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的思想决定命运

思想决定命运

　　作者：徐迅雷

　　王旭明不再“发言”了。7月18日，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这天《中国青年报》用很大的篇幅作了报道。王旭明个性率直，优缺点明显，所以在5年任上饱受争议，常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如今转任社长，从台前走到幕

后，王旭明显然不是太开心，他只说了4个字：欲哭无泪。你瞧，这4个字也是性情中人的话，哪位有点城府的官员在职务任免的紧要关头会这样说的？

　　中国实行政府发言人制度，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样，都要写进改革开放史册的。三千六百行，有些职位岗位很不好干，面对公众的新闻发言人就是其一。对王旭明褒贬，时间自有公论。没想到，某网站的网友跟帖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评价。

　　对于广义的知识阶层来说，本质上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思想决定命运”。给我印象深刻的发言人，有公安部的武和平、卫生部的毛群安、教育部的王旭明以及铁道部的王勇平；这几位出镜率较高，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思想水平、认知水平的差距。最优秀的当然是武和平，这是真正文武双全的发言人。1992年著名的开封文物大案是中国文物第一案，震惊全国，当时武和平刚刚上任开封公安局局长，那场案件的破获，很大程度上是学识的比拼，武和平胜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9·18大案纪实”一片，由武和平自己出演主角，十分到位，非常精彩。武和平还写了好几本小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看标题就知道思想认知水平之高。

　　人的思想认知水平，与所在的制度环境有关。有什么样的制度背景，就有什么样的新闻发言人。无论是教育还是铁路，其实都受困于固有体制。几位发言人当中，不客气地讲，思想水平最差的是铁道部的王勇平。这位发言人，为铁道部未列入“大部制”鼓吹叫好，说那是基于铁路建设和管理的特殊性作出的正确决策；而铁路体制仍有生命力，保持独立具有合理性。他对监督者则使用古老政治逻辑，大打政治棍子，甚至拿境外媒体的“关注”说事，“含蓄”地指摘政协委员批评铁道部有“里通外国”之嫌，对此，杂文大家鄢烈山曾著文怒问：“王勇平这样思想僵化背时，观念依然停留在对监督者挥棍子、扣政治帽子时代的人，不撤他的职还等待什么？”

　　当代教育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教育领域的每一个提问，都如同一道高考考题；有的回答是有标准答案的，有的则没有。王旭明的个性发言，在固有的体制下，多少有着一些奇异的亮色。然而，王旭明用率直的“程序正义”，发布了许多“实体正义”有疑问、引争议的论题，著名的有“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论”、“助困政策效果最好论”，等等。他的话，确实很容易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弄到最后，几乎是“尾大不掉”了。

　　这背后的问题，还是思想认知问题。从一些细节可见，王旭明骨子里比较缺乏规矩意识，他的一些理解和判断，显然与时代环境脱节，观念已比较老旧。比如他曾对《南方周末》说：“我们的媒体都是国家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办的媒体。”前半句话总体上说没错，但后半句似是而非，说明他对这些年来媒体的飞速进步太不了解。再比如早年他在《中国教育报》做过记者，调到教育部工作后，按规定必须上交记者证，但他一直没有上交——这就是违规的做法，那记者证是要被声明作废的。问题在于，他压根就没意识到自己“违规”。

　　思想水平决定人生命运。王旭明走了，少了一位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如果来了一位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毫无生机的发言人，那倒真的对哪一方都是损失。如果在出版社社长的位置上，王旭明能有个飞跃，成为一位真正的出版家，那可是“新闻不幸书家幸”啊！（荆楚网）

王旭明的价值在于个体的坚守

　　饱受媒体指责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谢幕了，18日，他将出任语文出版社社长。据说，这样的安排属于升迁。不过，对中国官员级别有些了解的人都会有所会心，这样的升迁或许属于那种意味深长的明升暗降吧。不是早有报道嘛，任何一个大学校长都会被教育部的一个处长喊去开会；高校评估专家组的一位秘书驾到，大学校长也得亲自到机场接机。
　　
　　不能说这是什么潜规则之类的东西，自从吴思先生提炼出“潜规则”这个语词之后，吾国时时处处“潜规则”，该词就有些泛化了。此种情形，想来吴思自得之余不免也会有些头疼。泛化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消解了。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干得好了，上边说，给你换个地儿吧，也没什么不好，你总不能在新闻发言人的位子上嘴硬一辈子吧！那样多没出息呀。
　　
　　“有出息”的王旭明的离去，还是让记者们很伤感、很留恋。18日，中国青年报在其长篇报道的开篇以这样的语气写道：这些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办公室里有些杂乱，书架被清空了，办公桌上的文件资料堆放得满满当当。在记者面前，王旭明并不掩饰他对新闻发言人这个舞台的眷恋。对于自己失去的舞台，他只说了四个字：“欲哭无泪。”
　　
　　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位子上，王旭明干了五年。这五年，公众确实听到了很多很多新鲜的内容、有个性的表达以及几乎所有新闻发言人没有的直接；这五年，王旭明也每每因为其发言的明确，而遭遇媒体和公众猛烈的抨击，“中国教育成功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范跑跑无耻论”……这些“发言”直率而肯定，几乎每次都会成为批评的靶子。
　　
　　然而，也许正是这样的个性鲜明，王旭明给一贯彬彬有礼的新闻发布会注入了一些清新的空气。概括的看，个中最重要的因子大概就是有血有肉、有担当、不搪塞、不模糊。这样的清新在我们这个官本位意识依然浓烈的国度，当然会被人理解为另类。就像审计署前任审计长李金华的义无返顾一样，口无遮拦的王旭明自比大熊猫，呼吁社会的爱护，想来确实是别有衷曲的。
　　
　　面对记者，王旭明说：“我希望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新闻发言人，我想公众期待看到的也是一个能哭会笑、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哪怕偶尔有一点失态，而不仅仅是政策的传声筒。”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也强调：“新闻发言人不应该是政策的传声筒，应该对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和说明，并有充分的新闻素养。”看来，在传声筒的问题上，大家还是有共识的。
　　
　　我们现在很难全面评判王旭明的功过是非，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估量得出他的价值。什么价值？掀掉假面，不做传声筒；真率自然，不怕受指责。很多年来，我们每每都在呼唤民主，却往往忘记了个人的职责，忘记了宏大的民主大厦，其实是从每一个个体的坚守构建起来的。制度云者，须依赖整个社会公民觉醒的大背景，期盼一夜之间就民主来到的心愿不止荒谬，也不负责任。

[作者：胡印斌][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