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是如何产生的
国家体委的建立，给新中国体育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机构。中国体育的质变，就随着这个机构的成立而开始萌发
★ 实习记者/万佳欢
自从荣高棠带团从赫尔辛基奥运会回来后，荣的秘书刘秀政开始变得异常地忙碌起来。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几个体育领导人都要聚在一起开会，她负责做会议记录。会议的中心内容只有一个——筹建中央体委。
做会议记录的时候刘秀政偶尔会很困，而参加会议的荣高棠、黄中等人却精神抖擞。他们白天分头去忙，晚上才有时间碰头。“头绪和问题很多，大家一个个地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刘秀政说。
这样的晚间会议持续了四五个月，直到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体委)建立之后好一段时间，刘秀政才恢复了正常工作作息。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央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行政机关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而国家体委诞生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提高体育运动的竞技水平。
贺龙挂帅“大兴土木”
体委刚成立时，只有四十多人，大多是体育总会和青年团的“旧将”，其他人也都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而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原来干过体育。原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和后来担任体委副主任的张彩珍，都是由于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而动员来的。他们戏称自己是“文人进武庙”。
无论如何，各地人才汇集北京，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到1953年，中央体委已是一个拥有239人编制的大型机构。
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一个月，牌子就挂到了王府井八面槽九号院。1954年，中央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委后，整个体委搬到北京体育馆附近的体育馆路，这里因此成为体育运动的心脏地带。
体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建立专业的训练队和比赛场馆。
当时体育场馆极少，北京除了1937年建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苏联篮球队来的时候，只能在东单的灯光球场搭一个大席篷，很多工人怕篷会塌下来，又怕失火，只好一直在下面打着手电。”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记者说。而根据刘秀政的回忆，苏联体操队来访，也是在先农坛搭了个露天台子就比赛了。
1954年，贺龙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崇文区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的体育馆，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
一年后，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的北京体育馆竣工。刘秀政记得“当时对这个体育馆的意见挺大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奢侈浪费”。
为此，贺龙专门挑了一个周末在新体育馆里举行篮球比赛，并邀请到了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很多领导过来看球。毛泽东一进馆，就高兴地说：“贺胡子，你修了那么大个房子啊？”
主席一表态，反对意见才因此平息了。
事实证明，体委组建时把贺龙推到前台主持工作是相当有远见的。有了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国家体委在中央的影响大大不同了。
体委与中央联系密切还跟体育的特殊性有关。邓小平非常喜欢看球，经常一个人来体育场看足球赛。“这种时候，荣高棠一般会赶过去陪着领导看球，一边看就一边汇报体委的工作情况，”刘秀政说，“经常是，今天打一场球，就会有领导新的指示过来。”
可以说，在文革之前，国家政策一直很支持体育。
竞技体育体制的初步形成
“还体育权利于百姓”——1949到1952年，体育运动在群众的普及，事实上是一项紧要的政治任务。
“刚解放的时候，体总对很多国际通行的规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使活动完全适合老百姓。”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对记者说。比如田径比赛中开展了很多趣味化的项目，像识字比赛：选手跑一段路，在一块板上写几个字，然后再跑，再写几个字，又继续跑；还有自行车比赛甚至比谁骑得比较慢等等。在那个年代，搞运动技术的提高被称为“为少数人服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受到批判的。
1952年，为了备战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立。在这个类似于国家队前身的队伍中，只包括球类、游泳、田径的一些运动员，算是最早的具有专业性质的训练队。
中央体委建立后，以苏联等国的模式为借鉴，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各项专业竞技队伍和运动员选拔。
60年代前，我们的运动员选拔完全根据比赛成绩，由车间、厂矿到省、市层层选拔。“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熊晓正说。
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困难的物质条件让群众体育的开展严重受阻；竞技水平则不断提高，完全靠业余训练已经不行了，运动员的主要来源因此变成了业余体校(以培养和输送运动员等竞技体育人材为目的的体育专业训练学校)。
60年代以后，国家体委开始建立三级训练网。由此，群众层层选拔的网络被彻底割断，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从此分道扬镳。
体委成立后，在体育管理组织体系方面，逐渐形成了三大组织系统：即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包括中央体委和部委)、军队系统(包括军委总政治部和群众性的国防体育组织“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以及社会组织系统(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一些社会群众团体)。基本上，三者属于组织系统中的平行关系。国家体委是行政主导，体育总会作为联系群众体育工作者的纽带，国防体育协会则负责管理军队系统的体育工作，实行俱乐部制，主要由军队系统管理。
1998年3月24日，国家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最高管理机构，是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直属部级体育行政机构。
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管社团组织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主管竞技体育的国家体委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导致体育社团的作用慢慢虚化。
虽然，体育总会下属各单项体育协会慢慢地演变成为有机构、有人员的实体。但直到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后，仍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优势项目的“马太效应”
新中国初期，田径和游泳算是当时最早被重视，进行专业竞技训练的两个项目。
50年代到60年代，举重、射击、乒乓球大面积丰收⋯⋯大多数专家认为，建国初竞技体育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还是举国体制的功劳。国家体委当时根据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选定一些重点项目的重点运动员作为突破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有可能突破的运动员身上。
北京体育大学游泳教研室主任李文静认为，当时的一些优势项目实际上只是个别运动员的自身天赋、运动素质好的突出表现，不构成整个项目的优势局面。
还有专家指出，在女子跳高项目上我们显得突出，是由于当时其他国家女子项目的发展还不太好的缘故。
不可否认，“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指导思想在那个年代的确作用巨大。比如当国家游泳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训练条件时，各地方的游泳专业队一直到50年代中期都还没有完全建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以后，各个省级游泳专业队才保留下来。
而从建国初到现在，优势项目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的怪圈——好的项目愈来愈好，差的项目愈来愈差。
理论上说，目前的优势项目如羽毛球、乒乓球，夺金点已经饱和，而游泳、田径这两个金牌最多的大项能夺金的人数很少。“当前的资源还是一直朝着前者倾斜，而不是去扶持弱势，”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说，“要保证金牌——优势不能掉下来，掉下来老百姓不高兴。” ★
容国团：小球打出“大”命运
一场看似平常的友谊赛，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容国团人生的走向，也改变了中国乒乓球项目的历史
★ 实习记者/陈园园
1956年9月7日晚，北京体育馆里灯光明亮，6000多个位子座无虚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都端坐主席台，观看着港澳联队和中国乒乓球队间的比赛。
中国队派出以王传耀领衔的全部主力阵容，而港澳联队也是高手云集。19岁的容国团作为港澳联队的队长出席，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球员。
从1954年起，他就蝉联香港公开赛的冠军。北京比赛前几个月，他刚刚战胜了世乒赛冠军狄村。赛前，中国队的队员们都候在场外，期待着一睹庐山真面目。
“皮包骨的瘦高杆，打球能有劲吗？”第一次见到容国团，庄则栋忍不住大呼。
大家眼前的容国团着实没有什么冠军相。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又长期受肺病折磨，容国团一直面黄肌瘦，瘦骨嶙峋，尤其下肢力量差，两条细长的“羊脚骨”，走起路来都让人担心。
“咋看上去容国团的技术也没什么特别，打搓功，东弄一个西弄一个，不像那种大刀阔斧的打法，感觉没什么大将风度”。作为容国团的老队友，丘钟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相当不起眼”。
随后这个文质彬彬的“瘦高杆”，用球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当晚的比赛中，他将中国乒乓球队的三位核心人物——王传耀、傅其芳和胡炳权纷纷斩落马下，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得旁边的中国队队员也不禁咋舌，“果然不简单”。
其实，这次比赛，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友谊赛，容国团的心中另有深意。
离开香港
生长在香港的容国团，早已厌倦了当时香港体育圈的黑暗。在香港乒总会的压迫之下，容国团正处于不得不离开，又报国无门的窘境中。
生性耿直的容国团，与香港乒总会的矛盾由来已久。1954年初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埠标赛开战。17岁的容国团代表年轻的“公民队”参赛。赛前，他被乒总会邀到了一个茶楼谈话，要他打假球，以促成南华队蝉联冠军；并允诺送一笔钱作为补偿，容国团当即拒绝。随后的比赛，容国团夺取了男单、男双、男团三块金牌。他在香港声名鹊起，同时也成了乒总会嫉恨的对象，用尽一切手段来排挤他。
1956年，刚刚在第23届世乒赛上夺冠的日本队访港，为了让容国团出丑，乒总会安排容国团迎战新科冠军狄村。孰料容国团摸清了狄村的套路，以2比0大胜狄村。消息震动了全香港，也传遍了全中国。
195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乒总会在容国团的名字上做手脚，使他失去参赛机会，这更坚定了容国团离开香港的决心。
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一直对祖国心怀向往。再者，“当时容国团已染上了肺病。父子俩商量，觉得：只有在国内举国体制的环境下才能一边治病，一边练球。”容国团的夫人黄秀珍告诉记者。
于是，到北京前几个月，容国团就向广东省体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请求报效祖国。当时广东省体委忌惮内地和香港不同的社会体制，又对容国团的肺病有所顾虑，一直未有回应。
随后，容国团借国家队邀请港澳联队回访比赛的机会，展现了自身的实力，给自己回祖国增加砝码。
坐在看台上的贺龙，当即写了一封邀请信，转给广东省体委。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接到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谁也没想到他真能拿冠军
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体育经过近10年举国体制的锻造，掀起了一波打破世界纪录的高潮。
最先“冒头”的是举重、田径和游泳。举重的陈镜开、赵庆奎、黄强辉，游泳的戚烈云、穆祥雄，女子跳高的郑凤荣接连在一系列国内比赛或与苏联队的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那时，连普通工人都能脱口而出陈镜开的“133公斤”和郑凤荣的“1米77”世界纪录。而相较之下，乒乓球还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在中国体育的棋盘中，处于极边缘的地位。
总的来说，中国体育尚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多数并不被承认。中国运动员需要一次在真正国际化的大赛中取胜，去感受升国旗、奏国歌的荣光。
1959年，正临新中国成立10周年。贺龙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体育要争取放卫星”“要拿冠军给国庆献礼”。国人对冠军的呼唤显得更加迫切。
由于是副总理亲自点将，从容国团回国第一天起，就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照”。他当时每月的工资是86.5元，这在运动员中是罕见的。
“几乎每天给他炖一只鸡补身体。而且，特意为容国团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每天早晨慢跑三四百米，不能跑太多，也不能跑太少。不能长时间地练球，每天只要练半个小时，巩固技术即可。”容国团传记《人生能有几次搏》的作者何志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几个月下来，容国团的肺病明显好转，身体也强壮起来。
临近25届世乒赛，按照惯例，1958年4月，乒乓球队召开新年誓师大会，要求队员们制定各自的奋斗目标。
“大家都有争成绩的想法，但没人敢明确提出夺冠，除了容国团”，在那次誓师大会上，容国团抛出“三年内取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的目标。“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真的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刚刚结束了半殖民地的统治，很多人不敢想冠军。而容国团就喊出了这第一声”，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教授苏丕仁告诉记者。
容的话一说出，立刻引起下面的一阵骚动。与当时中国乒乓球界提倡的“快准狠”的打法相比，容国团富于变化的球路被认为是“打小路球”，“不代表中国人的打法”，而容国团擅长的发旋转球，则被称作“三脚猫功夫”。“国内这样打法的选手基本上打不上前三名”。
“好多队友就私下议论：这小子真能吹，也不怕把房顶吹破了”，丘钟惠说：“谁也没想到他真能拿冠军”。
“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肯定可以甩掉了”
1958年底起，乒乓球队在北京集训了近一年，这也是运动队大规模集训的开始。
丘钟惠回忆说，当时的乒乓球队还很不受重视，集训就在北京体育馆练习馆的两侧。“场馆中间是几块篮球场和排球场，两边用铁丝网拦住，我们就在边上训练”。身后是跳跃翻腾的体操队员。
“正练着就有篮球突然飞过来，把球网砸掉或者砸着我们头，后来就习惯了。”
没有运动员宿舍，队员们临时住在工棚改建的平房里，“有一次下大雨，下水道不好，训练完回去，发现我们的床都漂在了水面上”。
在国家队，容国团找来多种打法的陪练，球技进步飞速。经过近一年集训，中国乒协最终确定了11人参赛名单。核心还是老将王传耀。“领导们在容国团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也没想到他会拿冠军”。
1959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赶赴多特蒙德。这是中国队在世乒赛上的第三次出场。首度亮相是在1953年，两次参加世乒赛，男队最好成绩是第一级第10名，女队第二级第3名。赛前大家纷纷预测，中国队将是这届的冷门制造者。
赛事前半程进行得顺风顺水，男团首次闯入四强。男子单打前八名中也有一半是中国人。贺龙发贺电鼓励，周恩来每天无论多晚都要亲自过问比赛情况。巨大的压力下，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队员纷纷落马，容国团成为“硕果仅存的一颗”。
容国团决赛的对手是匈牙利老将西多。中国人从来没有离冠军梦这么近过，赛前队友们已为容国团准备好了鲜花，藏在挡板的后面。
那场比赛，容国团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中国人小巧和灵活的优势，以剑走偏锋的“小路球”创造了奇迹。“头脑非常清楚，长短左右，把已经36岁，体重180磅的西多调动得气喘吁吁，根本发挥不出技术优势。”丘钟惠回忆说。
4局激战，容国团以3：1打败了西多，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多特蒙德威斯特代里亚体育馆里国旗升起、国歌萦绕的那一刻成为永恒经典。
“看着国旗升起，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肯定可以甩掉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世界冠军的意义被很自然地上升到了民族崛起的高度。
和国庆并列的大喜事
正值建国十周年，容国团的这块金牌来得恰逢其时，民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比赛一结束，国内各部门的贺电就已抵达使馆。容国团手捧鲜花、奖杯的照片迅速登上了所有华人媒体的头版。
无意间启动了一个民族情感爆发的阀门，容国团的命运也由此驶入了另一轨道。回国后，这个21岁的年轻人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礼遇。
贺龙副总理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见。周恩来将容国团的冠军，和十年国庆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大笔一挥，将中国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每逢外宾来访，容国团更是参加国宴的常客。
以至于有一次，容国团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见到毛主席的感觉时，直爽的容国团立刻回答：见了那么多次，已经没有感觉了。惊得记者无言以对。
在民众中，容国团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他成了青年人的精神偶像。各种信件像雪片一样飘向乒乓球队，大多数是决心学习他的拼搏精神，取得更大成功的，也有许多女青年的求爱信。为此，乒乓球队特地设立了看信班子。
“上街经常被人围堵，非要他讲话、签字什么的。”容国团的夫人黄秀珍说。一夜之间，容国团被整个国家捧到了浪尖上。
说起容国团在当时的影响力，老队员都众口一词:“绝不亚于现在的刘翔、姚明”。
为人低调、性格内向的容国团，面对这样的追捧，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一次，容国团和一帮广东老乡去大华影院看电影，一进门，就被人认出，影院经理号召大家统统起立，请容国团讲几句话，再坐下来看电影。容国团觉得这是娱乐场所，不必刻意宣传自己，坚持不肯讲话。局面僵持不下，身边的队友都忍不住劝容国团：你就随便讲两句吧。倔强的容国团仍不为动，最终拗不过他，影院经理只好让大家坐下看电影。
后来每次进影院，容国团都是等开演关灯之后再进去，影片快结束时，赶紧退场。
丘钟惠说，“看到当时的容国团，真的觉得做冠军也不容易”。外出时，墨镜、口罩、低檐帽都是必备的装备。
这个世界冠军，不仅改变了容国团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乒乓球项目在中国体育体系中的地位。回国后，中国乒乓球队即成为了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的第一支队伍。
容国团夺冠的第二天，国际乒联即决定将下一届世乒赛的举办地放在中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国际性赛事。为了备战，正值困难时期的中国投巨资兴建了工人体育场，从全国各地调集108人，展开为期一年的大集训。由此，乒乓球开始和无数的“第一”联系在一起。
在空前的荣誉面前，容国团的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些许变化。作为队友，丘钟惠感觉到了这一点：“可能是觉得自己职业生涯一下子到达了顶峰，他后来的训练就没有原来那么刻苦了”。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工体举行。赛前，“卫冕冠军”容国团仍被列为第一重点。但在体力和技术上他都难敌正当年的小将们。4年前，容国团富于变化的“小路球”，是出奇制胜的法宝，但冠军之后，技术过多曝光加上乒乓球技术高速革新，“容国团的技术，已经没有多大提高空间了”。丘钟惠说。
在家门口的这次亮相，容国团和队友艰难地拿下了男团冠军，但在单打中早早折戟，取而代之的是有“小老虎”之称的庄则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