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下的第一位“民族英雄”陈镜开
解放初期的中国涌动着两种证明自己的渴望：一是纵比，要比过去做得更好，向旧制度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二是横比，要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以证明相对于西方制度的优越性。
陈镜开无意间承担了这种历史重任
★ 本刊记者/韩永
“他凝神、下蹲、吸气、提铃，起立、开腿、迈步，杠铃起来了，裁判的三盏白灯同时亮起。133公斤！成功啦！”
这是陈镜开打破举重世界纪录的一段描写。这一场景已经定格在历史中，特定的含义是:中国人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洗刷了沉积多年的‘东亚病夫’的耻辱。”
当时，举国欢腾。
精选细选举重成了突破点
此前的中国体育，一直陷于寻求“零”的突破的苦闷中。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虽历经坎坷获得邀请，却只赶上了奥运会的尾巴，成绩不如意在预料之中，中国更多把它当成一个外交场所，以求在政治上有所收获。
寻求突破的心情之迫切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迫切来源于两个证明自己的渴望：一是比过去做得更好，向旧制度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二是比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得更好，以证明相对于西方制度的优越性。
而在实际的操作上，这种渴望首先表现为一个精挑细选的过程。
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想在体育项目上百花齐放不太现实。加之有些项目比如大球类，与国外的差距较大，追赶非一日之功，于是，突破的重点就放在那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
“举重可分为很多级别，在大级别上，我们因为先天的劣势，与国际上差距很大，但在小级别上，这方面的差距并没有大到望尘莫及的地步。”中国第一批举重队员赵庆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国际组织里，代表中国的是中国台湾，新中国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经常被剥夺，“人家根本不跟我们比，”赵庆奎说。比赛不多又要出成绩，怎么办？不需要比赛就能出成绩的举重，于是进入体育官员的视野。
“我只要举起来这个重量，就说明我有这个能力，这种方式直观而有效。”赵庆奎说。
1955年3月，中国第一次举重测试赛在北京开锣。8位选手最终胜出，成为中国第一支举重集训队的队员。“每位入选的都是所在级别的一、二名，”当时以最轻量级别第一名成绩入选的薛德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陈镜开。
陈镜开的入选一开始就得到众多伯乐们的保驾护航。这个1935年生于东莞石龙镇的小个子，自幼喜欢玩一种“拱石担”的游戏。
这种游戏在当时的香港颇为流行，由两块红石凿成的圆石饼，中间穿入一支柴棍，很像举重杠铃。与香港毗邻的东莞也有很多人玩，陈镜开玩这个很有天分。后来他被大哥陈枝送到广州华南联合大学附中就读，并在附近的谭氏健身院打杂，祖籍香港的谭文彪是该健身院的老板。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场运动会——八一运动会隆重举行，该运动会由军队主办，很多在运动会上崭露头角的运动员被留在军队，各个军区还在所辖区域内搜罗新的苗子，为下一届运动会储备人才。中南军区体工队的举重教练李启龙找到相熟的谭文彪，希望能在健身院里有所发现，谭文彪向他推荐了陈镜开，不仅因为这个1.49米的小个子两腿奇粗，全身肌肉发达，还因为他想为陈镜开找到一口饭吃——当时，全国的形势是老百姓的购买欲望全面释放，商品的增长根本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全国已于1953年和1954年对很多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饭量奇大的陈镜开根本吃不饱饭。
李启龙认为陈镜开是个可造之材，虽有足踝内翻的美中不足，还是将他招入麾下。
在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赛中，只经过了短期训练的陈镜开没能给大家带来惊喜，他的挺举成绩只有95公斤，在所在的最轻量级所有选手中仅排名第七——这成绩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总共只有八个名额的举重集训队。
但此时已经调入国家集训队任教练的李启龙认定了这块可塑之材，竭力举荐陈镜开并最终如愿——陈镜开后来跟队友一再谈起李启龙对自己的帮助。现在看来，中国第一个体育上的突破正是源于这种难得的前瞻性。
国内训练条件差得难以想象。据赵庆奎透露，当时偌大的北京，仅有两处可以训练的地方，一是解放军队的训练馆，不过是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改就的；还有是北京体育学院东门右首的篮球场，击剑、拳击、摔跤都在那练，“杠铃一砸下来，地上一个大坑”。
“最要命的是，没有教练指导”。这不仅导致损伤常有发生，成绩也几乎停滞不前。
而定于当年6月份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已经迫在眉睫，第二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也已经时日不远，去苏联学习在当时的背景下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苏联在当时代表了世界举重的最高水平。中国举重集训队被安排在著名的“迪纳摩”体育场看台底下进行训练，与举重队同赴苏联学习的，还有中国体操队。
去苏联之前，国家体委一位负责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敲打”这些队员，他说“你们一个人的花费，相当于在国内培养30个大学生。”赵庆奎理解这话的含义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成功的具体标准体现在后面这句话上：“你们回来，先要把国民党留下的纪录给我破了。”
为了这样的目标，队员们豁出去了。
“不怕流汗，不怕流血”成为所有队员的一句口头禅，“轻伤不下火线”成为滋润每一个队员的精神食粮。“伤了根本没有人去看，带伤训练是司空见惯的事。”赵庆奎说。
这种精神在这些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伤痕累累。赵庆奎现在腿部膝盖以下伸不直，薛德明现在腰不好，陈镜开则是一、四节腰椎各有一处骨裂，二、三节腰椎各有两处骨裂。
“现在想起来，当时太单纯了。”赵庆奎说。这种单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领导的耳濡目染，二是在国外所受的刺激。
“我们的领导、领队，很多是打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都是新中国的功臣。” 赵庆奎坦承当时的想法，“按说他们应该享受更好的条件，但事实上他们跟我们一样，住的也是国家队的小平房，跟工人一样，也没有几个钱。”
这种不搞特殊化的领导作风对队员的士气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革命功臣都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跟国家要这个要那个？”赵庆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就是这些朴素的情感支撑着他们。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遭受的冷遇也一次次敲打着他们敏感的神经。“出去比赛，外国人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你，问从哪儿来的，说‘CHINA’，‘CHINA？噢，就是那个留长辫子的地方’，当时的屈辱感非常强烈。”
高涨的情绪并没有对训练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甚至相反。“刚开始长进并不大，”赵庆奎说，“这儿撞一下，那儿撞一下，弄得浑身是伤，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得出的结论是，“人不是铁，饭也不是钢。”
“如果说有收获的话，就是一条路走到了尽头，发现走不通，才知道这条路里面有那么多问题，这对于后来人既是教训，也是经验。”
到了留学的后半程，在苏联教练的帮助下，训练终于走上正确的轨道，成绩也开始水涨船高。到4个多月的留苏生活结束时，陈镜开的挺举成绩，已经从原来的95公斤，提高到115～120公斤，“当时，世界上能举起110公斤的不到5个人，一下子就看到了希望。”
6亿人民的力量
1956年6月7日，这是一个希望变成现实的日子。
3000多名名观众涌入上海卢湾区体育馆，一场中苏举重友谊赛在此举行。各个级别的世界纪录赫然标在举重台上，在最轻量级别挺举项目上，美国人温奇已经将纪录占据了两年之久，成绩为132.5公斤。
在第一次成功举起125公斤后，陈镜开第二次就要了133公斤。但第一次冲击未果，标志着世界纪录的杠铃掉在地上，“现场一片寂静”，人们等待着第二次冲击。
陈镜开第三次出现在场上，凝神、下蹲、吸气、提铃，起立、开腿、迈步，在一连串的利索动作后，将133公斤的杠铃挺了起来，裁判的三盏白灯同时亮起，成功了！
“现场顿时欢声雷动，许多人激动得跳了起来，喜悦的泪水在每个人的眼眶里打转。”“人民高兴啊，”陈镜开事后说。
随后，陈镜开受到毛主席接见，举重队的营养状况也得到改善。此后的几年，陈镜开连续9次打破最轻量级和次轻量级世界纪录，共受到毛主席接见6次。
在最后一次接见时，毛主席问陈镜开：“腰伤怎样，还可以锻炼吗？”陈镜开回答:“请主席放心，我可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战胜伤痛，献身祖国》，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
民间则通过邀请其进行汇报表演的形式近距离感受这位英雄。打破世界纪录后，陈镜开载誉回乡，在莞城、石龙等地展开密集的汇报表演，场场上万人争相观看，现场的气氛汹涌澎湃。
旅法女作家钟丽思在她的作品《顽童时代》中，曾经留下这样的文字：“于是红房子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气学陈镜开。”
在当时尚处顽童时代的钟丽思以及她的伙伴心中，这位举重运动员已经化身为民族英雄。
群众的追捧有时候超乎想象。陈镜开有一次去莞城街上买鞋，被群众认出，争相欢呼，也传到时任东莞县委书记林若耳朵里，于是马上派人将陈镜开找来，要他做举重表演。到了现场，才发现已经人山人海，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表演的实况，就是为了一睹英雄的风采，或者说是来感受一种精神。
对这种精神最为淋漓尽致的诠释，是陈镜开195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青年友谊运动会上的表现。
陈镜开在中苏举重友谊赛上打破世界纪录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质疑的声音，说这个纪录是“用笔写出来的”，而不是举出来的。这让陈镜开非常恼火，憋着一股劲要在国际体育赛事上证明自己，青年友谊运动会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在最后一举之前，陈镜开的成绩比主要竞争对手苏联运动员哈里苏少了7.5公斤，当时的形势是如果陈镜开在最后一次挺举中能举起137.5 公斤，就能打破世界纪录，但拿不到本次比赛的冠军，而陈镜开在之前举起130公斤的重量时，虽然成功，腿部已出现抽筋。
苏联人于是认为冠军非己莫属，作为主办方的他们甚至将苏联国旗挂到了第一名的旗杆上。
当时的媒体这样描述，“陈镜开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看看胸前的国徽，一股神奇的力量油然而生”他要举起140公斤，不仅要打破世界纪录，还要拿到比赛的冠军。
上场之前，陈镜开对队友说了一句话:“反正是杠铃底下找人”——要么就举起来，要么就给砸趴下。
陈镜开最终将140公斤的杠铃举了起来。当时，有记者问他“是什么力量让你举起这么大的重量？”陈镜开回答：“我是用6亿人民的力量举上去的。” ★
广州二沙头岛史记：为备战奥运而建
“民族英雄就是为国为民，像古代的民族英雄岳飞，为国尽忠。国家体委在广州二沙头建立体育训练基地，就是使你们更好地训练，为国争光”——贺龙
★ 本刊记者/周丽娜(发自广州)
2007年，广州少有的寒冬，“广东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依然绿树红花，校内最新的综合训练馆正在挖地基，学院的前身是著名的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全国第一个由国家投资兴建的训练中心。
在这里，曾经培养出过中国体育史上诸多第一：第一个世界纪录，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一个打破世界游泳纪录者⋯⋯
虽然场馆外观和设施经多次翻修，但室外跳水台、综合训练馆的游泳馆内仍然醒目的“游泳——倾注了我们全部青春的事业，我们怎能不深深热爱”等口号，还可以让人感受到半个世纪前，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最初的激情。
为备战奥运而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尚没有一个能够供运动员训练使用的完整场馆，只在个别大专院校中有体育活动场地，但不足以提供专门训练。
1952年，全国选手队(即国家队)没有场地训练，不得不在天津外国租界的重庆路100号、原外籍人士的体育俱乐部进行集训。
历经1952年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屈辱”，为了迎战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国家体委人员着手研究集训方案，认为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运动员训练基地。考虑到地点要气候温和，便于开展全年训练，最后，花落广州。
1954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到广州选址，由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朱光陪同视察，最后选择了珠江河畔二沙岛上的“颐养园”，决定将其扩建为新中国第一个体育训练基地。
在训练基地建成之前，包括游泳、篮球、足球和乒乓球等项目的90多名广东运动员都集中在越秀山集训，住在山上的仲元图书馆(现在的广州市美术馆)。荣国团当时就主要在越秀山训练生活。
贺龙此行也到越秀山看望广东运动员。洗永泉，是当时广东省足球队队员，第一次看到中央首长，心情很紧张。他至今记得，贺龙对大家说，他和陈毅副总理谈起体育工作，陈毅称运动员是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就是为国为民，像古代的民族英雄岳飞，为国尽忠。今日的运动员是为国争光⋯⋯国家体委在广州二沙头建体育训练基地，就是使你们更好地训练，练好技术，为国争光。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在体育战线上你们要守住南大门。”贺龙说。
如今，洗永泉作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活档案”，退休后被续聘，担起二沙岛文史编写的工作。
200万造“前所未有”的场馆
1954年，国家体委拨款200万给广东省用于修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同年夏天，二沙头体育俱乐部动工。作为广州的重大工程，与之处于相同地位的另两项工程是，修复解放前夕国民党队伍撤退时被炸毁的海珠桥，和“前苏联建设的成就展览会”工程。
体育场馆的设计参照当时世界上体育训练设施最先进的国家匈牙利——其在多瑙河畔建设了布达佩斯体育岛，将原来“颐养园”2万平方米的楼房面积改建为运动宿舍区，再征地扩建15万平方米土地为运动场馆。这些场馆一直使用至今。
后来为了筹办1987年的六运会，增建了广东体育馆和网球场馆，总面积增至20万平方米。
当时国家体委还邀请苏联的田径专家、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吉洪洛夫担任顾问咨询工作。整个场馆布局可供田径、游泳、跳水、水球、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棒球、垒球、体操、技巧运动、举重和500米自行车等20多个项目同时全天候进行训练。这样的场馆建筑规模不仅是国内前所未有，在国外也罕见。
而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筑机械设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也比较少，主要靠“工赈队”从事施工建设——因大批私营企业停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政府为了解决救济问题。组织了“工赈队”，意为“以工代赈”。
为了赶上备战第16届奥运会的训练，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工作。“颐养园”后面是水塘和水田，需要大量沙土铺垫成地，才能盖楼。可二沙头不通车，只能动员广州市所有木船来运沙土，夜间满江船只点起煤油灯穿梭卸土，如同繁星点点洒在江面上。
不过，最终场馆建设项目中有一项设施没能完成，即用作运动康复的芬兰浴(即桑拿浴)。因为当时不仅没有一个设计人员洗过芬兰浴，更不知道桑拿为何物，连相关资料都没有。只好作罢。
历时一年零八个月，1956年4月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工程竣工。在1954年的广州地图上还显示为“广州国际体育俱乐部”，后来才改名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先入住的是国家游泳队，当年6月，广州市体工队所有队伍也从越秀山仲元图书馆搬迁过来。洗永泉就是其中的一员。
“两边的差别就像天跟地一样。”73岁的洗永泉回忆起来还很兴奋。住在仲元图书馆时，30个运动员睡一间大房，男女区域挂块布隔断。这种状况从1954年一直维持到1956年搬进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
训练基地的宿舍里，配置的是运动员们见都没见过的弹簧床，每张床上都有床单、毯子，还有独立卫生间。这些对当时的队员们来说，非常稀罕——弹簧床那个时候只为外宾准备。
“革命加拼命”的基地生活
当时的中国缺乏专业的体育训练方法和技术，惟一途径就是学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此外，还有大批海外爱国侨胞回归，被称为“海外兵团”，他们在二沙岛和队员们一起训练，跟随大家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一样拿每月17.5元的生活伙食补贴。这已是干部的待遇标准——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一个月的补贴是7.5元，一顿午饭6分钱，一个油炸鸡蛋4分钱。
“那时的生活就像电影中的少林武僧，运动员都要遵守一些‘清规戒律’,”洗永泉说，训练口号是“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贯彻大运动量的训练原则。
而重视强度和力度，“革命加拼命”是当时体育界的第一口号。
广东省第一个女乒世界冠军梁丽珍向记者回忆当年，在“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下，她练得恨不得睡在球台上，练着练着，在她眼中，乒乓球变成了一团一团的虚像，后来又出现毛边的晕光，到最后，她眼中一个运动着的乒乓球甚至变成了一串白色的糖葫芦。
1955年，洗永泉比赛时踢断了腿，用三轮车拖着送到广州市人民医院，打石膏，两个多月后出院，三个月后就恢复训练。现在他感慨说，幸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而很多在大运动量训练下的队员，日后都在身体上留下了疾病隐患。
除了技术训练，每天还有政治学习和文化课。隔周的星期一晚上是“生活检讨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两周以来在训练、学习和生活表现作自我鉴定，再由队友提出意见。
运动员的集训和生活都是军事化管理。无论严寒酷暑，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每天早晨广播里都准时响起起床集合的号声，出操后才能洗澡进饭堂吃早餐。
训练基地还有不成文的规定，运动员28岁以后才可以找对象。洗永泉说，单广东女子篮球队，就有很多运动员到了34岁、36岁才结婚，还要得到领导批准。
1959年，广东省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筹委会原先考虑所有项目都报名参赛，但滑雪、冰球等冰上项目确实无法参加。有人提议邀请香港马会的骑师代表广东参加赛马比赛，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法实现；又有人说，体委里有些干部转业前是部队的骑兵，马术队可自己组织起来，这个提法得到领导的认可。随即，由原二沙头体育俱乐部副主任郑福民组织成立了马术队，从自行车队里抽出男女共四名队员组成马术队。
广东当时没有马，只有驴，于是又派人到湛江驻军马队处申请转让了四匹马来。派去找马的两个人一人拉着两匹马，走了五百多公里，好不容易把马匹从湛江运到广州，可在体育场跑道策骑时，马匹跑了两圈后就前蹄发软，差点人仰马翻，原来找来的马匹只能驮物缓行，并不适合充当以速度见长的赛马。马术队就此解散。事后，有人开玩笑说：“匆匆招兵买马，随后散兵卖马。”
《毛泽东选集》做奖励
“我们这代人是为了奥运而训练，但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梁丽珍说。
1956年10月上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16届奥运会体育代表团组成，包括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共92人，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担任团长，到二沙岛进行集训。
11月6日，中国奥林匹克代表团团长在二沙岛水上餐厅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就国际奥委会坚持邀请台湾单独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时声明，中国体育代表团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
为了弥补缺憾，近几年来，梁丽珍自己出资办了《奥运珍藏展》和《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专题展》，在广东各地巡回展出。
而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珠江中的绿色沙洲上，除了体育训练基地、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更迅速出现了一片片高尚的生活住宅小区和沿江别墅。二沙岛的公寓价格达到了每平米两万到三万元之间，而沿江别墅早就买到了每平米十万元。
今昔对比，梁丽珍感慨地说：“我们年轻时倡导无私奉献，没钱的。”
1961年，第26届世锦赛，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并囊括男子单打前三名和女子单打冠军，运动员每人获得的奖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两年后，第27届世锦赛，国家乒乓球队荣获一等功，奖励是精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5年，第28届世锦赛，国家乒乓球队摘回男女团体等五项冠军，奖励《毛泽东选集》袖珍本。
当时，《毛泽东选集》每一次出版都是举国欢庆的事，运动员是最早拿到毛选的人群之一。 ★
荣高棠：新中国体育蓝图的草创者
作为国家体育事业探索的领导者和前锋，荣高棠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慢慢摸索，在上面小心翼翼地写出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
★ 实习记者/万佳欢
2006年11月15日，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2年，94岁的荣高棠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荣高棠，是中国体育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49年筹备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1952年一手筹建中央体委，晚年被国际奥组委授予中国第一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作为第一代体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建设者，毛泽东称他是“管六亿人民大事的人”，运动员们称他为“大家长”。
请毛泽东为体育题辞
荣高棠37岁之前，除了在清华念书时曾入选过篮球校队，几乎没有跟体育工作产生过什么交集。很多年以后，荣高棠对他的秘书周铭共说：“(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从事体育工作。”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荣一直从事青年工作。后来成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第一任秘书的刘秀政还记得，1948年在石家庄第一次见到荣高棠的情景，“他穿着样式简单而整洁的中山装，个子不算太高，活跃、潇洒，很有魅力，指挥大家唱歌时，学生们都在下面喊：‘高棠来一个！’他便笑着唱一段。”
那时的刘秀政还不到20岁，作为上海学生的代表有缘见到荣。
建国之后，体育工作划归团中央，受组织上的安排，时任团中央秘书长的荣高棠懵懵懂懂接手了体育工作：从筹备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到建立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领导组织，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体育第一人”。
体育事业从零开始，工作千头万绪，荣高棠决定从群众抓起，让老百姓知道体育的重要性。“可那时候都在奔生活，哪有富余的精力来搞体育？”刘秀政说，“推动群众体育很费劲。”
荣高棠很快就想出了解决方案——争取中央的支持。为此，荣高棠、黄中等想尽办法，请毛泽东为体育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此，这两句话成为开展国民体育运动的指针。
毛泽东还曾经提出过“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却遭人质疑，于是荣高棠就趁开团代会的时候问毛泽东：“主席，有人说‘三好’不是您提的。他们说，身体好怎么能放在前面呢？”毛泽东笑笑说：“身体不好，怎么学习，怎么工作呢？”
就这样，体育作为一种大众活动，在中央的支持下逐步开展起来。荣高棠也开始慢慢找到了体育工作的感觉。
但实际上，1949年后，体育在人民大众和很多干部中还是没有受到重视。60年代担任荣高棠秘书的易厚高说，“那时候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想法：体育不就是体育吗？”
“荣高棠‘真正地’开始重视体育、从事体育，完全是在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以后。”周铭共对记者说。
赫尔辛基拐点
到今天，我们恐怕很难估计“赫尔辛基”这几个字之于荣高棠本人的意义。可以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的遭遇使荣高棠对从事体育的目标产生了巨大转变。
其实，赫尔辛基绝不仅仅对荣高棠个人有重大意义，它对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和走向所产生的影响都是相当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有赫尔辛基之行的遭遇，才有了整个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雏形。
1952年7月18日，荣高棠收到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第一次邀请电报时，距第15届奥运会开幕式只差几个小时了。他当时不很主张去，除了台湾问题外，还考虑到我们的运动员水平落后，担心会给新中国抹灰。
然而，周恩来迅速做出“要去”的紧急批示。于是新中国第一个赴奥运会的代表团火速组成：荣高棠和黄中带队，运动员只有足球、篮球两支队伍和一名游泳选手吴传玉。而当他们匆匆赶到芬兰的赫尔辛基时，赛程已过半，只赶上参加一场男子100米仰泳预赛。
荣高棠还是被在赫尔辛基的所见所闻刺激了：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却一鸣惊人，金牌一块接着一块地拿，几乎与美国平分秋色。之后，他应苏联代表团的邀请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的奥运代表团同机抵达莫斯科，一下飞机，荣高棠被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惊呆了。
“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人们一遍遍地朝着体育英雄高呼‘乌拉！’⋯⋯沸腾的人群像洪水一样⋯⋯当时我就一个感觉，运动员拿了冠军，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影响真大！”荣高棠后来这样回忆道。
周铭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之前根本就没想到体育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和内涵。”
几乎在同一时间，黄中在波兰华沙的足球场上如坐针毡。跟荣高棠在赫尔辛基分手后，他带领中国足球队在华沙与波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
黄中和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坐，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呆不下去了——比赛完全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中国队基本是毫无进攻之力，不一会儿就被对手连续进球。每进一个球，全场观众的目光都“刷”地转向主席台上的中国官员。黄中尴尬得头都不敢抬，后来干脆悄悄地溜到后排去坐了。
比赛结束回国，荣高棠在听了黄中的汇报后，急迫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我们光是群众团体管体育，太弱了⋯⋯我正在打报告，要求中央批准成立一个政府部门把体育管起来！”
在报告中，荣高棠一方面汇报奥运会的情况，另一方面对接下来的体育工作提出了5点意见，包括学习苏联，成立一个政府体育部门，并请像贺龙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挂帅，加强学校体育、召开全运会、修建体育场等等。
这5条意见，实际上为新中国体育后来的发展搭建起了一个粗略的框架。
那位驻波兰大使也专门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重视体育，说一个国家的运动技术水平对于国家的形象太重要了，他认为像这样的水平，跟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非常不相称。
荣高棠的报告上呈后，前后仅三天时间，刘少奇、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位领导接连做出批示，邓小平还亲自把他叫去，对报告提出了一些意见。“他(邓)的首肯和补充，已经使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和规划基本形成。”周铭共说。
仅两个月后，政务院下的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央体委。贺龙为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从此，荣高棠正式调出团中央，开始了他专业体育政治家的历程。
进驻“战斗第一线”
1960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投向体育的资金极为有限。学校体育课停课、运动队训练停练，很多项目的开展都陷入停顿。
“当时吃饱饭都成问题。贺龙甚至把射击队组织到内蒙古去打猎，解决运动员吃肉的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告诉记者。
就在这年年初，由体委几十名领导组成的“乒乓球队蹲点小组”在荣高棠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进驻北京工人体育场，与乒乓球队同吃同住，周六才回一次家。按照周铭共的说法，荣高棠决心很大，“颇像战争年代的前线指挥所驻扎在战斗第一线。”
作为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荣高棠所面对的是：1958年后由于体育“大跃进”造成的战线过长、摊子过大的情况。加上因自然灾害，资金极其有限，国家体委提出“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简单说，就是集中有限的经费，放在重点项目上。
而当时所有项目中的“重中之重”，就是乒乓球。1958年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正式断交后，只有乒乓球等极个别的项目和国际单项协会有一些联系，还可以参加世界比赛。而1959年容国团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后，1961年又将在北京举办第26届乒乓球世锦赛，更为这个重点项目添足了砝码。
荣高棠几乎“全身心”地扑到了乒乓球队身上。训练时，他帮助球员捡球、搬桌子；休息时，他跟球员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球队整顿作风和纪律。有时候队员们训练累了情绪不高，荣高棠就带着他们爬香山、唱歌。打扑克时，输了他照样会钻桌子。
26届世乒赛前夕，日本队的秘密武器弧圈球成为中国队心里的一块阴影，队里有点谈“弧”色变的味道。荣高棠得知后，立即召集人手，照着杂志研究这种球的打法，配合主力队员进行练习。此外，还选派运动员乔装到香港去看日本队比赛，研究对手战术。
荣高棠花的大力气很快收到了回报。第26届世锦赛上，中国队获三项冠军，1965年第28届又夺得5枚金牌，并由此创造中国乒乓球半个多世纪长盛不衰的奇迹。“在最困难的时候，乒乓球的成绩让全国人民长了志气，体育(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时任荣秘书的易厚高对记者说。
与乒乓球成绩的发展相伴，中国竞技体育也逐渐找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即“举国体制”。在那个年代，这条发展道路为新中国带来了60年代竞技体育的新高潮，其他一些重点项目的国内比赛成绩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体育事业随文革而止
正当荣高棠为取得的成绩喜上眉梢的时候，一场时代的厄运从天而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高棠因在一次体工会报告中说的一句“毛主席也说过，讲错误，我的错误可以成车拉”，使自己成为造反派火烧炮轰的首要目标。1966年12月24日，他又一次走进自己亲自参与建设的北京体育馆，参加的却是“批判斗争荣高棠大会”。这次最后的批斗会宣布了他的“政治死刑”，第二天，造反派闯进了荣家，将他带走实行隔离审查。
走前，荣高棠拍了拍女儿的背，面无表情。此后，他开始了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和5年劳动改造生活，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在转眼之间戛然中断整整13年。
十年内乱也让整个新中国竞技体育掉入了低谷。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全面瘫痪，运动队的正常训练基本停止⋯⋯
文革后，67岁的荣高棠再次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第二年，他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让给年轻的何振梁，随后退居二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