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终于离开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这应当是所有熟悉他的人意料之中的事，只是他离开得太晚了。旭明的性情是不太适合发言人的位置的，因为他有时候过于真诚。戴面具说话的段位他还不够，而戴面具说话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必修的武功。
作为认识旭明近十年的记者，我和旭明算是有一定的私交。我不得不说，媒体确实有一段时间将王旭明“妖魔化”了，这种“妖魔化”其实也符合这个世代的传播学特质。公众所见到的王旭明只能是电视上的王旭明，报纸上的王旭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被无限地放大并做各种解读。处在这个位置上，肯定言多必失，更要命的是这些年教育部处在风口浪尖，加上旭明的性格，他必然会成为除外交部发言人之外最惹人注目的部委发言人，而外交部的发言人更换的频率很高，而他一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整五年。
旭明最惹起争议的几次发言，一次是“进名牌大学和进商场买名牌衣服”的类比，最近一次是和名嘴白岩松一起怒斥范跑跑无耻。这两件事，当然可以说旭明有些轻率，遭来非议很正常。但如果了解旭明发言席下的生活常态，你会觉得旭明如此说很正常，要是装出一副深沉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说些不闲不淡的废话，那就不是王旭明了。
旭明是由一个文学青年成长而来的一个文学中年，很可惜，他的文学思维还冷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那些被意识形态强化的崇高感被无情地解构后，带有那个时代痕迹的激情、宏大叙事反而会呈现出一种滑稽的反讽效果。而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旭明，发言喜欢用《茶花赋》、《大堰河，我的保姆》、《从青纱帐到甘蔗林》那样的语言言说，在现今的语境下，本来就容易产生娱乐化的效果。再加上旭明没有多少心机，他很容易在记者的“引诱”下，急不择言。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参加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总坐在台下替旭明着急，希望他少说，少说，不要掉下记者设计的“陷阱”。
曾经有一回，以标题党著名的某门户网站，截取王旭明一句话做了一个使人惊骇的大标题，但将整篇文章读下来，会觉得旭明的叙述很理性公允。我打电话给他，说你得去交涉一下，他说算了。旭明当过记者，又做了那么多年的新闻官，但是我要说，他对现今媒体生态的了解并不够。他更多的经验是有关官方纸媒的，这样的媒体和官方本身就是共生关系，当然笔下有分寸，和新闻官会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但是电视媒体的镜头剪辑会有“乾坤大挪移”之效，网站更是以吸引眼球为鹄的，对任何新闻喜欢进行娱乐化处理。很不幸，在政府新闻发言人中，旭明是娱乐化处理的最佳对象。
砍柴有过机关工作的经历，当记者后也接触过许多官员，我认为王旭明是我认识的少数没有“官气”的政府官员之一，他的文学性格-----确切讲是诗歌性格，使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尚未被纷繁的俗世遮蔽。我认识他时，他调到教育部办公厅不久，我们以“旭明”直呼他，他当了处长，后来当了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我们依然以“旭明”呼之，没觉得他因职位的升迁而改变了什么，他还是喜欢和熟悉的记者开各种玩笑。有一回，他带一个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到某省去，我忝列其中，山路遥遥，他便在中巴车里和大伙开各种玩笑，而陪同的一位省教育厅的官员十分不解，以至于有些难堪。在他看来，一位部里来的厅级官员怎么这样没大没小呢？一点官仪都没有呢？
旭明官至副厅后，我们一些和他私交不错的记者私下替他“设计”过仕途：少说话，少露脸，少表态，卖力不讨好的事别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静静地熬到正厅，然后再调到某个副部级高校当党委书记。
可是，诗歌性格的旭明是不愿意沉寂下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确实真心想做些事，当然也想做官，但在中国官场，做事和做官未必能一致。比如，他积极响应国新办关于设立新闻发言制度的倡议，将教育部新闻发言制度搞得有声有色。他真诚希望公众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能有更多的了解。从建设法治政府而言，他的这些想法是符合潮流的。但从中国传统的潜规则层面而言，他这样做犯了官场大忌。
公众批评政府是现代社会常态，尤其在今日中国由臣民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期。公众及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基本上由下而上，由外及里。在当下，媒体还难以公开批评整个政治制度，也不敢触及组织、宣传、司法、国访、外交等强力部门的高层，而教育、卫生、社保这些民生部门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批评这些部门且不导致对政治制度的直接否定。那么，批评声浪拥向教育部门是现阶段的必然，而王旭明又主动站出来，频频亮相，那么他不想成为吸引炮火的王成也难。渐渐地，王旭明成了人们发泄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的一个符号，所以我说过，教育部应给他颁发“委屈奖”。
熟悉旭明的记者能感受到，旭明是一个舞台感比较强烈的人，他很注意外表形象，且说话字正腔圆，带有话剧色彩。有一次年底他招待各路记者联欢，晚上的节目竟然是钢琴伴奏下的诗朗诵，所有参加的记者人人上台。-----我说这年代只有旭明还有这样的创意，别的官员可能招待记者洗桑拿也不会搞诗朗诵。教育部新闻发言制度使他的舞台感更加强化了，但自己一旦成为舞台上的中心，那么被观众挑出毛病的几率不知增加凡几。如果旭明当初能毅然割舍这种舞台欲望，老老实实做个固守在办公室中混日子的官员，也许他的仕途要顺利得多。
这是旭明的悲哀，又何尝不是制度的悲哀？
有一次，针对网上恶评如潮，旭明有些委屈地对记者说，你们要是老挖坑让我掉下去，最后把我调离这个岗位，难道你们就更爽了？你们会碰上一个什么都不给你说的新闻发言人。
现在可以说，旭明当初的预感成了现实，教育部很可能将每月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不定期的，而新闻发言人恐怕以外交部发言人榜样，动辄“无可奉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不再成为媒体的兴奋点。
对旭明而言，去出版社当社长也是种解脱，一年三百六十天，批评如潮涌上身，再心态好的人也受不了，还是去做个寻常的、最大限度磨掉个性的官员吧。
祝福旭明的解脱，谢谢这些年带给我的愉快回忆。（十年砍柴/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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