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拥有360年历史、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和排名200名左右的大学相比较,其学生孰优孰劣不言而喻,杨教授似乎有夸大清华学生之嫌;另一种观点认为,杨振宁拥有长期在美国和中国大学任教的特殊经历,即使不是一个比较教育家,但至少其观点应该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其看待学生的眼光绝不至于那么“走眼”。
于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教育界长期在争论的一个话题中———中美大学生孰优孰劣?依本人在美国的访问学者经历和对美国大学的了解,我完全赞同杨振宁先生的观点,甚至认为,杨先生的话还有些保守,依我看,中国排名前5位的高校其一年级的学生都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原因在于中美不同的大学录取制度。首先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断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尽管有被误解的一面,但不可否认在其传授知识的深度和培养学生基本功的扎实程度上,与中国的中小学几乎无法相比。美国的高考(SAT或ACT)题目在经过数千次大小考试拼杀出来的中国中学生看来实在是简单,所以在入学考试环节上,中国学生的优势自然超过了哈佛。哈佛大学在招生简章中规定:哈佛录取学生没有固定标准,除高中的学业外,还会考虑诸如学生的申请信、学校推荐信、社区服务,课外活动,特殊才艺及其他个人品德等。以这个标准,哈佛大学对那些成绩不好但在艺术、体育等方面的特长生要优先录取,对于父母为哈佛大学校友的申请者更是优先录取,因为美国私立学校的赞助费大都来自校友捐赠,校友是绝对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能达到200多亿美元的“天价”。
哈佛大学的录取率绝对全国最高,也不过10个取1个(美国学生可以同时申报多个大学,没有中国那种按所报自愿来依次入取的残酷性)。中国2005年有870多万考生,清华录取数不超过3300人。尽管清华不统计录取率,但明眼人一看心理都明白,谁更有条件优中选优。正因为此,那些参加过残酷高考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后往往自信心大增,如果不考虑英文因素的话,国内一般大学毕业留美的研究生,第一年就能作为助教给美国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高等数学和物理课程。美国理科学系的学生对中国学生“闻风丧胆”,绝非夸张之词,许多美国学生选课,一听说班上有中国学生,连忙退课,因为不少教授按统计上的正态分布给分,自知数理基础不如中国人的“老美”,宁可不选他们想上的课也不愿作正态分布曲线之尾。
同意本人的观点,问题仍没有完,自然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学生的先发优势,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世界顶尖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都出自美国,或总是与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关联?这些尖锐问题自然难以三言两语回答,但至少以下四点或许是美国培养人才的优势,也恰恰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1、多元文化氛围的营造
现代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思想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不是学校,不是教授,而是他们的同学。这个发现在许多大学环境里经过无数次重复实验,结果屡试不爽。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时代广泛接触来自各种宗教和种族背景的同学并学会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生存,是大学生们大学时代所有经验中感到最吃力同时又是收益最大的体验。表面看,美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实行的也是“择优录取”,但他们对于“优”的考量与我们的不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以多元化为目标的招生制度。其招生工作简直就是对来自各地、各国的各种文化、种族、宗教和经济背景的学生进行多元文化的“组装”,甚至不惜降低标准、提供奖学金来优先录取非洲裔黑人、西班牙裔南美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为此,一些大学经常被告上法庭指控录取时“歧视”白人。美国大学为追求学生群体的多元化,每年要付出极为高昂的金钱代价,因为少数民族的家庭状况往往比白人家庭差,他们中靠资助上学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学生。因此可以理解,以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为己任的美国名牌大学,怎能仅以STA成绩作为标准,挑选一批“只会考试”的书虫呢?假如学生之间相互影响对他们未来发展具有如此强有力的影响,那么,作为一所名牌大学所能够提供给学生的最好教育,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多元化的校园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济大学所追求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其用意也就不证自明了。
2、淡化专业的通识教育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学其办学思想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传统。其目的在于培养神职人员和绅士,而不是提供职业训练。至少在1950年代之前,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是不包括任何职业教育概念的。其教育的重点是追求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发展人的想象力、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合格公民。在英文里,本科教育几乎与Liberal Education同义,而大学本科教育的内容是Liberal Arts。这两个概念中文至今没有确切对应的翻译,目前常译为“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这种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与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并列,其共同特点都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训练和培养。因此美国大学教育的专业概念与实用传统较深的中国比要淡化得多。美国大学不鼓励学生过早定专业,而是要求学生用一至两年时间完成通识教育课程,比如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通识课程分为三大类,即艺术和人文、社会和文化、自然科学。可见其中两大类是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这样的课程设置要是放在中国,学生和家长们早就“抗议”了:“大学都过半了,学了那么多人文课程,怎么还不教我们专业知识?”美国教育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越来越感到重要,因为只有有了一流的脑袋与心灵,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才有产生的可能,否则大学产生的只能是一群高级工匠而不是一流的创新者。
3、教育的非功利性意识
不可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实用,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大都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学是通向就业的台阶,而不是追求自己理想的桥梁。而现代科学渊源并根植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那就是强调对自然的好奇心,对科学探索的非功利性。教育只有灌输非功利性意识才有可能培养学生对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才能培养出一流科学家。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有10个独立学院,在校本科生约6700人,几乎都集中在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哈佛大学本科的培养目标也是通识基础教育,不是专业教育。所以除文理学院外,其余9个专业学院(schools):商学院、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神学院、建筑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一般只培养研究生,不招收本科生。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借鉴美国经验,在我国停办商、法、医学院的本科。这个想法很有见地。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在那样一个商业化和消费文化诱惑非常多的社会,能够静下心来苦读“圣贤书”?而我们却为什么那么浮躁?因为文理学院并没有挣大钱的机会,但只有文理学院的最优秀的学生才能上精英的商学院、法学院进行硕士、博士课程学习,比如法学院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的商法学院像中国一样是办在本科的话,美国大学的本科文理学院及其通识教育制度恐怕多半也难以维持。因为每个家庭都会做很简单的计算,如果任何人并不需要经过本科四年教育,就可以直接选择挣大钱的职业教育如商法学院,那还会有多少美国家庭会先花四年的“冤枉钱”,供自己的子女先读文理学院,然后再去商法学院?
4、自主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培育
按照中国人的评价标准,美国的大学教授几乎都是不合格的,比如不指定固定的教材,不严格按章节讲课,甚至没有板书,讲课中特别鼓励学生提问,课堂经常被那些爱提问的学生所打断,以致一堂课断断续续,只能算作讨论课或答疑课,教师只是讲解一些重点,主要工作是学生自己阅读参考书,自己写文章,然后在课堂上自己讲解。但美国人却对这种“启发式”、“放羊式”或“开放式”教育所表现出来的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赞赏不已,这种教育实际的一种精英教育,培养学生的自律性、自觉性和创新精神,使他们的才华有焕发出来的余地和可能。而我们的“灌输式”的教育绝对是最严谨、最系统的教育,但这种教育更多的是照顾了最落后的学生,保证了大多数学生跟上进度,按部就班地成长,其代价就是扼杀了那些聪明学生旺盛的创造力和探索知识的自觉性。因此,将中国的严谨教学和美国人的开放式教学方式融合或许是目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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