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之后再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眼见得发也白了、牙也缺了，就是不见金灿灿的诺贝尔奖姗姗来迟。眼见“实在对诺贝尔奖没有期待”的美国九旬老头儿捧回奖章，我们心头怎能不五味翻涌？

        没有期待，诺贝尔奖偏偏意外降临；望眼欲穿，却始终与诺贝尔奖天人相隔。这看起来似乎偶然的一个现象，其实正好揭示了我们的思维盲区，正好提醒我们思考一个过去很少注意的问题：在天成和矫取之间，到底应做怎样的选择？

        诺贝尔奖从来成色不减，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到此失灵。为什么？因为诺奖只是对自由探索精神的一个荣誉认可，真正的精神成就只能是精神对自己的肯认，也就是精神通过自由自主的活动创造出一个科技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世界奉献给人本身。诺贝尔奖的诸奖项就覆盖了人类的这三个领域。因此，谁主动争取来诺奖并不意味着什么，主动颁发诺奖给谁才意味着什么。前者是矫取，后者乃天成。

        矫取者，可以定计划、下指标、给任务、作指示，举国以克之。这适用于捞一把就走的机会主义，却断断乎对不上诺奖的胃口，更是对自由创造精神的扼杀。只可惜如今的中国学术文化圈子，已经走上这条不归路。例如，北大热心于修筑五星级酒店，它的教学楼却出了名的破烂不堪，可想而知，呆在那里的学生们会构思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所以，陈平原先生日前警告中国大学急速官僚化的颓势。学术GDP固然是蒸蒸日上，精神自主却岌岌乎殆哉。人们被驱赶着、禁锢着，匍匐在各色权威脚下，内心为偶像所蛊惑，无法轻装上阵。如此这般，怎么还会有人倔强地坚持精神探索呢？温家宝总理去年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清醒地发出锥心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语刺破虚假繁荣包裹着的脓疮。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奖的问题，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自由的问题。谁都明白，大师只是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所有大师都善于学习，但都不善于学习循规蹈矩，因为他们个个性格独特，不可复制。在矫取者眼里，他们只是一段段扭曲的人性之材，必欲去之而后快。任何创造都勉强不来，只能靠精神自然生长而成。因此大师不可能被计划出来，诺奖也不可能被计划出来。也就是说，得诺贝尔奖是个自然天成的事。

        天成者，不可以定计划、不可以下指标、不可以给任务、不可以作指示，更不可以举国以克之。所有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都得bye－bye。而这主要关乎培养和遴选人才的机制。如果机制僵硬得不容忍任何个性十足的个人，那么它必定淘汰优秀、提举平庸，甚至高捧顽劣。难道能拿这种人去竞争诺贝尔奖吗？如果机制容忍异彩纷呈的个性，必定会选出能撷取知识英华的大师。前者意味着对人的不尊重，因为它出于自己某些特定的偏好，拒不遵循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普适原则。后者意味着对人的尊重，因为它公平正义，以平等对待一切人为圭臬。这无疑就是我们久久渴盼的文明。

        频频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自然流露。获奖是无为而为、无心之得。所以拥有高度文明的美国人成了诺奖竞赛的大赢家。据说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在创新这件事上，是不是无奖也胜有奖？

        北冥有鱼，化而为鹏，扶摇直上，徙于南冥，一日万里，须得飙风相送。庄子的寓言无非是说，毋以机心对待世事方可成就宏图大业。若我们能多些制度性宽容和超越精神，便是为身边沉默着的天才们鼓风造势。终有一天，他们会御风而行直达天穹。那一刻，远比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闪动的镁光灯更绚烂美好。（杨震）

应试教育出不了诺贝尔奖
2007年06月15日人民日报

    高考刚刚结束，又有一大批学生即将踏进大学殿堂。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说不定这批人中，将来就有人能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科技成就呢？

    据统计，２０世纪的１００年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１５９人次，近２／３的杰出人才的成就高潮发生在３０岁以前。这就是说，明日的杰出科学人才非常可能产生在今日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中，非常可能产生于这批即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

    可是诺贝尔奖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中，为何在中华大地却没有出现过一次？撇开一些偶然与机遇因素外，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目前依旧顽固的“应试教育”和“应赛教育”往往导致一个后果：即使有一些不错的“科学苗子”，也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慢慢变成一个个角逐分数的考生。即使进入大学，读硕士，读博士，成为很有潜力的科技工作者，但平均年龄也比人家大了好几岁，错过了杰出科研人才“成就高潮”年龄段，２０多岁就能做出重要的科技成果又从何谈起呢？

    其次，凡科研有大成就者，研究探索的动机往往都很单纯。但是在我国，时时会有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加入。别的不说，就如ＳＣＩ高潮时，本来是宏观统计的参考，却变成了人人“论文挂帅”的驱动力——读大学时忙着到处发论文，成为科研人员后，一些人丢失了对科学的忠诚和信念，有人甚至把一篇文章掰成几瓣来发表，这种文章当然与诺贝尔奖无缘！类似的非学术因素还有很多。

    事实上，我国目前对三四十岁的年轻科技人才给予的支持是得力的，从人员素质、课题水平，到支持强度、项目数量，较一些发达国家都并不逊色。可是为什么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重大科学成就上仍然落后？我感觉，可能主要归咎于这种学术机遇与学术环境上的差距。

    人们常常问，“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其实，在我看来，与其关注这个问题，不如抓紧时间调整我们的教育和学术环境，选好参照系，找到努力的方向。

    （王绶绾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  本报记者吕绍刚、苗苗采访整理 人物素描为马国英绘）

什么阻碍了迈向诺奖的步伐
2007年08月09日人民日报

    诺贝尔奖创立一百多年，为什么一直与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无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思考。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哪些原因阻碍了我们迈向诺贝尔奖的步伐？

    首先是应试教育，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伴随的是接连不断的各种各样的考试。杨振宁曾率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讲学，当有人问到他们当中有没有 “高考状元”时，杨振宁笑说： “按照中国的高考标准，我们都是差生，在中学里，都排在十名以后。”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许多研究生总是希望从老师的课堂上得到对于一个问题的最终答案，而科学的前沿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之中，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看来，考试并不重要，学生也不要只满意一个解决方案；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科学直觉的习惯，用不同方式看待问题。

    其次，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中学阶段过早的文理分科以及高等教育中过细的专业划分导致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合理，文理分科就像一堵墙一样横在学生之间，使得许多学生画地为牢。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狭窄的知识面与专业领域势必会影响到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这种状况只会产生工匠式的研究者，很难产生大师级的人物。笔者一直从事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该领域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都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早年曾学习物理和化学，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博厄斯曾经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可以使研究者具有更广的视野，更容易产生创造性的思想。

    缺乏培养科学精神的社会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研究需要具有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需要研究者具有对科学的热情和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毅力。中国曾经有过一代怀有“科学救国”抱负的知识分子，并造就了一批像华罗庚、钱三强、李四光等著名的科学家，曾几何时，陈景润等一批科学家都是时代的楷模。另外，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无一不是从小就对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少年儿童之中，立志从事科学研究者越来越少，更多的孩子选择做明星、企业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中学毕业生对于商科的热情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另外，高校的学术环境也会直接影响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以及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建立。学术研究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今天研究者的言行将直接影响到下一代。

    获得诺贝尔奖具有诸多的偶然性，并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对于能否获得这一奖项，我们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反思，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获奖本身。（崔 刚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