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爱的多元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转眼进入新世纪，这个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大量女性就业，在许多岗位上毫不逊色，甚至比男子更为出色地创造财富；教育普及、社会交往和流动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选择和再选择机会的增加；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重塑着女性，进而影响了男女的择偶观。
2008年1月7日，在上海陆家嘴绿地公园，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元旦一过，上海市各家婚庆机构便异常繁忙起来，不少新人选择于2008年初完婚。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被不少新人视为吉祥年，而选择年初结婚的新人不少还是冲着“奥运宝宝”来的。 （来源：中新社 亚鸣 摄）
进入新千年
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
新千年之后，人们对择偶标准的多元呈现表现出空前的宽容。年龄不再是界限，婚否也不再是障碍，只是在钱袋子与真感情间挣扎。
进入新世纪，花容月貌并且才华横溢的适龄女子在大都会中已比比皆是。那样的女子，通常有着比较高、比较稳定、比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她们往往更多地强调人格尊严、自由和独立，也更有可能抛却经济因素来考虑择偶条件。另一种可能同时出现，在经济条件之外，她们在择偶时对男性有更多的期待，甚至是近乎完美的期待：既要是成熟稳重的，还要是机智幽默的；既要有相近的价值观，还要有相当的人生追求；既要是务实耕耘的，还要是浪漫有情趣的；尽管没有经济上的苛刻要求，但必须是有能力的。
她们骨子里有不同程度的小资情结，张爱玲与亦舒们对这些人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她们极度理性却也极度感性。相比低于她们的女性，这些人更渴望纯粹的爱情，似乎也应该更有条件获得纯粹的爱情。
而“男高女低”的择偶趋向丝毫没有要改变的意思，她们中那些不肯屈就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被挑剩的大龄女青年而被社会称之为“剩女”。
她们也能慢慢想开，但后来者比她们想得更开。亦舒笔下的女主人公喜宝是很多人的写照：“首先想要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要很多很多的钱，如果钱也得不到就希望自己拥有健康，如此仍是快乐。”
择偶间的年龄跨度近年来日益扩大。如果说2002年24岁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嫁给当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梁锦松还给大众带来一些骚动，那么2005年28岁的广州外语学院的研究生翁帆嫁给当年82岁的杨振宁却并未引起地震，杨翁以恩爱表情十指相扣出现在各大场合。“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感想”。随机接受的采访者表示。
这真是一个最感性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最理性的时代。
“80后”
更为张扬、更为现实、更为多元
“80后”这群独生子女转眼迎来了他们的婚恋高峰期。自我，现实，个性鲜明，善于接受新事物，是对“80后”的性格概括。他们的择偶观区别于前几代人，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
网恋，在这群人中流行。QQ是他们的宝贝，在家里只要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可以通过这只小小的企鹅来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将情意洒向全世界。“80后”K歌时热唱《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毁灭心还在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将爱唱得荡气回肠。
或许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寂寞，他们对感情表现得饥渴，对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承诺同样激动不已。他们可以在认识一周后毅然领取结婚证书，但又因为一起相处觉得陌生不适应而分道扬镳，形成“闪婚”与“杯水夫妻”的现象。
这是“80后”中的自信者，他们敢爱敢恨，从不担心失败。
而且，“80后”女孩在择偶标准上对异性的身高有严格的要求：“身高必须是在1米80以上。” 在调查中，有87%的女孩及其家长表示在意男方的身高。
同时，一份针对生于“80后”单身女性婚恋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她们在择偶的问题上更加“现实”。其中89%的女孩表示很难在“房子”问题上让步。她们中的大多数要求，车子、房子、票子一个不能少，即使强调自己更看中感情的人，但男性的经济实力对她们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难怪台湾作家刘墉残酷地对儿子说，一个男人，如果你没有成就，只是哄女孩子，那是不够稳定的；女人常常会很轻易地甩你。刘墉还叮嘱他儿子要找能够帮助自己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出生于1972年的王松海，吉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自称资产过亿，曾专门组成“征婚班底”，从前期的策划，到各地的广告版面洽谈，以及对应征者的接待与记录工作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
“电话接个不停。”负责郑州地区的爱情工作室人员称许多女孩打来电话咨询，另一端负责处理电子邮件的工作人员则忙着回复1000多个应征邮件。而这仅仅是郑州地区的应征情况。按策划，为此次征婚行动投资500万的王松海还将继续在其他城市推出。“有很多是在读的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工作人员坦承 “金钱的魅力不可小视”。
“如果有钱是错，那我愿意一错再错。”在“80后”眼里：财富至上。
在经历层出不穷的“亿万富豪海选征婚启事”之后，“网恋”、“忘年恋”、“闪婚”、“闪离”、“一夜情”⋯⋯任何有关择偶或婚恋的新闻都已经很难惊世骇俗，除非立马进入一个改写历史的女权社会。
“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这一点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却与人类前途的休戚大大有关，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的社会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选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
张爱玲批判过后的大半个世纪，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
当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记者突然想到用狄更斯的那段话结尾似乎再恰当不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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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观念引发新现象
闪婚：“闪”即：快。“闪婚”的意思即男女恋爱、交往的时间很短就结婚成家。一般指那些没有充分交往、了解就草草结婚的现象。许多网友在聊天室认识，电话交往一个星期，便走入婚姻，引发闪婚现象。
试婚：也就是实验婚姻。它不是正式的婚姻，只是男女双方在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前的一次实验。在中国的儒家文化里，试婚是被谴责的，认为打破了婚姻的严肃性。但在“相爱容易，相处太难”的时代，一些人选择试婚作为正式走入婚姻前的一个过渡，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对方。
周末夫妻：夫妻不再拘泥于“住在同一屋檐下”，以工作忙碌或者距离才能产生美为理由，许多新婚夫妻选择到周末才相聚，形成周末家庭。
八分钟恋爱：即以多对男女在同一地点进行相亲，轮流相互考察，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对象。
亚婚姻：指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却没有相对应的完整的家庭生活，出现了离也不是、不离也不是的尴尬局面。亚婚姻状态的家庭，外人看似有着完整的家庭结构，但当事人却有苦难诉。
伪单身：又称“隐婚族”。指的是已办好各项结婚手续，但在公共场合却隐瞒已婚的事实，以单身身份出现。
剩女：也称“3S女人”，Single(单身)、Sen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她们往往是高学历、高收入、高个子的一群，共同特点是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选择独处的大龄女青年。
李银河：社会变迁影响择偶标准
讲究感情的婚姻，应该更幸福，更浪漫。
中国社会走出“政治高压”的状态
《小康》：建国近六十年，我们的择偶标准一直在变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什么原因呢？
李银河：这就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社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贫富差距变大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现在，我们的贫富差距拉大，反映到社会学的调查数据上，就是贫富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0.46，而从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说，0.4就是警戒线。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择偶时会将经济因素摆在很重要的位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人的收入都差不多，这时只能从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上来找区别。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家庭出身以及本人成分已经不再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已经走出政治高压的状态。
《小康》：您曾在1980年留学美国，美国青年的择偶标准是怎样的？
李银河：西方人的择偶观，感情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中国人的择偶与西方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择偶观念越来越趋同。这也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原因。现在不但经济全球化，在文化上，彼此也融合了许多。
爱情至上可能导致高离婚率
《小康》：现在择偶标准往往两极化，一方面是要求感情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追求物质基础，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我们择偶时应该将感情或经济哪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
李银河：爱情至上可能会带来较高的离婚率。因为感情是变化的，不太可能很稳定。如果一味地忠实自己的感情，那必然带来婚姻的变化。
但对于个人来说，讲究感情的婚姻，应该更幸福，更浪漫。但还是必须重申的是，拿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可能会导致以后的离婚。
追求物质基础，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坏。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过于强调物质，忽略自己的精神层面，可能会带来婚后的空虚感。
归根到底，就是要问清楚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或者说，更注重精神还是更注重物质。
《小康》：现在离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痛苦的，同时对社会也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作为社会学家，您认为我们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婚姻观，使家庭和社会相对稳定？
李银河：我不认为离婚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一个家庭的解体对两个人来说应该是痛苦的，因为分开后得重新适应生活，而且如果有小孩的话，对小孩的心理应该也有不好的影响。
同时，婚姻作为一种个人的生活选择，即使作为社会学家也不可能提倡一个模式。不过，离婚率确实在提高，从以前的2%攀升到现在的10%。
降低离婚率，就得由选择婚姻的人考虑清楚自己到底希望得到什么。一个稳定的婚姻是需要个体放弃一些感情因素的。
“非处”现象普遍，不再在择偶标准中占重要位置
《小康》：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曾经就十五年间的择偶观变化做了一个调查，您能为我们解读一下吗？
李银河：其中最大的一项变化应该是现在人在择偶时对童贞的要求已经往后靠了。最近几年，在婚前检查中发现，60%—70%的女性已是“非处”。这跟以前的择偶观反差最大。
当然，我们也要明白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在古时候，结婚的年龄一般是在十四或十五岁，而现在，我们的婚姻法提倡的是晚婚晚育，在某一时期，还要求男28岁，女25岁才可以结婚，客观上推动了婚前性行为。
胡发云：择偶的实质是寻求安全感
我认为中国社会也会慢慢清醒，认真对待爱情与婚姻。
“1950年代嫁给军人、党员是为了政治安全”
《小康》：您作为一名作家，对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在择偶标准方面，您认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什么特别？是什么原因？
胡发云：那个时候择偶的主流是政治条件。军人是最吃香的对象，其次是党员。但是，嫁给军人是非常辛苦的。夫妻一年相处只有十几天，丈夫回来时就象客人一样；两个家庭的父母需要赡养，而且还要养育孩子，这对女性来说是非常艰辛的。但为什么还要选择军人作为结婚对象呢？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安全。那个年代是政治风波不断的时期，军人的身份能保证稳定。
党员或者根正苗红的贫民在五六十年代在择偶时也具备相当的优势。那时人人都崇拜英雄、劳模。《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现在人可能理解不了，甚至觉得可笑，但那时人们对英雄、劳模的崇拜是虔诚的，发自内心的。
《小康》：这么说来，军人的妻子其实是最辛苦的，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他们往往婚姻稳定，并没有太多的离婚事件。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就不可理解。为什么呢？
胡发云：那个时候，社会的道德舆论压力比现在要大的很多，而且对军婚的保护也有专门的条例，非常严格。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接连一个的政治运动占据了人们的关注点，而不是去考虑自己的家庭是不是幸福。很多时候，维系一个家庭，表面上看是因为一种荣耀感，本质却是因为需要安全感。也就是说当初的人性还没有得到保障。
“爱情的最高准则是人性完美”
《小康》：您经过文革时期，并且也做过知青，作为亲历者您是怎么看那个年代的择偶观的？
胡发云：文革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伤害可以用“惨痛”来形容。有很多人可能从此就不懂得如何去体会爱情的纯洁与激情。(记者旁白：那您对爱情的体会呢？)我比较特殊，因为我是1968年下乡，高中毕业了，已经通过书籍了解到感情的细腻与丰富。对这一代人来说，耽误的10年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回来了。当时一切都是政治挂帅，都是国家利益，个人感情是一件让人觉得羞耻的事。
当然，在1972年之后，人们开始慢慢厌倦了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开始产生对文革神圣性的质疑，同时，在择偶上也回归世俗化，提出了“三转一响六十四条腿”等物质条件，也就是说需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生活用品，不再“唯精神化”。
《小康》：现在青年人择偶标准多元化已成趋势，作为一位长者并且对感情与责任有相当思考的作家来说，您有什么建议？
胡发云：现在的年轻人在恋爱、婚姻上享受极大的自由，他们选择大多能够得到理解与宽容，这是非常让我感叹，同时也非常羡慕的。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很多人没有发现，爱情的最高准则是追求人性的完美。
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于注重感官刺激，他们忽略了爱情本身独特的深厚性。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放纵肉欲，处于一种狂欢状态，沉溺其中。但这就跟吸毒一样，最终的结果是沦陷。有时候，我想，这个年代被打上了物质压迫的烙印，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得到后又觉得空虚，于是演变出许多怪异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精神方面的缺失。
或许正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也曾出现过“垮掉的一代”，在八十年代又回归传统的婚恋观。我认为中国社会也会慢慢清醒，认真对待爱情与婚姻。(采写/《小康》记者 蒋卫武 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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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Guest (2008-2-15 18:02:52, 评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