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纸贵显示监督渴求

昆明纸贵
2008年02月19日 中国网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在对此进行转载的彩龙中国网里，这一内容也成了被收藏、复制得最多的帖子。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全市各报刊亭都有销售。(《中国青年报》2月18日)

《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领导联系电话被抢购一空 张兮兮/图

　　如果不是刊登了领导的联系电话，很难想像《昆明日报》会洛阳纸贵。昆明这种将领导干部联系电话公之有众的做法，是一种亲民的体现，值得赞赏。但是，在赞扬昆明市的开明做法的同时，另外一个问题是否值得我们深思：领导干部的通讯录为何会一时“洛阳纸贵”呢？

　　显然，这种局面的造成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将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公开化的结果。通常来说，各地的“潜规则”是，官至县处级以上(在县城，甚至是包括科级)，手机号码和办公室电话就成为了“国家秘密”，不要说通过“114”或者社会公开的电话号码簿查找不到，甚至连一般的机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本也难以查到，而只有上了一定级别的人才能拥有的机密电话号码本才有可能查找到。所以，当昆明公布有关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时，人们会如同获取了宝贝，抢购一空。

　　然而，昆明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举措，在全国是仅有的几个特例而已。从相关报道来看，只有陕西省咸阳市曾经在2006年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等9位市委常委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都被公布在网上，以方便群众提出各种建议和进行监督。而昆明市推出这一举措，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铁腕书记”仇和推行的新政，以往，昆明的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和目前许多地方的做法一样，也是属于“国家秘密”，普通民众不可窥视。

　　这种视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为“国家秘密”，隔绝了领导干部与民众的联系渠道，使得领导干部不能也不愿意听取民声，这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直接相悖，是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官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为民众服务，因此，他们必须要加强与民众的密切联系，公开自身包括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因为，只有与民众进行密切联系，民众的呼声能及时反映上来，官员才能更好的运用手中权力为民众服务，才能得到更多民众的拥护。害怕民众找上门来反映困难，因此不敢公布联络电话是与民主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官员都不敢面对民众，那么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权力从何而来也会受到怀疑。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领导干部向社会公开联系电话，群众一有事情动不动就打领导的电话，领导不就每天接不完的电话，不胜其烦吗？请看咸阳市长千军昌的回答，他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别的同志是有些不太理解，担心这样会不胜其烦，会干扰正常的工作和休息，甚至还担心会有骚扰电话。但真正推行开以后，才发现这些顾虑 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群众的电话大都是很善意的，主要是提些建议、意见，或者反映问题，极少有恶意骚扰的，而且更多的人是发短信，不会影响到工作。休息时间也很少有人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足见老百姓是很理解、体谅我们的，这一点很让我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把这项措施持续地、长久地推行下去的信心。”这说明，群众会乱打电话的担心就完全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提议，为了不让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举措仅仅在某处开花或者伴随领导人离去“人走茶凉”，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将其当作政务公开的一项基本内容向全国进行推广并严格要求。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民主建设，要让选民及其代表能真正选举出满意的官员，并且有权利监督其选举出来的官员，能对不称职的官员进行质询甚至罢免，这样才能让领导干部公被动为主动，领导干部通讯录不但不会“洛阳纸贵”，而且会主动送到千家万户中来。（杨涛）

昆明纸贵显示监督渴求
2008年02月19日 中国青年报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全市各报刊亭都有销售。(《中国青年报》2月17日)

　　昆明市公布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联系电话，是为了接受群众监督。公众对此反响强烈，说明公众对公权机关有着一种强烈的“监督渴求”。

　　从近期报道来看，各地官员高调力挺媒体和公众监督。从江西、广西提出新闻也是生产力、软实力，到广东省领导欢迎网友“灌水”、“拍砖”；从云南明确将媒体监督作为问责行政首长的依据之一，到昆明公布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职务分工，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各地各级公权机关更加重视接受公众监督，同时也表明公众渴求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

　　“监督渴求”的背后，既反映了当前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成熟，也是公众长期以来的一种情绪释放。毋庸讳言，由于民主法治的不健全，“政务公开”、“阳光政务”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公众对公权机关的监督，客观上存在着监督难、难监督的现象。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加强，“监督渴求”势必越发强烈，此时，公权机关如何应对，就考验着其执政能力。

　　如果说过去透明度不够的权力体系，如同一间密不透风的房子，那么，现在许多地方和部门顺应时势而采取的政务公开、欢迎监督的开明之举，已经打开了“黑房子”的窗户。加之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想要让权力暗箱操作，已经不太可能。当一座房子完全密不透风、外界完全无法看到其内部情形时，公众可能会放弃探视其内部情形的尝试；而如果这座房子已经打开了窗户，公众的“监督渴求”必然会被激发起来，变得越来越强烈。

　　从公布领导电话的报刊导致“昆明纸贵”的现象中，各级各地公权部门都应该受到启发，加快推进和完善民主法治，满足公众的“监督渴求”，使权力受到更多更好的监督。（邓清波）

公布官员电话何以引发昆明纸贵
2008年02月19日 燕赵都市报

　　政府与民众之间这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这必然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启迪"官智"。

　　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据2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此事成为当天开幕的昆明市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许多委员认为这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但也有委员认为，这一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骚扰电话，会给机关和领导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麻烦。

　　政府机关以及政府官员的设置，恰恰就是为社会及公众解决“麻烦”的，自然不能害怕“麻烦”。因此那种担心因公布官员联系电话而招致负面影响的顾虑，大可不必。而且出于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即使是对官员个人产生一些麻烦，也是必要的“领导成本”。何况，从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专号受到抢购这种现象本身，也表明市民对公布之举的深以为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官员与民众互动的资源仍然十分稀缺的情形下，昆明的公布官员联系电话之举，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弥补与沟通。

　　这样一种“官”“民”互动资源匮乏的事实，是必须看到的。为什么有人将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汇编起来，就能卖出好价钱；为什么某个市长公开设立热线电话或公开电子信箱就能成为新闻；为什么一张刊载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能够“洛阳纸贵”———正是市民对于获取官员联系方式的“饥渴”表现，也是对畅通“官”“民”沟通渠道的迫切需要。这也表明，除了电话或信箱这种日常联络工具之外，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及框架内，政府与民众之间仍缺乏有效互动的制度设计。

　　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一是“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应向民众负责，向民众寻求其权力的正当性，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我们有人大代表，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有时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促进官员与民众沟通对话的功能，甚至出现了在广东省两会上人大代表尖锐发言屡遭打断的尴尬场面。我们也有不少媒体，但因为种种原因，它们也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功能。我们还有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设置，但权力至上的倨傲和衙门作风的泛滥，却造成了有门难进的局面。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市民的一个电话，就突破过去某种人为的阻碍，直接找到书记或市长，其所赋予的沟通想象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质疑，昆明这种过分依赖或看重官员联系电话的做法，有偏于行政程序设置，假设公众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以解决，那么有没有更高级别官员的电话都无关宏旨。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公众对于“联系电话”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于沟通无碍的想象，对于通畅的对话机制的渴求。如何建构一种官民之间沟通无碍的制度体系，才是昆明“一纸风行”所寓含公众诉求的实质所在。

　　政府与民众之间这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这必然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启迪“官智”。（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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