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热的背后

中国国学热的背后

　　“热”，或是“不热”，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也无法定性定量去精确统计“国学”眼下实质上是“热”还是“不热”。这也不是本文的关键。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这种真“热”或者假“热”的背后，又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观察记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出现，一定有其历史必然性。“国学热”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倒赞成季羡林老先生的观点。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为什么眼下会出现“国学热”？第一种解释是“周期说”。这种周期就是在全盘西化后的中国文化复兴和回归的文化循环周期。

　　正如“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一样。“国学热”是文化循环的结果，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曾经一度，中国人是只学“国学”的，西方人也崇拜中国“国学”(“国学”一词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才出现的学术名词。“国学”的出现与19世纪中叶的民族文化自救有关。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用以指讲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学问或学科。“国学”的提出有与“西学”相对抗的意味)。

　　在我们西化之前，西方也曾经“东化”过。中国“国学”在西方人眼里同样曾经被视若神明，视为宝贝。

　　事实上，我们有大量的论据证明，西方在进入现代化的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西化”风潮，同时也是一个“东化”的过程。西方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成为先发的现代化区域，没有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不用说我们的“四大发明”、南北“丝绸之路”等对西方殖民拓展和现代科技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单是思想层面，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就具有重要作用。

　　可当到了国弱民弱的时候，有些中国人敏锐地发现到“国学”中的阻碍发展的习陋的一方面，于是渴望“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救国强国的有识之士便到西学中去寻找真理了。在上个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把“国学”无情地抛弃在一边，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视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为渣滓、糟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有过一百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地再次掀起文化讨论热潮，季羡林、张岱年、庞朴等学者所持的弘扬传统文化立场，与港台钱穆、徐复观、南怀瑾及身处海外的杜维明、成中英等人正桴鼓相应。在这波被称为新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中，人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南怀瑾的话，或许可以作为这派的代表观点。南先生说：“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才终于“征服”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最后汇聚成上个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首先是在学术界，在多年饥渴式的“洋为中用”后，出现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文化思潮。这给振兴中华传统文化作好了理论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来年各地的“国学”活动，都已具有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意义，往往都伴随有相当规模的造势。譬如北大开办“国学班”的消息公布后，季羡林发表讲话，肯定其“有助于激发爱国热情”，张岱年也表示高度关注。人民大学招收“国学班”，校长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新京报》等媒体上又是发表文章，又是登载与记者的访谈录，以“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为主题的宣传攻势异常猛烈。媒体的介入，使这些“国学”实践，显得异常热闹。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等发起倡议，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并发布《甲申文化宣言》，标志着“国学”活动开始了新的阶段。当然，“甲申宣言”仍然还是以民间的方式发布，但是因该宣言由最富影响力的一批文化精英共同发布，它所表现出的社会指导性的意义就十分明显，并因而对政府和各种民间文化力量都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力。

　　然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教育、文化、出版等领域的跟进，到今天，“国学”回归渐成气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周期？这是因为，以中国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以中国立场来思考中国，以中国的角度来想象中国，以中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时的一个本质要求。

　　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死，中国只能被称为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我们的民族经过对“国学”的否定和抛弃，经过全盘西化，在现在这个世纪蓦然回首，发现许多问题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方科技所能完全解决的，西方社会正进入了“后现代化”阶段，西方人士也纷纷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解救现代文明诸多难题的资源；我们突然发现东方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系统思想才是治本的良药，因此我们又看到了中国“国学”的巨大价值了。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国文化无疑对于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意义。面对共同的问题，如环境与生态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贫穷与战争、疾病与健康……中国文化的处方，如和谐世界的理论等等，往往能使世界在相互尊重、相互依靠、平等互助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中国文化为维护当今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所作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中国传统“国学”对现代化的今天有着极其珍贵的作用，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必定复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讲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就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品，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因此，文化的周期循环性，决定了“国学热”必定会重新回归。

　　观察记者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国学热”，是浮躁时代的一种精神寻根、一种现实要求。这就是第二种解释：“需要说”。 之所以会出现“国学热”，是现实社会“古为今用”的实际需要。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人面对新旧的变迁，充满迷惘、惶惑、浮躁、挣扎。所以，于丹的出现，正是体现了一种人生心理导师的魅力。于丹的“知识分子进电视热”，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热。它契合了传统文化兴起、社会转型期心理精神寻求，以及电视节目创新这个大背景。

　　精神层面的“危机”促使人们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寻找慰藉和支持，导致了“国学热”的兴起。近百年来，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诚信危机，又比如“孝”的问题。当今中国文化真空般的现状是：物欲横流、道德水平普遍低下、一些人精神出现危机。我们这个有着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这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和民族经过对“国学”的否定和抛弃，经过全盘西化，眼下出现了自身文化相对贫瘠的文化断层和精神“缺钙”现象！我们的国民空虚的精神正需要补充中国“国学”的精髓。“国学”是中国人精神的命根子。这种需要催化了“国学热”。

　　精神层面的“危机”迫使一些人尝试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补救之策，寻找传统文化所传承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的支持，比如把《论语》中的许多话拿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比如，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第二》)；比如，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比如，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二十》)……等等，对自己的人生都很有指导意义。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都对当今的社会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家国思想、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反思精神、实践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等等，这些传统思想文化资源，都可以批判地继承，为我所用。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有望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国人目前的“国学”普及水平的严重不足甚至贫血，“补课”的需要，也呼唤着“国学热”的兴起。很多中学生能熟练地用英语读写却看不懂文言文，对牛顿、培根奉若神明，对老庄、孔子却形同路人，提到作文便搜索枯肠，甚至充斥着大量的中英夹杂语体。

　　中小学“国学”传统教育的缺失还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很多出国留学生不知道老子是谁，更不用说四书五经了—我们培养了很多掌握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博士和硕士，他们却是“黄皮白心”的“香蕉”，说起西方的头头是道，谈到老祖宗却一无所知。

　　有一个近例：祖国大陆为台湾打造的巨轮“中华和平”号下水，连战夫人到场，引了一句唐诗相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诗引得很应景，可是，上海一家媒体的报道却离了谱，这句唐诗，成了“连战夫人自己精心拟就”的“原创”，还堂皇地上了大标题。这样的失误，说明许多人的“国学”基础实在太不敢让人恭维了。

　　学好“国学”，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注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学习基本功的出发点也刚好吻合了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精神，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满足人们“利益”的需求也推动着“国学”的升温。一些做生意的人说，之所以参加“国学班”，是因为中国“国学”能使自己更懂得处世之道，“国学”也能帮助自己学到生意上的智慧。比如《论语》中的许多话，在现实生活中极为有用。特别是现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许多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许多我们疑惑的问题总能从“国学”里找到答案。另外，如《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也都能使人从中学到生意上的智慧。 -

这样的国学热可以吗

　　对于眼下这种“国学热”，许多人都提出了一些疑虑和担忧。

　　人们最担心的是商业化、肤浅化的操作会使“国学”变味。专家学者指出，目前“国学热”里透着过度娱乐化、商业化的倾向，“国学”有被庸俗化的危险。

　　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种商业力量把“国学”活动炒作得变了味：专业精神、责任意识淡了，操作、策划等手段充分得到运用，市场价值、名利意识更是走上了前台，成为目标。所以，“国学”炒作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活动，而不属于“国学”活动。深厚、高端、遥远、神秘的“国学”与传统文化名著，竟然如同清宫故事一样可以“戏说”、“大话”，一样具有娱乐性、搞笑感。

　　普遍引起非议的有：“十位国学大师”的评选；复旦清华先后在上海开办面向企业家的“国学班”，争抢CEO生源。其中，清华“国学班”学费为2.6万，复旦“国学班”学费为每年3.8万元。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还开辟“卓越女性课程”，声称将用“国学”精粹帮助成功女性塑造东方女性的人格魅力。尽管22800元的学费不菲，但管理学院介绍说，目前已有四五十人报名……这类专门面向企业家的“国学班”，收费昂贵，远离百姓，远离了大众教育，变成了一种玩票式“国学”。

　　每月交10元学费，每天来上一段“子曰诗云”、文白对照的“国学”手机短信；近百位学者组成的“国学博客圈”更让“国学”披上了最时髦的“博客”外衣。看几条短信、上几个博客、听几次讲课，难道就能化一身铜臭为谦谦君子之风？将传统文化强行用经济利益嫁接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拉郎配”只能使文化贩子从中牟利。真正的“国学”，能让人终身受益，但绝不只是和赚钱连在一起。这些一味谋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和做法，与我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

　　“国学”毕竟是“学”，还是一门需要潜心研究的学问，真正的学术繁荣靠的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而不是哗众取宠似的虚火旺盛。

　　讲求形式的肤浅复古也是颇遭非议的。比如武汉一所标称“现代私塾”的童学馆开馆时让45名4至6岁的幼童穿戴仿古衣冠，在“先生”引领下向孔子像行叩拜礼。有人便评论说，好像在演戏。“国学”是大众化还是娱乐化？这些所谓弘扬“国学”的做法其实是在作秀，大都不合时宜，根本没有抓住“国学”的要义。

　　有学者表示，“国学”并不是“万金油”，不能随便乱贴乱用。文化和精神的复兴不是简单地照搬教条，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如果刻意模仿旧时代的某些形式，却忽视了对现代生活的融会贯通，效果往往有限，甚至会有流于“形象工程”或“市场炒作”的嫌疑。

　　凡此种种，都会使“国学”教育背离初衷，成为“伪国学”。

　　其次，人们担心现在的“国学热”会误导一些现代人。

　　我们今天所提文明复兴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倒退复古或者盲目排外都不可能真正地弘扬“国学”。许多专家认为，“国学热”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误导现代人。决不能以“国学热”为幌子，抵制和排斥西方思想文化。

　　目前“国学热”中有一种复古倾向，值得警惕。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如何与时俱进关系着“国学”的未来。“如果传统国学和现代文化的创造结合得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为在全球创办百所孔子学院而感到自豪，又要鼓励国人学习外语，要求学生除母语外，外语也能达到一定水平。当今欧美各国都在加强母语之外的第二甚至第三语言的学习，为多元文化的沟通和共处做准备。如今的年轻人，既要重视外语，又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失去与多元文化交流的根基。

　　曾主编过《现代与传统丛书》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认为，现在将农业经济时代的蒙学教材，例如《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这些古代蒙学教材中所推崇的理念不利于孩子独立个性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强迫孩子读经，死记硬背，也是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叶君远教授认为，在重视“国学”教育的同时，也要防止走极端。比如少年儿童读经，应当有所选择，把四书五经统统背下来，并不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甚至违背认知发展规律，因此不宜提倡。

　　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国学”，掌握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以提高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但如果寄希望于“国学”担当更多的“救世”责任，希望通过复兴“国学”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则是不现实的。其中，以“国学”来取代现代教育的想法及尝试，尤其值得警惕。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决定了我们的教育体制必须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教育模式，完全浸润于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之中的人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

　　另外是有关“国学”这个概念的误读。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种“国学热”显得过于狭隘，这主要表现在人们把“国学”局限于某一个层面，而忽略了“国学”更深层次的内涵。

　　事实上，不少人头脑中所理解的“国学”，大体仅是四书五经、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以及民风民俗等相关知识。这是不全面的。而不少“国学班”的内容是讲几门课程，涉及一些皮毛，就称这是“国学”，误导人们以为“国学”原来就是这些简单肤浅的东西。

　　再比如“国学大师”的评选，也会误导人，产生对“国学”一词的误解。网友投票的结果，显然是谁名气大谁入选。让“国学大师”的帽子满天飞。事实上评选结果一出来，立刻有网友对鲁迅、蔡元培和郭沫若的入选表示了质疑，鲁迅是文学大师，但他是“国学大师”吗？蔡元培是教育家，可如何称“国学大师”？更多的网友则对郭沫若的人品及学问大加质疑。还有网民指出，辜鸿鸣和康有为没有入选是一种遗漏。

　　人们对眼下这种“国学热”还有一个担忧，那就是对于“国学”内容本身的误读。

　　曾以《哲学与人生》风靡内地的台湾学者傅佩荣，他的关于《老子》、《论语》、《庄子》、《孟子》、《易经》的“解读系列”也正式推出了内地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了许多对“国学”本身的误读之处。

　　他说：“现在许多人读古代经典，还在文字上打转。很多人记背《论语》、《孟子》等，仅仅因为接受它是一种权威，但对古人何出此言，则不清楚。”

　　“这么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还容易造成误读。单单《论语》，被当下忽略的、不求甚解的、比较普遍的误会，大约就有十几处。尤其是自宋朝朱熹注解之后，有很多明显的错误……”

　　他举例说《论语》有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中“时习”二字通常被解读为“经常复习”，但在他看来，正确解读应为“适时实践”。还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寡”、“贫”二字互调，更符合逻辑。很多人把孔子当作一个“教主”，觉得他说的一定对，但又不求甚解。譬如把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理解为“此一时，彼一时”，没有原则。这导致很多人质疑，这样不是会变成“滑头主义”吗？但事实上，孔子最讨厌的就是没有原则，他只是想表达，做任何事，绝不止自己一套规矩，不是非要怎么样，也不是非不要怎么样，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入一个框框，生命是经常变化着的……

　　最后，最大的担忧是怕“国学”中的一些糟粕会无形中毒害现代人。

　　有人认为，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头到传统中寻求动力、寻找资源。但是，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光靠“国学”又是乏力的。何况，“国学”中还有不少是应该扬弃的糟粕呢。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评〈甲申文化宣言〉》文中根据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和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的观点，认为由于以儒学“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早已转化为社会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它已不可救疗，完全失去了构建社会制度的价值。

　　已经作为象征性的儒家文化，当今硬要人为地恢复其规范性文化的属性，赋于它政治内容，这就有些不妥了。面对世界性文化比较，比起那些高级、先进的文化，儒家文化就显得简陋、贫瘠、局限和落伍了。因此专家提醒，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当今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半部《论语》”能够治得了“天下”吗？

　　儒家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反民主和科学的，同现代中国的基本需要极不相合。比如，儒家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圣人崇拜、清官崇拜、替天行道等基本思想都是反民主的。尽管历代儒家标榜自己限止君权，反对暴政，但上述那些理念却又是专制主义思想基础，培植的是百姓的奴隶人格而非自由人格。也许有人说，孟子不是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把“民”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吗？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这个命题与德治、替天行道等思想一脉相承，是士大夫以“为民请命”的姿态，来获取比君王更高的道德上的优越性之尝试而已。

　　所谓儒家倡导的“德治”，也只是一个空洞的道德概念。在传统中国，皇帝一向被称为“天子”，是“天”与“人”的媒介，同时也是天地与人间秩序的中心枢纽。在儒家士大夫看来，不符合“天道”的“天子”对人间来说也是“无道”和“失德”的，就会使天下出现不安宁的局面，那么自然界的运行也会出现脱轨现象，水旱灾害、蝗灾、地震、瘟疫就会相继发生了，这时士大夫就以“道统”代表者面貌出现，向“天子”发动攻击，规劝“天子”行德治。殊不知，君权往往是由打天下集团的枪杆子里衍生出来的，更偏好法家的刑政，对士大夫的“德化”规劝只是敷衍。

　　还有，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事之道”、“修身之道”，在当今多半也是不适用的。因为儒家讲的那些道理太“刻意”了，刻意斗私、刻意为公、刻意为人……

　　还有一些需要摒弃的成分，比如，忠君思想、“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对女子要求“三从四德”的意识等等，都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

　　有专家说，儒家思想的种种特性，决定了这两千年来中国的命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种种的内耗争执、中国社会朝代的恶性循环、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不前，都可以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找到原因。

　　的确，墨家的兼爱、非攻、舍生取义思想，法家的以法治理思想、道家的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等等，对于今天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无论如何，“新国学”的价值观，应该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合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基础价值观。文化需要现代化，否则经济、社会、政治等发展就会中途停顿，民富国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泱泱中华文明孕育了几千年的国学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振兴,也有衰落，但总体而言是精华远大于糟粕。因而，观察记者认为，在中华民族文化受到了“西化”的严峻挑战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弘扬传统文化，重振“国学”中的精华。“国学”精华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传承者坚强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明辨是非，严于律己，乐观地面向未来。让“国学”精华深入人心，从而全面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使更多的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发展观，其功德与意义将不可估量。 -

中国国学热热了吗

　　最近不断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中国的“国学热”真“热”，“已经火得不得了喽！”

　　我问：何以见得？

　　朋友兴致勃勃，有根有据地一一道来—

　　首先是“学术超男”易中天红遍大江南北，他的大作《品三国》大卖，甚至原来写的一些书也“同搭直升飞机”高升了；

　　接着是“学术超女”于丹迷死男女老少，她的心得《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窜红，“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还送于丹书”；

　　由国学网、人大国学院、百度等联合举办的“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网民投票评选也炒得沸沸扬扬。光荣当选的有：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郭沫若、冯友兰和和钱钟书。据统计，共有120万网民参与了这个投票，主办方为此还设置了很多诱人的奖品。主办方举办这样的评选目的何在？不得而知。只听他们声称，通过这次评选可以让大家更关心“国学”，也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国学”究竟有多“热”；

　　全国许多“总裁班”，原来都以开“西学”为荣，比如西方管理学、西方营销理论、西方人力资源课的设置等等，而现在纷纷以增设“国学”课为时尚了，都争相力邀“学术超男超女”来露脸捧场；

　　不少院校原来以设立博士点之类为院校实力的一个标志，而眼下呢，则以是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院”等作为院校是否有实力的一项标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等院校都不约而同地悬起了“国学班”的旗帜。在就业困难的今天，一些网络、文化公司对“国学”毕业生“很感兴趣”的消息频传，也无疑为“国学院”的开办注射了一针“强心针”；

　　让几岁孩童开始读经，“国学”从娃娃抓起，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多个城市的多家幼儿园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论语》等经典原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成都市青少年宫“国学班”近百名四五岁的小娃娃能一字不差地背出这些古文，至于什么《三字经》、《笠翁对韵》、《弟子规》，全都不在话下，这让众多“国学”专家赞不绝口。而在北京，一脸稚气的孩子们穿着古香古色的唐装，在石碑林立、古树参天的孔庙里上着“国学”启蒙课。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也举办了“少年国学班”。武汉开设童学馆，孩子们着汉服，诵国韵，背“千字文”。兰州晨报联合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向广大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及中小学生共同发出“打好国学基本功底，推进未成年人教育”的倡议。广州市教育局将推广中小学生“读经”的做法，广州市人大代表呼吁在幼儿园、中小学推进“中华古诗文、经典文化诵读”工程；

　　增设“国学”课程的热潮此起彼伏。普通百姓对佛教日趋热衷、知识阶层对禅宗日益渴求、商界对兵法兵学的兴趣有增无减、各阶各层对风水学及命理学的关注兴趣与日俱增……等等，都给了一个开“国学班”、“国学课”的理由；

　　甚至，连现在的许多老外都以能懂一些中国“国学”为荣幸了。全球联合祭孔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外国人评说中国文化……“国学”活动遍及世界。

　　据介绍，韩国有100多所大学设有中国学或者中国语系，有40多所大专院校设有汉语课程，各类在校生学汉语的总计16万多人。不但是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的韩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也掀起一波波的中文热。据悉，全球大约100多个国家在各级各类的教学机构内教授中文课程，约有2500万至3000万名外国人学习汉语。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外国人也急剧增加，2004年达到8万人。目前在国外使用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近一亿……

　　等等，等等……

　　看来“国学”的确有些“热”！

　　“热”不“热”，媒体的关注度往往是检测的最好的温度计。君不见，所有大小媒体一窝蜂地“言必谈国学”—要么宣写有关“国学”细枝末节的争议，要么大谈“国学”文化普及的重要，或者说“国学”学术要走向大众，或者摆学者之间的对错是非，说来争去，最后无不提升到“国学”、传统文化的高度。“国学”的“火”在眼前晃来晃去，不经意中映红了一些国人的脸，也无意中照亮了一个时代的国人的“黑夜所给的黑眼睛”！

　　观察记者经常看到，在许多书店里，《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书总是摆在最醒目最显要的位置，不少人手捧一本在那里如饥似渴地低头阅读，大有“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的“相见恨晚”感。书架上“国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和“国学”普及类读物占相当比例。如“国学启蒙经典”丛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笠翁对韵·幼学琼林》等，如《万历十五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等，还有《中国式管理》、《儒家管理哲学新论》、《老子管理学》、《读禅悟管理》等等，不一而足。

　　观察记者也时时听到，很多聚会场所，大家的热门话题多是某夜又通过央视“百家讲坛”目睹于丹如何讲《论语》的。“这个女子真厉害，很有口才，无论什么总能很快地概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把本来生涩难懂的理论讲得那么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而且能够引用那么多生活故事作为诠释的例子，给人启迪！绝了！”“她把《论语》品出了自己的味道，她所获得的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抓人！”

　　观察记者不断地观察到，有关“国学”学术名人的动态轶事无日不有。

　　同样，观察记者也注意到，有关“国学”的争论辩驳无处不在……

　　这就是“国学热”吗？

　　在“中国国学已经大热”这种声音里，却也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夹杂于其间：“中国现在根本称不上‘国学已经大热’！中国国学并没有真正热，离国学热差得太远！”

　　支撑这种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是认为，现在大家所涉及到的“国学”的面不够广，仅仅是“国学”巨大冰山的小小一角而已。中国“国学”包含了多少内容？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光从《国学宝典》的经、史、子、集分类的目录结构这一项来看，就可以了解到“国学”究竟包含了多少内容！

　　而《论语》、《庄子》只是其中两本书而已，《三国》也不过是“国学”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已，唐诗宋词也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怎么能因为大家对这几个方面的好奇和了解，就说“中国已经是国学热了”呢？

　　“国学”这个名词很流行，但很多人对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并不清楚。“国学不光包括四书五经，还包括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有专家说。

　　什么是“国学”？目前论界对此大约有三类说法：一是“大文化说”，认为“中华文化即国学”，文化即文明，它无所不包，举凡人类一切物质、精神之创造全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例如风俗习惯之类，极其庞杂，故“文化说”，大了；二是“经史子集”说，杂了；三是“三教九家(其实只剩八家)”说，又小了。

　　因此，有人独创一家之议：建议以“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技”来涵盖“国学”要点。“道”是智慧，主要是儒释道三教；“学”主要是“史”和“子”，也包含一些带有“术”的色彩的学说，例如兵学、医学、风水学；“艺”是艺术，孔子提出六艺，那是古代学人必修的，此之外，更多的，是中国人生活中与“美”有关的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例如国画、中国书法、中国舞蹈、戏剧、戏曲、中国功夫等等；“技”是技术、技巧，它与艺的分别，在于其工艺性，古代不重视科技，认为是“奇技淫巧”，但其实都是中国的好东西，例如近一两年国家开始审批种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手工艺类的，如石雕石刻、玉雕玉刻、木雕木刻、抽纱绣花、纺织编织、陶艺瓷艺、木作油漆、文房四宝、传统印刷技术、版画剪纸等等，都是很专业性的学问。

　　由此牵涉到“国学大师”这个称号的争论，也说明“国学大师”寥若星辰，谈不上“国学大热”。

　　根据“国学”所涉及的内容，许多人认为鲁迅只称得上是一个文学艺术家，还称不上是“国学大师”。中文圈子的明星学者、台湾政坛的“老顽童”李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要说余秋雨先生，就连季羡林老先生都算不上“国学大师”！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葛剑雄先生曾经在《新京报》发表评论《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说，不是说季先生不懂国学，而是一个人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总会有所侧重，季先生学的是梵文，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印度，主要学术成果是印度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因此不应称为“国学大师”。葛剑雄强调，必须首先弄清楚“国学”的定义，“不搞清楚这个，怎么能随便叫‘国学大师’呢？”

　　前鲁迅文学院院长何镇邦先生认为：“言‘大师’，起码得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我看来，近代也就陈寅恪、王国维等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

　　何镇邦先生说：“人们给国学界封了十几个大师，大多数都可以当作笑话看。季羡林先生学识渊博，人品也好，散文也好，但无论怎样，他是研究梵文的专家，梵文是古印度的文字；张中行辞世时，有人称他是‘国学大师’，其实他的建树是在散文上；鲁迅是文学上的大家，也有人封他为‘国学大师’；红学家周汝昌也被叫做‘国学大师’。中国人应该懂国学，但把它变成‘一种浮躁的炒作’和‘时髦’则要不得。”

　　其次是按照中国人数比例来说，涉及“国学”的人并不多，因此也谈不上“中国国学已经大热”了。

　　一些人对记者这样表达他们对“国学”的关注：“平时关注得不多，我不了解国学具体所包含的内容和范围……”“我对国学概念认识比较模糊，身边的同学对国学普遍没什么了解，只有学这个专业的比较感兴趣。”“我对国学有排斥心理，觉得它和我们的生活离得比较远，不是很实用。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都比较功利，像计算机技能这些马上能用的就很多人学，可是花时间学习国学，顶多是陶冶情操，太奢侈了！”……

　　综观泱泱大国公民之众，有几个人是真正潜心研究“国学”的呢？大家又获取了多少“国学”精髓呢？怎么能说“中国国学已经大热”了呢？

　　最后是眼下所演讲的有关内容还不够严谨到位，争议尚多，并没有真正把“国学”研究透，因此，也不能说“中国国学已经大热”了。有人认为，就易中天“品三国”以及于丹讲《论语》来说，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人倾倒，倒不如说是其心灵鸡汤式讲解的魅力，令众人痴狂。因为电视受众面广、追求收视率、通俗化解读的特点，决定了专家一进电视，就不再只是专家，且必须是迎合大众的，使传统文化的传播大打折扣。这种娱乐化的明星演义，使得电视观众不会认真去读《三国》、《论语》的注释版本，不会去对照了解。这种学习“国学”的方式很容易会丧失掉“国学”内在的营养，而把学习沦为一场利益各方合谋的表演。

　　人们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说，它更需要的是潜下心来工作，需要增强课堂教育，加强典籍出版，举行各种推广古典文化活动，培养人们的读书习惯，并从调整内心和谐来修身，把研读“国学”变为由内而外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真正的“国学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