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股“国学热”。据报道，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争相开设面向企业家的“国学班”；一家网站开通了“国学博客圈”，近百名学者加盟，点击率迅速飙升；上海孟母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下刚刚宣布停办，武汉的一所现代私塾——童学馆又隆重开馆，45名四五岁的小孩身穿汉服，峨冠博带，俨然重现古时杏坛场景；苏州开办了一所“淑女学堂”，一些年轻女性穿上自制的汉服研修唐诗宋词、琴棋书画。“国学”一派热闹景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舆论一片沸沸扬扬。这种现象发人深思：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国学”呢？
“国学”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涉及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现在我们所要弘扬的“国学”，主要指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泉、精神底蕴、传统美德。虽然其中确有封建、糟粕的东西，但其基本内核是健康的、有益的。从精神层面来看，弘扬“国学”可以使人辨明人伦、懂得礼义、规范行为，从而加强国民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国人道德水准的提升，这是弘扬“国学”的要义所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学”传播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是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美德的根本和源泉所在。无源之水必干涸，无本之木必凋零。民族文化的形成，国民道德的养成，必须建立在对“国学”的传承、弘扬上，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与多元文化交流的根基，就会失去自我。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学”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国学”注重人格教育、行为教育，教导国人明礼知行，知荣明耻。因此，“国学”不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有其积极的作用和现实的意义，这也正是目前出现“国学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放眼当今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影响下，一些人道德滑坡，致使世风日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遗忘，甚至遭唾弃。君不见，不孝敬父母者有之，不尊敬长辈者有之，不遵守公共秩序者有之，不讲诚信、不守信用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置他人健康乃至生命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制售有毒大米、饼干、食油等，牟取不义之财，这种现实情形令人忧虑乃至震惊。正因为如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并将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来抓。加强国民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抓起，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弘扬“国学”，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便凸显出其现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提倡弘扬“国学”，并不是要搞什么文化“回归”、倒退复古，也不是要求国人都“一窝蜂”地钻进故纸堆里，将“国学”奉为圭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希望国人能够将“国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并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中的道德要求有机结合起来，进而转化为全社会的文明自觉。所以，我们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师古而不泥古，师古而不复古。惟其如此，才能使“国学”得以发扬光大，使其在加强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陆彩鸣/2006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 )
治“国学”，必须讲求门径。张之洞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所以他曾写《书目答问》“以告初学”。继张氏之后，“好为人师”而为“初学”开列书目的，大有人在，如康有为﹑胡适﹑梁启超﹑马一浮﹑鲁迅等，都开列过国学书目。下面我选择几个国学大家开列的书目介绍如下：
国学的“最低限度”书目包括哪些？
胡适曾开列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据他本人说，书目是“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内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裘毓麐讥评云：“余见胡适所开《国学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若谓综上所列诸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之“白话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497页）。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指出胡适的书目犯了三大毛病：“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其三，“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胡适如此夸饰，逼得我们非得来找一找他的毛病不可了”。 梁启超批评胡适，然而他自己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开列者也不下近百种，真可谓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了。大概他自己都觉得不切实际，所以“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这个书目或许勉强称得上是“真正之最低限度”了。
钱穆开列的书目：帮你了解中国文化精神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氏本人作为第一个主讲人，他有感于民族传统精神的日益沦丧，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的书目。它仅仅包括七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七部书虽然简略，而且篇幅都不大，但确实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没有开列《诗经》﹑《楚辞》这样的文学文本，也没有开列《史记》﹑《汉书》这样的史学文本，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从篇幅上来考虑，更根本的原因是，要领略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思想或哲学的著作，应直接而且集中些。
钱穆甚至没有开列号称“五经之首”的《周易》或《易经》这样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无论如何，它们不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在钱氏开列的七部书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前一个一千（多）年的文化精神，而《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则代表了后一个一千（多）年，整个书目尤其是后三部书，代表了“三教论衡”的精神。陈寅恪云：“顾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51页）。七部书中，《论语》﹑《孟子》代表了儒家，《老子》﹑《庄子》代表了道家或道教，《坛经》代表了印度佛学和中华文化结合孕育出的新品种“禅宗”，《近思录》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理学”一派，而《传习录》则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心学”一派。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且富有包容性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可以这样说，钱穆的书目，是为了想一般地了解“国学”或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所开列的书目。
黄侃开列的书目：中国文化的本源与读经的次序
黄侃开列书目时云：“《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皆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有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黄侃的这份书目，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显得很正统。但平心而论，就所谓“国学”而言，陈衍所谓“经史之外是何学”，大致是可信的。撇去一般所谓文史哲的内容不论，就自然科学来说，其史料也以保存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天文志”等之中的为多。“经史”﹑“经学”正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把它们弄清楚，所谓国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黄侃的书目注重“经史小学”，亦不废子部集部之书，乃是重视根本而立论全面的表现。
黄侃又论读经次序云：“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除了对《周易正义》的评价可能有所争议之外，立论是颇为稳妥的，而且在诸经疏里首重《毛诗正义》和《礼记正义》的立场，皮锡瑞﹑张舜徽诸人亦大致与之相同。他们都是“湛深经术”的人，其看法应是可信的，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
黄侃的书目，可谓是为真正有志于研究“国学”的人指示的门径。
曾国藩开列的书目：为立志做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曾氏云：“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原文未见，此据吴汝纶致严复书，详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414页）。
据吴汝纶云：“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也云：“《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薄，故以韩文振之。”曾氏所谓“成学”乃“成家之学”。按：“能通其一，即为成学”的看法，钱钟书有一段话颇可引来作为参证：“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管锥编》“全梁文”卷一九）。钱氏主要从文学或者说“词章”角度来立论，与曾氏的看法也有一些出入，但从他们都执简驭繁而就“一书而得为‘学’”来立论看，却颇有相通之处。“六经”外是否只有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兹暂不论，但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却是无疑的。要之，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的书目，是为立志于做“国学家”或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这三份书目，层次井然，隐然若有步骤，学完钱氏开列的书目，对“国学”可谓之“登堂”；照着曾氏开列的书目做，对“国学”可谓之“入室”；而按部就班地学习完黄氏所开列的书目，则或许可说对“国学”是在“登堂”与“入室”之间了吧。（王明华/2006年11月08日 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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