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人类大约于一万年前进入了“文明”时期。分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开始种植和饲养牲畜这两项生产活动；此后，有的社群也开始了文字刻记与数学计算等心智活动。这些活动是世界上各地区不同文明的共同点。
法国历史学家布劳代尔（F.Braudel）认为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发展影响至深，因此任何一个文明都可以在地图上标显出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区分，主要即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因为地理及人文环境不会迅速改变，所以一个文明的发展具有长期性（longue durée）；用短期的研究视角无法看清文明发展的脉络。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对历史上各个文明的兴衰作了比较，认为决定一种文明（或一个社会）如何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它如何回应外在环境（包括自然的与人为的）的挑战。
布劳代尔与汤因比都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有交流及互相借鉴，但每个文明又都有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倾向。文明之间交通的方便程度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深度与速度———中国的造纸术于公元8世纪中叶就已经传至中亚，经过巴格达、开罗等地传至西班牙，到13世纪法国才有造纸厂。
二、张骞通西域
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形成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为受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而与其他古代文明相对隔绝，因此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如汉字）。
最早有记载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流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张骞“凿空”。这是汉帝国为了回应北方草原民族（匈奴）的挑战而有意识地进行的对外交往。从此以后，中国与中亚、南亚文明有了正式的接触。汉武帝始料未及的是佛教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艺术形式从而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艺术生活，也影响了整个东亚文明的发展。
在欧亚大陆上除了东西向的交流持续不断之外，公元二至六世纪间，南北向的接触也十分频仍，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游牧民族一再向欧洲、西亚、中亚以及东亚的农耕社会地区扩张和渗透。
在欧洲，罗马帝国建立的城市文明及社会秩序一度全被摧毁。在西亚及中亚，波斯文明抵御住了突厥部族的压力，并引导他们从事农耕与贸易。在东亚，汉民族由于文明程度高而且人口众多，所以成功地吸收并同化了几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草原入侵者，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
公元七世纪的中华文明，一方面加入了中亚与南亚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又是与草原各民族相融合的结果。中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科技、文学、艺术、哲学领域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创造力，并在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许多创新。诗词、书法、绘画的新活力；科举制度与“飞钱”的创设；以及印刷术的发明都是众所熟知的例子。
三、欧洲称霸世界
公元8世纪至13世纪之间，横亘于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伊斯兰地域为两者之间提供了陆上信道。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也为了贸易从海路来到中国。整体来说，穆斯林商人是中世纪东亚与欧洲间的文化中介。13世纪蒙古人入侵西亚和东欧，中华文明更广泛地为欧洲人所知悉，欧亚大陆两端的交流也更为频繁。
欧洲经过近千年的“黑暗时代”，缓慢地建立了一个与罗马帝国全然不同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部分由于受到了蒙古人与伊斯兰力量（特别是奥斯曼人）的挑战，部分更是由于多世纪以来从伊斯兰世界（特别是西班牙）吸收了许多养分，西欧于公元14至16世纪在不同地区分别出现了文艺复兴、新航线的发现（与海外领土的征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及宗教改革。这些就是欧洲勃兴的征兆。17世纪中叶，即牛顿的时代，西欧已具有了许多学者所说的“现代性” （Modernity），于19世纪进而主宰了全世界。
19世纪欧洲文明之所以称霸全球主要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结果。各个受到欧洲工业文明冲击的古老文明也都逐渐自愿地仿效工业文明的生产技术以及与此相应的一部分制度，如近代学校的设立与新式军队的编制等。
北非、西亚、中亚的穆斯林社会虽然都对欧洲的强势文明做出一定的模仿，但同时又以坚定对伊斯兰的信仰为基本反应。这固然是不愿沦为异己者的自我保护心理，然而如果想要动员全社会作出“现代化”的努力，伊斯兰的文化传统也确实是这些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力量泉源。
南亚及东南亚逐渐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19世纪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人，不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或是佛教徒，都接受了欧洲人的科学、技术与许多社会组织。但各民族及各宗教信仰者仍抱持一种文化自觉，希望能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质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这些尝试，一如在伊斯兰心脏地区所出现过的努力，都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事实上，工业化在这些地区至今尚未完全实现。
东亚由于最迟受到欧洲力量的冲击，故而有较长的时间观察与评价西方的文明。尽管中、日、韩三国的具体情况很不相同，但到了20世纪初期，东亚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工业文明，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欧洲人所创造的社会制度（如议会与法院）以及相当一部分风俗习惯（如服装及社交礼仪）。但是东亚文明的坚韧性与既有价值观的生命力也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东亚各国普通百姓对基督教的接受率仍然较低；第二，在政治程序方面，东亚各国（包括最早实行议会民主的日本）的精英仍然倾向谋求上层内部的共识而不喜欢公开争辩。
如果对西亚的伊斯兰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与东亚的佛教加儒家文明做一个比较，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基督教历史渊源最深、距欧洲最近、而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接触时间最长的伊斯兰社会对西方文明的抗拒最强；与基督教毫无历史渊源、距西欧最近、而与欧洲交往时间最短的东亚社会却似乎最能接受西方文明。
四、东亚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东亚各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均已达到一定的工业化水平，产品质量高、数量大，而且成本较欧美低廉。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一称号目前又转到了中国大陆。其实将这个称号用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应该也是十分贴切的。目前，需要先进技术的电子元件、微型电脑及通讯器材（如手机）均以东亚为主要产地。传统的大型交通工具如轮船、汽车等的制造也逐渐由日本、韩国及中国走向领先。当今世界上十大集装箱货运港之中，前六名分别是香港、新加坡、上海、深圳、釜山和高雄。这些数据说明，东亚文明对欧洲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挑战确已作出较其他各文明更为有效的回应。
50年前汤因比曾预言，由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持续不断的技术传播（diffusionoftechnology），东亚文明将会于21世纪成为生产力最强、科技及文化最先进的区域。虽然已有不少迹象似乎印证了汤因比的预言，但是由于“知识经济”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活动的分工，东亚各国仍需回应更为严峻的挑战，才能真正领“全球化”时代之风骚。
五、创新为动力的经济
迄今为止，东亚文明（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最明显的成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然而，这与7至11世纪的中华文明有所不同。20世纪的东亚（包括最早工业化的日本）除了表现出经济活力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科技发明，在社会及经济制度方面也没有重要的创新。半个世纪以来，东亚社会的经济扩张主要是建立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劳工的勤恳工作之上；当然民间的储蓄与适当的政府行为也很重要（比如建设并维持良好的基础设施）。
有些学者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期一般以投资为基础；政府政策、资金供应以及劳动者的素质均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东亚文明的价值观恰好有利于培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劳动者。但在“全球化”经济分工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更高层次则是以发明创新为动力；更大的利润也将来自创意。在这一阶段，能够鼓励创意并培养出大量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社会（文明）将会占有优势。但这一优势所要求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培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劳动者的要求是极为不同的。
没有以发明创新为主导力量，50年来东亚社会所取得的“世界工厂”的称号主要是以投资为基础，还达不到汤因比在半世纪前所作的乐观的预言，真正跃至世界最前列。除非具有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社会文化氛围，包括信息的自由流通，要达到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将会非常困难。因此，拥有创新人才及能够推动创新的社会将成为“全球化”分工下的“司令部”；能使用当今国际通用的英语处理工商业信息并提供优质而廉价服务的地区（国家）将成为“世界写字楼”。而已经证明能高效生产各类产品的东亚各国很可能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
六、东亚文明的新挑战
文明和个人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它既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改造，但又具有很强的惯性，并不容易改造。
东亚各国近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一向强调服从长辈、服从上级、服从集体。家长要孩子“乖”，老师要学生“听话”，政府不喜欢“刁民”。
创新与服从是截然相异的两种心理状态。创新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动机与长期养成的特有素质。一个社会要想同时提倡服从与创意这两个不同的特质，将会是对自己文化的极大的挑战。文化上属于东亚文明一部分的新加坡近年来就遭遇到这样一种困难情况：它以政府的权威全力鼓励人民具有创意。虽然这项尝试的结果尚不明显，一种可能是将来人民虽然听政府的话希望具有创意却仍然缺乏创意；另一种可能则是人民有了创意却开始不再听政府的话。
如前所述，一个文明的特征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东亚文明一向注重社会秩序；在教育方面，至今对青少年仍以灌输和背诵为主。这些是长远以来所形成的文明范式，并非短期内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彻底改变。东亚各国要想在近期内发挥更多创新能力，在全球新经济秩序中进入“司令部”，并逐渐摘下自己头上“世界工厂”这顶既耗损资源又破坏环境的桂冠，还需要建设与之适应的社会文化，并为之付出长期的努力。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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