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窑童奴悲剧是如何上演的 变革执法体制解救黑砖窑童工

黑窑童奴悲剧是如何上演的

    作者：耿银平

　　雇用童工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劳动监管部门和企业主依然只注重利润最大化，只要他们的利益共同体不破除，单靠童工及其家庭的独立维权，童工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

　　至少有1000名孩子被骗到山西黑窑厂做苦工，最小只有8岁，最大13岁。400多位父亲在网上联名发求救信，40余名落难孩子被解救，但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还涉嫌倒卖童工，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甚至把被解救童工补发的300元装进自己腰包。（《新华网》6月13日）

　　雇用童工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劳动监管部门和企业主依然只注重利润最大化，只要他们的利益共同体不破除，单靠童工及其家庭的独立维权，童工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颁布实施以后，企业每使用一名童工将按照每月5000元罚款的标准处罚，并吊销相关证件，有的地方还处以1万元罚款，可是，看看大多数童工肆虐的地方，类似山西的非法雇用、行政渎职和监管不力，又受到多少真正的惩罚呢？不但未受到处罚，劳动监管部门、派出所还和老板相互勾结，被解救的少年“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并且劳动监察队员“还把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法治精神成为“写在纸上的条文”，童工沦落为“童奴”，儿童权益保护法规形同虚设。

　　由此想到了香港英皇娱乐集团的“梁乐瑶事件”。只有十三岁的中英混血儿梁乐瑶，是英皇集团希望隆重推出的“秘密武器”。然而由于受到香港《雇用儿童规例指南》的限制，英皇为其每接一个工作，都要填十几份表格，等候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审批；而劳工处也不是每项工作都批准，出现不少的障碍。为避免不经意间触犯法律，英皇集团不得不暂时忍耐，将梁乐瑶的“发展大计”推迟至十五岁以后。

　　同样面对“童工”，是香港人特别坚守法律底线，宁可牺牲眼前经济利润吗？也许。但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劳动监察部门有较真的态度，“每接一个工作，都要填十几份表格，等候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的审批，而劳工处也不是每项工作都批准”。正是如此严格执行法律程序，不徇私情，使经营者绝无胆量拿所谓“经济成本”来和法制威严博弈。反观我们，谁为童工进厂审批过？恐怕连“过问”都谈不上！不要说是梁乐瑶这样“幸运”的童星，就是那些童年浸在血泪中的黑窑童工，从经营者到监管者也敢于“一路绿灯，大胆放行”！

　　如果劳动监察部门能够多一些香港劳工处对待“梁乐瑶事件”的认真严谨，少一些玩忽职守，多一些法治意识，少一些荒唐交易，这样的“童工事件”还会在现代文明社会上演吗？（2007年06月14日燕赵都市报）

变革执法体制解救黑砖窑童工

　　作者：秋风(北京学者)

　　建议在现有的地方警察机构之外，另行设立中央警察机构，它在地方部署执法力量，凡是跨省犯罪，侵害他人宪法性权利的犯罪等，均由其直接处理。

　　近年来，上千孩子被欺骗到山西黑砖窑做苦工，遭受非人待遇，其情其景，令人发指。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的家人苦苦寻找，当地派出所却设置障碍阻挠寻亲，令受害者的冤屈难以伸张。

　　出现这种结果，相关警务人员固然干系甚大，但仅仅指责个人，无济于事。要解救类似被奴役者，切实保障流动劳动者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宪法权利，应当进行执法体制变革。

　　宪法将人们享有的种种自由和权利以成文方式记录下来，并承诺利用国家力量保护这些自由和权利免受任何人的侵害，这是人们承认政府权威、并向政府支付税款的前提。基于此，政府设立了种种机构，包括警察机构，运用必要的强制力量，阻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尤其是打击那些侵害他人人身自由者。

　　但是，并不是设立了警察机构，就一定能够达成这一目标。

　　那些遭受非人待遇的上千孩子的家人，在寻找孩子过程中，求助过很多当地警察，但是，这些警察并没有认真履行职责。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些警察眼里，帮助这些孩子，是否在自己的正当职责范围内。

　　当然，法律已经规定，一个地方的警察应当无歧视地对待一切人。保护人身权利遭到践踏的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孩子，也是当地警察的法定职责。

　　但是，当地警察可能未必如此认为。原因十分简单：山西警察吃的是山西的财政饭，乡镇警察吃的是乡镇财政饭，他很自然地会把保护外地人，视为额外的负担。更不要说，当地的窑场，服务于当地经济，这些警察与当地居民也有更密切的关系。

　　可以设想到的出路是，由公安部出面协调警察办案。事实上，河南省警方已经把“山西黑窑场强迫未成年人做窑工”的犯罪行为，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其督促山西警方采取解救行动。但这种跨省联合办案方式，终究只是例外，而非通例。

　　这就意味着，大量也许不那么严重的、此省民众伤害彼省民众的案件，要得到救济会遇到不少障碍。

　　其实，类似难题在法院、检察院同样存在。前不久，就出现了河南法院法官到湖北执行案件，遭到当事人殴打、而当地警方袖手旁观的事。至于本地法院偏袒本地当事人、歧视异地当事人，就更在一些地方频繁出现。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地方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由于种种原因，必然会照顾本地人。在设计各种制度，尤其是旨在保障人们普遍地享有宪法的权利的机构时，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预为防范。

　　尤其是在财政高度分权、而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时代，防范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让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种种宪法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因此，建议在现有的地方警察机构之外，另行设立中央警察机构，它在地方部署执法力量，凡是跨省犯罪，侵害他人宪法性权利的犯罪等，均由其直接处理。如果有这样一套机构，那些令人同情的孩子们，也就可以知道该找谁，而他们找到的警察机构也不可能推卸责任。当然，该机构也可以不受地方政府、地方人情掣肘，公正地处理案件。（2007年06月14日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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