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空降兵”
体育领域的“空降兵”，是当年社会各领域回国潮的冰山一角。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
★ 实习记者/陈园园
1957年5月1日，广州越秀山游泳馆，一场庆“五一”的游泳表演赛正在举行。最后一项100米蛙泳比赛，几乎齐聚了国内所有的蛙泳高手。
比赛一开始，一个体型健硕、浓眉大眼、厚嘴唇的小伙子，就高昂着头，以独树一帜的“高航式”游法，冲到第一位。“1分11秒6”，中国游泳选手创造了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也是国际泳联修改蛙泳规则后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位宽肩阔背的小伙子叫戚烈云。
两年前，戚烈云从香港回国训练。与他同时期回国效力的一批华侨中，戚烈云是最早出成绩的一个。
1949年，中国体育除了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选拔有潜质的年轻运动员送到国外去训练，请一些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训练外，吸引一批爱国华侨中的优秀运动员回国效力，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新中国，百废待兴，酝酿着勃勃生机。二战后，世界许多地方发展都不太景气，这种条件下，很多人也愿意回来。”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看来，体育领域的“空降兵”，只是社会各领域回国潮的冰山一角。以华罗庚、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都在这时回到中国。
偷跨“罗湖桥”
罗湖桥是横卧在深圳河上的一座钢铁桥梁，联结着深圳站与香港九龙站。过去，桥两岸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因此在香港人的心中，罗湖桥有特殊的地位。
戚烈云先后师承香港泳坛“四大台柱”的陈震南和黄焯荣。1950年，他在香港游泳公开赛中夺得了100米和200米蛙泳两项冠军，并均打破香港纪录。16岁就成为香港的蛙王，受到当时港督的接见。
1953年，戚的恩师黄焯荣回国，担任中南区游泳队总教练，使戚烈云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回国前，这些运动员大都已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回国的过程还颇费些周折。
戚烈云一连7次向港英当局提出回国申请，港英政府都以曾受过港督接见为由，拒绝放行。当时菲律宾也伸出橄榄枝，想邀戚前往。戚烈云回国的愿望更强烈了。
他曾经尝试乔装打扮，偷偷前往深圳，却终被香港泳协发现，未能如愿。
1954年4月8日，在新华社一位记者的协助下，戚烈云打扮成外出写生的样子，穿着牛仔裤、花衬衫，肩挎画夹子，腰系着水壶，迈步跨过了罗湖桥。
在他之前，当时的香港乒乓球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傅其芳和姜永宁，先后从这里进了深圳。
此时，远在印尼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也正在筹划回国事宜。来到移民厅办理离境签证时，他们被告知：你们可以去，但必须在护照上写上，“永远不再回印尼”。
这意味着要和印尼的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1954年5月6日，王文教和陈福寿启程，乘坐一艘巨轮，驶出了雅加达港。
特殊礼遇
1950～1958年间，是“空降兵”比较密集的时期，前后约有20人，主要集中在乒乓球、羽毛、游泳、举重几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这些“空降兵”们借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契机，也迎来了自己运动生涯的高峰。
戚烈云回国的第二年，中国游泳队引入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执教。在苏联教练古巴诺夫的指点下，戚烈云改变了旧的游泳方法，开始琢磨起专家口里所说的“流线型”泳姿，创造出独特的“高航式”游法。
虽然没有特别优厚的物质条件，但运动员们能感觉到“回家”的温暖和特殊礼遇。
从小生长在苏联的黄健，在1950年受邀回到中国，做了一名田径教练。之后，黄健培养出了郑凤荣和倪志钦等优秀田径运动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田径教练员。他在自传中写到当时受到的待遇：“在苏联时，我是一名普通的穷大学生，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回到北京，我出乎意料地被尊重和敬意包围，同志们把我当成体育界的大专家看待，用小车带我去旅游，看京剧、跳舞等等”。
国家领导人也对这批体育人才格外关照。傅其芳回到中国时，贺龙亲自指示，给他定每月20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入。
1957年冬天，戚烈云由于训练过度，左腿肌肉出现萎缩。得知消息后，贺龙亲笔批示，请治疗运动创伤名气很大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孟继懋和黄翠婷给戚烈云会诊。后来，他又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接受了北京中医研究院杜子明医生长达半年的专业治疗，左腿才得以保全。
文革前后
“空降兵”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训练理念。
对技术革新影响最大的是乒羽项目。容国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并形成了中国队“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姜永宁则奠定了搓球技术的基础。
而王文教和陈福寿，完成了中国羽毛球队从无到有的奠基工作。当时的羽毛球，仅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里开展，毫无基础可言。回中国后，王文教和陈福寿被安排在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为中国第一代国家羽毛球队的主力队员。由于没有教练，王文教还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逐渐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当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时，上世纪60年代突然开始的文革，使得这些来从海外“投奔祖国”的运动员们受到了最惨烈的冲击。
50年代回来的这一批运动员，大都背上了“特嫌”的罪名，或被投入监狱、或被下放劳改。
“乒乓三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不堪迫害，在1968年的4月、5月、6月，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戚烈云被指为“回国动机不纯”，成了国家游泳队里头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他乐于助人，被批为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探索运动训练的科学性，被说成抗拒大运动量。
当时，腰椎已经骨裂的王文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陈福寿背着“海外关系复杂”的罪名，被下放劳动，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直到1972年，羽毛球队恢复集训，陈福寿和王文教才被调回北京，做组队工作，直至退休。
他们中的大多数，文革后仍继续留在中国从事体育事业。而戚烈云，在文革结束后，又跨过罗湖桥，回到香港从商。如今，已经成为了商海里的健将。据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庆功用的路易十三，就是戚烈云提供的。 ★
《新体育》：目击中国体育的苏醒
作为第一任总编的郝克强，上任当初并不情愿
★ 本刊记者/唐磊
关心体育的读者现在在报刊亭和书店里已见不到《新体育》杂志了，它已改成通过邮局订阅销售，偶尔在网络上看到它的封面，与那些流行的体育杂志相比，《新体育》的设计、装帧、价格还有内容上显得有些过时了。但如果仔细阅读其中的一些关于国内体育的文章，还是能感觉到它的积淀。
这本已有半世纪“高龄”的杂志，应该是目前国内期刊为数不多的祖师爷之一。更重要的是，有了《新体育》，新中国体育的开端就有了见证。
诞生
1949年10月，在河北良乡中央团校学习的郝克强从《人民日报》头版看到这样的消息：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成立。
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任务由团中央负责，时任团中央秘书长的荣高棠兼任体总筹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不久，郝克强在团校的同班同学、毕业于武汉体专的曾宪越调往体总。
那时候不仅要抓专业运动员的训练，还要做体育宣传。在体育工作者代表的提议下，1949年底，团中央决定办一本体育刊物，就像团中央办《中国青年》一样。
曾宪越向荣高棠推荐了20岁的郝克强，并介绍郝是“总编辑”。原来解放前，郝克强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是地下学运周刊《交大生活》的总编辑。因刊物揭露、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后被上海警察局查封。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郝克强被送往中央团校学习。
荣高棠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调郝克强。接到调令时，郝克强还很纳闷，自己没有学过体育怎么会被看上，而且那时候很多人觉得搞体育的人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我不高兴，我闹情绪。提意见，说我不懂体育。但组织安排你来就得来。50年代一切听指挥，得服从组织。不安心，也得弄。”郝克强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已经79岁，但他述说的语气就像当年不情愿一样。
1950年3月，郝克强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青年服务部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报到。
《新体育》杂志社是体总下属的第一个机构，编辑委员会成立后，委员都是兼职的，有燕京大学体育教授林启武、北大教授管玉珊、北师大副教授苏竞存、辅仁大学讲师阎维仁、体总秘书轲犁，郝克强调来后任专职编委。那时大家常常会到林启武家中讨论策划。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几乎没有专业运动员，体育活动也少，比赛场地更没有几块。“组稿很困难，找人写稿子、很费劲。”郝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除了翻译材料外，只能找大学甚至是初中的体育老师写稿，内容几乎都是体育教学、技术介绍等等，在加上一些批判旧体育的论文。”
创刊号所需的十几篇文章用了大半年才凑齐，封面设计采用了古希腊奥林匹克掷铁饼者形象，由于当时的彩色印刷只能印双色，所以创刊号用了红色，之后每期换颜色。
1950年7月，第一期《新体育》面世，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创刊号印了一万册，很快就卖完了，又加印了五千册。《新体育》本是月刊，到1950年后期改为半月刊，每期都能发行近两万册。
郝克强现在记得荣高棠那时的嘱咐：办《新体育》杂志，要很好宣传党的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宣传体育运动对生产、国防和增进人民健康的意义。时任体总副秘书长的黄中还要求《新体育》的编辑记者不要局限在体育工作者的圈子中，要到学校、厂矿去，报道一些既是劳动模范又是体育积极分子的人物事迹。
因落后备受刺激
虽然杂志办得好，但学水利专业出身的郝克强并不满意这项任务，“现在体育很热，那会儿体育没有什么东西。到奥运会的时候，是吃零蛋，有的时候还不能参加。有什么意思。”郝克强说，“刚开始来的人都不太安心，包括我自己。50年代后期搞出滋味来了，体育还是有乐趣，我也是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而爱上《新体育》的。”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经历，让郝克强开了眼界，也受了刺激，开始意识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
临时组建的第15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40人，郝克强作为代表团干事加入。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强调此去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在奥运会上看到的纯粹体育竞技水平差距，让代表团触动很大。“酒会上，特别是苏联代表团跟我们握手，说祝你们下一次取得成绩。我们非常惭愧，感觉到无地自容。”郝克强说。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在政务院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为体委主任。“体委成立是《新体育》的一个很大契机，因为比赛活动开始增多，就有报道可写了，不再仅仅是技术性文章了。”郝克强认为这是《新体育》命运的契机，也是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理解的一次转折。
50年代后期，《新体育》改成半月刊，工作人员增多至20多人，杂志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我们主要宣传好的。但输了球回来之后还是要批评，批评之后还见刊物。50年代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多。听说现在不敢批评人，有各种利益关系。那时候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已是《新体育》总编辑的郝克强认为，从那时起，《新体育》慢慢步入了一份体育期刊的正常轨迹。
1966年，文革开始后，每期发行量10多万册的《新体育》停刊，但编辑团队没有解散，而是集体参加劳动。
8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
1972年，《新体育》复刊，还是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做杂志，《新体育》偏离了轨道。
伴随着80年代中国女排的连战连捷，《新体育》进入了黄金时期。编辑部有三四十人，光跟女排的记者就超过三个，“那时候不讲钱，由国家支出，不是现在的自负盈亏。钱的事不用操心。”郝克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新体育》每期发行130多万册。
不光是女排，乒乓球等项目的成绩也很好，其他项目的国际比赛、国内比赛都很多，全国人民都对体育很关注。《新体育》也成了香饽饽，有很多人要求前来工作。
“当时让我到国家体委去，我说我不去。”郝克强一直到退休也没舍得离开《新体育》杂志。
因为郝克强的推动，《新体育》不仅开创了许多沿留至今的子刊，还无意中开始了体育媒体的新尝试。
1979年，《新体育》创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由全国职业棋手参加，连续举办了14届。聂卫平、马晓春、俞斌等人都曾是这项赛事的冠军。
1984年，《新体育》与中国围棋协会、日本棋院联合发起主办了NEC中日围棋擂台赛。该项赛事影响深远，推动了围棋国际竞技的进程。
这种由体育媒体开办的赛事，已成为体育史上的佳话——法国《队报》早期牵头举办的多项赛事已经成为了当今体坛最重要的赛事。
现在市场上依然流行的《围棋天地》，就是《新体育》和中国围棋协会在1985年创办的。 ★
陆恩淳：开创者没参加过奥运
“他们都为体操做出了贡献，可绝大多数都没能参加奥运会，很遗憾现在的很多体操运动员、教练员都不知道，五六十年代还有这样一拨老运动员”
★ 本刊记者/唐磊
77岁的陆恩淳最近又在忙着布置他的体操收藏展，虽然“宝贝”都拿出去了，但在他那间阴暗狭小的书房内还是布满了收藏品，光是贴在门上的那张破旧得已无人搭理的海报，就布满了体操奥运冠军的签名。
在体育收藏界，陆恩淳小有名气，而在中国体操界，说他是祖师爷之一也不过分。提起张健、高健、李宁、陈雄、李小鹏等人无人不知，而他们都是陆恩淳的徒弟、徒孙，全都“沾亲带故”。
一次记者在国家训练总局新体操馆大厅和陆恩淳聊天，从馆里进出的运动员、教练员几乎都认得陆恩淳，热情地打招呼，李小鹏的教练陈雄甚至亲自为恩师搬凳子。
部队自创体操动作
1949年4月，18岁的陆恩淳以“陶家骧”的名字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当时准考证发完了，同院的陶家骧拿到准考证，陶家却不让他离开北京，因此陆恩淳以“陶家骧”之名进入了军队。
部队的生活单调而忙碌，但在北京五中上学时就喜欢玩单杠的陆恩淳，闲时总会在楼前的单杠上练练。那时候没有标准的体育器械，两根木头柱子，一根铁杆往柱子里一插，就是单杠了。
日子一长，战友们都会起哄让陆恩淳表演。蹿上杠，坐在上面来回转，然后躺在单杠上不动⋯⋯这些简单的自创动作总是赢得战友们喝彩。慢慢地，练单杠的人多了起来，各自创造动作，相互切磋。一次，40岁的战斗英雄苏呈祥在单杠上打“大车轮”，双手握杠，身体像车轮一样转来转去。“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大车轮’，真是惊心动魄。”陆恩淳说。
1951年7月，陆恩淳被分配到43军。当时的解放区体育运动开展得很好，特别是对场地器械要求不高的徒手体操和团体操。
而制作单杠、双杠的硬木料在延安的山上都有，山沟里、窑洞前都能见到单杠、双杠，参与的人很多。时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的贺龙、129师师长的刘伯承等人都积极倡导部队进行体育活动，战斗间隙单杠等运动成了军事训练的科目之一。铁道兵部队甚至在行军中带着单双杠，到了驻地就挖沙坑、竖杠架，锻炼臂力和腰腹力量，以便于作业。
在营里当参谋的陆恩淳很快冒尖。1952年，陆恩淳被派到北京集训，参加首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八一”运动会)，21岁的陆恩淳学会了纵劈叉、手倒立，更见识到了练杂技出生的高福林能慢起手倒立、在单双杠上做手倒立，同样练过杂技的蔡荣贵还会正握、反握、交叉握的“大车轮”⋯⋯
当时的运动员都是自创、模仿动作，大部分做的都是简单的基本动作和不规范动作，器材也跟不上——跳马用的是跳箱，女子项目用双杠取代高低杠。
1953年，任“八一”体操队队长的陆恩淳，在“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获得自由体操金牌。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体操赛事，共有67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他们是日后体操运动的奠基人。
接触“真”体育
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所有行业一样，体操运动也得到了当时苏联的大力帮助，和苏联体操界的交流，让中国体操队员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体操运动。
1953年，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在清华大学体育场训练。那里有当时中国最好的体操器械，可在苏联人眼里除了跳马外，都不符合标准。直到苏联人的器械运到后，中方才见到了标准的体操器材。在见到了平衡木后，所有中方人员都在琢磨比赛时运动员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谁知比赛时，苏联女队员一跳就上去了。这套器械后来成为中国制造体操器械的样板。
由第15届奥运会男子全能冠军朱卡林、平衡木冠军查洛娃率领的苏联体操队的22名运动员都是运动健将，陆恩淳清楚地记得，朱卡林表演单杠“大车轮”接直体后空翻下的场面：一撒手，一个非常漂亮的空翻直飞蓝天，整个身体在单杠杠梁以上，飘起来了。在此之前，陆恩淳一直认为自己单杠已经做得不错了，其实高度只高出杠子水平面一点而已。苏联运动员的表演完全颠覆了中国体操队、民众对于体操运动的认识。
那次苏联队在7个城市表演了20场，观众共计519000人，并做了示范练习4次，报告会7场。后有评价说，这次长达一个半月的访问，标志着中国近代体操运动的结束，现代体操运动的开端。
苏联队建议让中国运动员、教练员到苏联培训，并预言到1956年中国体操运动员便可以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中央体委为此挑了11名男队员10名女队员组成中央体委竞技指导科，包括田径、游泳等项目。
1953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体操队在天津市重庆道100号成立。共21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20岁——在现在的体操运动看来已是“超龄”，无领队、无教练，陆恩淳被任命为队长。训练场地就是室外食堂的大席棚，饭后搬开桌椅，放上一个鞍马，把鞍环去掉就当跳马用，而高低杠则是由双杠升高其中一根代替。从苏联回国的田径教练黄健负责训练身体素质、讲理论。
第二年，国家队搬到了北京，入住中央体育学院。苏联专家凯里舍夫为运动员讲解苏联体操3级、2级运动员各项规定动作和理论课。当时训练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把苏联的体操训练方法学到手。
训练在体院的新体操馆，晚上有电灯，冬天有暖气。苏联国家体操队访华时带的器材都由贺龙批准放在此处。“很多人羡慕我们常有西红柿炒鸡蛋吃。”陆恩淳对本刊说。即使在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也有两类人——飞行员和专业运动员能吃上伙食专灶。
1955年6月，中国体操队派出17人去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学院学习，陆恩淳也在其中。他们从国家体委出国装备部门打借条借出大衣、毛料运动服、国徽等物品后，坐上“安二”(撒农药用的小飞机)前往苏联。
训练共4个月，主要学习第16届奥运会体操规定动作，并增加一些个人自选动作难度。同时还学习运动技术形成的理论、周期训练法、大运动量训练法等。
苏联著名的体操教练普洛特金等人帮助中国运动员，朱卡林等人常来共同训练。
回国前，苏联教练对中国体操队进行了规定动作测试，虽然分数不高，但苏联教练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体操队能不停顿做下来就是胜利。
无法实现的奥运梦
1955年8月，中国参加了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体操比赛，这是中国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由于水平太差，有位裁判甚至在中国运动员做动作时，只顾低头喝汽水，做完了，打个低分了事。
而中国体操队的最终目标是要参加1956年的奥运会。1月，中方再次从苏联请教练指导训练。在10月10日举行的奥运会体操选拔赛中，陆恩淳独得个人全能、双杠、鞍马3项亚军。选拔赛结束后，他接到通知，到北京体育馆南三楼贵宾室试穿奥运国服。贺龙叼着大烟斗坐在沙发上，看着面前走过的穿着各自项目运动服的运动员，不时对颜色、样式提具体意见。
一切就绪，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广州，进驻二沙头训练基地，等待出发。
1956年11月22日，第16届奥运会开幕当日，中国政府宣布抵制，以表对允许台湾参赛的抗议。在广州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之后，陆恩淳只能随队在广州、上海、合肥、杭州等地表演，等待下届奥运会。
1958年“大跃进”中，体育界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训练中的保守思想和娇骄二气”。在这种违反运动规律思想的指导下，体育界开始“一天三遍功”。练习成套动作从30套到80套，练习单个动作1000次到2000次，数量越多越好。实在练不动了，就在一边击鼓助威。
因局部运动量过大引起伤病，陆恩淳后来查出右肘肱骨内上髁掉下一块骨片，卡在了肘关节处。陆不愿开刀，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最终不得不结束运动生涯。
翻看老照片，陆恩淳能清楚地向本刊记者介绍与他同辈的每一个体操运动员的现况，“他们都为体操做出了贡献，可绝大多数都没能参加奥运会。” ★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中国体操运动史》《体操收藏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