦，只道是袁伟民最后时刻拿出的“秘密武器”。这两球被奉为经典，侯玉珠也因此“两球成名”。
多年之后，曲北林曾和袁伟民探讨起当年的那场比赛。“其实当时就是没办法了，想换侯玉珠上去试试。”袁伟民说。
而侯玉珠则坦言，自己发球的时候，紧张得连球网在哪里都看不见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美国队一看换人发球，以为有什么奥妙，自己先乱了阵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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