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50年择偶之变：从政治决定一切到多元之爱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

　　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还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但择偶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惯性，这个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才”与“貌”的衡量标准与表现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优秀的男人，不管年老还是年少，总是滑不溜手。

　　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

2007年10月27日，湖北宜昌举办首届全国古玩鉴赏交流大会，一收藏者展示了收藏多年的几十张不同年代的结婚证。 （来源：中新社 刘君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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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年代，爱情缺席

　　 转折年代，爱之觉醒

　　 新千年，爱的多元

　　 李银河：社会变迁影响择偶标准

　　 胡发云：择偶的实质是寻求安全感

红色年代，爱情缺席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包括择偶与婚嫁。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1950～1960

　　“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事实上，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正是在那个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贯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词同样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S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1948年到1966年，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而当时的媒人在介绍对方的时候，通常首先就会推出党员身份，以上进的政治面貌作为卖点尤其盛行。

　　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接受采访时，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

转折年代，爱之觉醒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文化大革命10年间，爱情一如在压抑中等待爆发或死去的火山。

　　终于还是在等待中爆发了。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还来不及准备迎接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当西方媒体开始用“中国巨变”来形容这30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奇迹的时候，他们尚且来不及发现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

　　择偶标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经济发展得越迅猛，社会文化冲击得越深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就变化得越彻底。

　　由于政治与体制上的逐渐松绑，社会分化随之扩大，尤其体现在经济上。于是，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条件以不同形式体现于择偶标准中，并且，在其间的比重速增。

　　1977～1987

　　至上的学历，浪漫的情愫

　　1977年，在高考之外，谈恋爱也成为了那一年的关键词。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

　　1980年4月，新《婚姻法》施行。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承认爱情应该成为婚姻的灵魂。

　　“张建国，男，××矿务局煤矿工人，27岁，预备党员，爱好文学，无烟酒嗜好。欲求心地善良，能料理家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为妻。”旧报纸已经变脆，色呈暗黄。这是一则刊载于1984年某报端的征婚启事。

　　历经几番政治运动，一度忘却自我，国人渐渐在情感意识上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择偶话题。

　　而最能触及这一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是：知识。而学历则成为新时代青年们择偶最重要的条件。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那时的学历已具象为一个人前途理想工作事业情调趣味的标志。特别是那些文学青年，他们在外表上往往是挺廓的白衬衣，蓝色的喇叭裤，以及总不离手的一卷书——这一切对于那些对生活憧憬干涸了十几年的青年来说，意味着有知识，有文化，懂生活。

　　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择偶观和爱情观。

　　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在经历10年禁锢之后，各种思潮在高校校园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那些被理想主义烧灼的大学生们原有的爱情观被来自西方的爱情观所改变。穷困潦倒，缺乏温情，是他们父辈家庭最明显的特征，这使他们对家庭产生了本能的怀疑。那时候，萨特和西蒙尼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羡慕并且崇拜萨特和西蒙尼，甚至，在他们中有人试图模拟二者的生活方式。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最终也走进了婚姻的围城，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彻底理想主义的土壤。

　　那个年代，一个叫琼瑶的人对女青年们爱情择偶观的影响是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了《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琼瑶小说在大陆最早的现身。之后，琼瑶爱情小说红遍九州。在琼瑶笔下，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甚至无往而不胜。受其影响，女青年们对爱情有了过高的评价和期望。然而，用不了多久， 一个个从琼瑶故事里走出来的女孩，在经历了一场或几场恋爱后嫁为人妇，她们终于发现被琼瑶欺骗了。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尾巴，实用主义开始左右人们的择偶选择。当时放开的经济政策，孵育出一批“万元户”，这对于当时工资以等级来标定，每月大多只有一二百元的国人来说，是一笔“大财富”。万元户的生活水平在消费相对平均的年代里显得很阔绰。于是，“万元户”这个名词又成为八十年代末期，择偶条件中的“磁石”。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1990～2000

　　婚嫁改变命运

　　到了90年代，当功利主义彻底取代理想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漂亮的姑娘在日渐包容的社会里获得了许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其中，包括婚嫁、交换甚至出卖。

　　最先开放的深圳，给了人们充分的想象空间。从那时起，港商、台商以及日本公司纷纷在深圳的投资建厂，大量的内地青年也涌入深圳。在那里，涌动的是发财的梦想和欲望。还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也梦想着能够在这个离“花花世界”最近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陈小艺主演的《打工妹》反映了打工者在都市中的生活状态，但更多的是从正面来进行表达。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坚持自己的尊严，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姑娘被金钱收买。

　　“傍大款”是商业区的择偶热门词，这与香港人称女子“钓金龟婿”有同工异曲之处。但有钱人总是少数，于是大款成为稀缺资源，许多姑娘在不能明媒正娶的情况下，也甘愿屈为“二奶”。

　　据资料统计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包二奶”的港台人士约有十万。并且当地法院频频受理此类案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曾对媒体表示﹐广东省因毗邻港澳，因此“二奶”现象最严重，往往会有香港元配结队来深圳起诉丈夫。“二奶”开始进入法律的语境，如何调整“二奶”引发的社会关系，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形势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多少。多的是梦想着住大屋、穿名牌、享受人生的女人，而大款始终是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激烈甚至惨烈的竞争在所难免，但这个时候，在大款之外，人们其实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传统演变的“香饽饽”是高层知识分子。尽管1990S年代后期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调侃，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高科技的人才，或许在不经意间就成了CEO，即使投人门下，也有高薪水作为保障，同时，因为学识修养，依旧受到姑娘们的追捧。

　　如果很幸运地，你有海外关系，那也会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择偶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开放的中国开始以各种途径走向世界，出国潮的兴起使海外的亲戚显得益发珍贵。

　　婚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改变命运的手段而被过度使用。在长相上受到上天眷顾的女孩，前途一片大好。因为，女人的相貌始终是男性的首要要求，甚至是唯一要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始没有改变过。如果天生丽质，而且温良淑德，那当然更好。但天生丽质是更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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