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生活调查

　　瑞典中产“借债”度日

　　《环球》杂志驻斯德哥尔摩记者/马世骏

　　普通家庭就是中产

　　林德一家是瑞典的一个普通家庭，林德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几家网络公司工作了4、5年，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但他在IT最不景气的时候也经历过失业。前一段时间，林德被所在的公司提升为一个部门的主管，月薪4万克朗(1美元约合7克朗)左右。

　　林德太太和林德先生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瑞典爱立信公司，虽然进公司的时候工资不算高，但是多年下来工资也涨到了3万克朗。

　　两人3年前以现金买了辆新车，之后贷款买了一处价值300万克朗的别墅。夫妻俩的收入完税后，每月可支配部分也有5万克朗。他们的生活除了每个月要还房子的贷款以外，生活算是安定和富足。

　　以林德家的情况，无论按何种方法评定，都可以算是瑞典的中产阶级。以他们为代表，大致可以了解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

　　但是，瑞典的社会阶级定义比较模糊，如何界定中产阶级仍然众说纷纭。瑞典高中社会知识教科书曾经界定中产阶级为小企业主和企业中的白领职员。而在瑞典中央统计局的定义中，社会中上层阶级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而中产阶级为企业其他白领职员。

　　单以上面提到的这个划分标准，很难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算中产阶级。根据瑞典中央统计局2005年的统计，按可支配收入来说，瑞典家庭大致可以分为3个级别：

　　低收入家庭，这类人通常年收入低于20万瑞典克朗，约占瑞典社会的20%左右；

　　高收入家庭，这类家庭可支配收入通常高于每年65万克朗，他们中包括大企业的老板或是高层管理人员，约占10%；

　　而剩下的70%的家庭可算作中等收入家庭，他们的可支配收入约为每月2万克朗或是更多。

　　另据有关机构2002年的统计，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85%的家庭有小轿车，75%的家庭有电脑，50%的家庭有第二住处，70%的家庭每年出国度假和旅游。其中，中产阶级的比重约占55%。

　　在普通瑞典人心目中，中产阶级就是一对父母，一对孩子，人均住房面积80平方米。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家里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

　　囊中羞涩

　　瑞典语中有一个词，精辟地概括了瑞典民族的待人处事之道——“Lagom”，意为中庸，或者说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中把握一个中道。瑞典在税收政策上也体现着这个原则：对于高收入人群，政府设定较高的税率，月工资超过3.5万克朗的部分税率可高达50%；而对于低收入阶层，政府设有各种补助，如住房津贴等。正是这种税收上的平均主义，使瑞典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

　　但另一方面，与众多发达国家相比，瑞典的中产阶级可能算是世界上“最囊中羞涩”的中产阶级。根据瑞典商业调查机构近年公布的调查结果，瑞典50%以上的家庭的净资产额不过15万克朗，银行存款不足5.3万克朗，这个数字也就相当于瑞典人两个月的平均工资。素有借钱购物习惯的瑞典人，有30%的家庭是债务多于收入，有些家庭甚至至今还在偿还祖母买结婚戒指的贷款。

　　在瑞典这样一个国家，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他们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在2006年9月举行的瑞典大选中，中右联盟提出多条对中产阶级有利的承诺，如降低个人所得税、为购买家政服务提供补贴、取消财产税等，为最终赢得大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高度发达的工业是瑞典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瑞典人口只有900万，却拥有爱立信电信公司、伊莱克斯家电公司、ABB电气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宜家家具、SAAB汽车制造公司等多家大企业，吸引并容纳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职员”。除了工业企业外，以瑞典的森林、铁矿和水利等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相关产业以及以高科技为特征的研发企业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

　　当然，这些瑞典的高薪白领们也并非高枕无忧，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竞争，瑞典的就业市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瑞典公司雇员协会的调查与分析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给瑞典的劳动市场带来了工资下降和就业机会减少，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薪白领职员。

　　“失衡”生活

　　瑞典公司雇员协会截至2007年3月的数据表明，近年来在各公司重组中每两个中高级职员就有一人经历过失业，30%以上的员工感到自己的职位受到威胁。

　　2002年正值瑞典IT泡沫爆裂，林德先生所在的网络公司也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他也因此失业。虽然瑞典非常优越的失业保障制度保证林德先生在失业后的10个月内仍然可以领取金额为失业前工资80%的失业金，但失业对他的家庭生活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就是一直打算添置一辆新车的计划落空了。而且失业本身对林德先生自信心的打击确实很大，同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定改变，外出就餐的次数减少了，假期旅行计划取消了。

　　在经历艰难的6个月失业期后，林德先生在一家经营IT的小公司找到一个职位。幸运的是，这家当年的小公司目前已发展成北欧最大的经营网络业务的公司之一，林德先生也当上了部门主管。

　　可能许多人会问，瑞典向来以高工资、高生活水准而闻名世界，然而为什么50%的瑞典人银行存款不足两个月工资？

　　瑞典中央统计局2005年提供的资料为随机抽取的瑞典2647个有孩子的家庭算了笔账：平均年支出约为37万克朗，其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为5万克朗左右，在外就餐1.2万克朗，打扫卫生、看小孩等家政服务2.5万克朗，添置服装、鞋帽等2.2万克朗，住房开支8.5万克朗，添置家具、家居装饰品2.2万克朗，交通支出6.5万克朗，文化、业余生活包括旅行、娱乐购买书籍等支出6.8万克朗。

　　从上面的家庭支出明细可以看出，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各项支出总和差不多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换成中国的家庭主妇管家，可能有些开支能减就减、能省就省了。从中也可以看到瑞典人的生活习惯，比如瑞典人将几乎相当于总支出的20%用于旅游等家庭休闲娱乐生活。

　　现在再给林德先生和太太算一笔帐。他们两人都在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有时还要加班，平时自然很紧张.但一旦有假期，他们自然不会放过。瑞典法律规定每个劳动者每年享有5周的带薪年假，林德夫妇除了利用这段时间在自家的花园里干点活外，总要到国外走走。另外每年4月份的复活节，到瑞典南部的小岛上租个小屋小住一周，也已经成为家庭传统项目。

　　印度：中产阶级刚上路

　　《环球》杂志记者／江亚平

　　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

　　每年6月，阿尼尔狄瓦里先生就要将自己的电器商店交给手下的人打理，自己带老婆孩子去欧洲游玩一趟。“每年我们总会到国外旅游一趟，国内旅游一到两次。国内主要风景区我没有没去过的。”阿尼尔好几次自豪地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年届50的阿尼尔是记者在新德里工作时的老房东。他在新德里比较富裕的地区建了一栋4层的小楼房，一层自己住，二层卖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三层和四层则租给新华社新德里分社当办公室兼住宿，每月的租金为9万卢比(1万卢比相当于1700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阿尼尔还开了一家电器商店，销售日本和韩国的家电，他夫人是服装设计师，所设计和加工制作的服装远销法国等欧洲国家。大儿子在尼赫鲁大学读书，小女儿则在当地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上小学。一家人的生活优越体面、其乐融融。

　　阿尼尔有自己的房子，有两部汽车，包括管家、司机、厨子和清洁工在内的佣人有4个。大概是有着经营电器的便利，他家里的电器都比较高档，使用的手机也是功能齐全的新产品。

　　他还是当地一家富人俱乐部的成员，每月都要去俱乐部和一帮朋友聚餐或锻炼身体。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阿尼尔都是印度中产阶级的典型一员。

　　印度权威机构的数字表明，印度的中产阶级有3亿人口。但记者感觉这个数字水分太多，为此曾多次向印度朋友请教。他们的解释是，一个人的月收入超过1万卢比，就可以算中产阶级了——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恐怕算不上中产。这样收入的家庭在印度有6000万个，以每户家庭5口人计算，就得出了3亿的数目。

　　在这样界限不清的情况下，要真正准确地描绘印度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应将中产阶级再细分为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

　　中下阶层的中产阶级可以包括年收入在12万~25万卢比之间的家庭，他们刚刚脱离贫困阶层，不愁吃穿，家里通常会有电视机、电冰箱和手机，交通工具一般是公交车或摩托车，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家庭还没有电脑。子女一般都去当地的公立学校或收费较低的私立学校。由于电费比较昂贵，他们多数家庭在酷热的夏天都用不起空调。

　　印度的物价和中国大致持平，因此这些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并不经常购买衣物，每月能到餐馆里去两次就算不错了，部分家庭每年能在国内远游一两次。

　　记者认识德里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月工资约2.3万卢比，妻子不工作，有一个10岁的女儿。他家的摆设相当于中国普通家庭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书桌和饭桌都很破旧，电视是21英寸的，冰箱是单门的，大夏天家里用的是台式电风扇。唯一的窗式空调装在主卧室，也只是最热的夏天在晚上睡觉时开两三个小时——虽然温度降下来了，但窗式空调的噪音特别大，就像在一个机器轰鸣的车间一样，令人难以入睡。

　　而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50万卢比以上，他们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大型企业的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士、跨国公司职员和富裕地区的地主等。

　　这些人不足1亿人口，一般都有自己的房产，居室装有空调，喜欢购买名牌商品，有高档汽车，每年都会到国外旅游一次，顺便在国外采购。他们的子女一般都上当地昂贵的私立学校，家庭有多个佣人。他们是社会的成功人士，是时尚的引领者，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仿佛没有明天”

　　印度中产阶级开始享受生活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新德里，直到1999年才有了第一家大型商场，名叫安萨广场。2000年后，新德里周围地区又相继建了一些大商场，供钱包越来越鼓的中产阶级消费。但至今印度的夜生活也比较贫乏，供中下层百姓消费的娱乐场所寥寥无几。

　　过去，印度人一向以节俭为美。“未雨绸缪、精打细算、掐着指头过日子、不借款不欠债”等古训，是祖上传下来的好传统。加上过去经济一直不发达，直到1985年，仍然近90%的人口每日开支不到1美元。

　　但随着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经济开始步入稳定的增长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消费观才开始有所改变。

　　1999年以前，持信用卡在印度消费很不方便，信用卡的发行量也很小，除了几家大饭店，其他地方都只收现金和支票。但近几年信用卡的消费却直线上升。据统计，2005年印度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平均每天发放约5万张信用卡，信用卡的消费总额平均每天高达1.3亿卢比。难怪一些分析人士惊呼，“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在食品、衣服和其他消费品的支出上增幅之大，仿佛他们没有明天一样。”

　　《印度时报》的记者拉力克，30岁出头，6年前刚进报社时月薪是1.8万卢比，现在涨到3万卢比左右。他收入增加了，但家里的存款却没有增加。他把钱都花在室内装修、家用电器和日常消费上去了，譬如购物、在餐馆吃饭和旅游等。“当我现在有能力挣钱和消费时，我为什么不去消费呢？”拉力克说。

　　和父辈相反，他不主张存钱，而是随心所欲，让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存钱是为国家做贡献，消费是为家庭做贡献。反正这月花光下月还有，我愁什么呢？”至今仍然单身的他总喜欢这么说。

　　新老中产的生活观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印度中产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他们在享受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并承担着紧张工作带来的各种压力。

　　拉蒂卡米塔尔女士是新德里信息咨询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年收入有50万卢比。她穿着时髦，频繁地更换时尚手机和家电，周末的晚上一般都在购物中心或酒店的高档舞厅度过。

　　但表面风光的背后也有着难以言说的辛酸。因为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她经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结婚10年了不敢要孩子，平时也没时间做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餐馆里靠吃快餐过日子。

　　她说，“别人看到我常吃麦当劳、比萨饼，买半成品食品或熟食，还以为我是赶时髦，其实我根本没时间做饭。天天吃这样的垃圾快餐，把我的胃口都吃坏了，但没办法。公司业务这么多，生活节奏这么快，总得有所牺牲，才对得起老板和自己的薪水。而且我的许多同事都和我情况类似，经常加班，担心失业，担心孩子不能进好学校读书。”

　　但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忙碌紧张，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记者的新房东辛格先生也是中产阶级，但生活态度和消费观念却跟年轻人不一样。记者认识他时他已经快退休了，在高档住宅区继承了父辈留下来的一栋老房子，6年前推倒重建，盖成了一栋比较洋气的三层别墅楼，自己住第一层，第二层出租，月租金为7万卢比，第三层则为还盖房子的贷款而出售给一个商人。

　　辛格先生是印度建设部的一个中层官员，夫人是小学教师，两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有钱人，不需要他的补贴。尽管这样，他平时依然过着比较节俭的生活。

　　他说，虽然衣食无忧，月月有节余，但过去节俭惯了，现在有钱也不会追求豪华，过度消费。特别是快退休了，还要为老年生活作打算，总得留点看病钱，所以不会像年轻人那样阔绰大方。辛格先生一家应该是印度老派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专家估计，到2025年，印度的中产阶级将扩大到5.8亿左右，占总人口的40%，他们的收入也会数倍增加，购买力将大幅提高。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它强烈冲击着印度的一些社会传统，并将影响这个南亚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

　　“2020，中国人三分之一是中产”

　　——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教授

　　《环球》杂志记者/陈晨实习记者/陈军平

　　在中国，“中产”还是个概念十分模糊的词，它的划分标准、人数构成、生活状况等，都正在被广泛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解释相当受人关注。由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领衔研究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就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中产”的基本面貌——虽然，它还不是太清晰。

　　为了解正在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陆学艺教授。

　　《环球》：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演变可谓百转千回。在您看来，中国中产阶层是如何定义的，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标准？

　　陆学艺：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我们的“中产阶级”曾被简单地归为资产阶级。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这种阶级分析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需要。所以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人对我们的观点提出看法，我们还是运用阶层的分析方法来划分社会结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采用阶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认识自己的社会结构这个基本国情，如日本每十年就会进行一次社会结构调查——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

　　我们的研究，是把中国人口大致分为10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第二个是经理人人员阶层；第三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第四是我们这一类的，教授、医生等等；第五个阶层是办事人员阶层；第六是个体工商户阶层；第七是商业服务人员；第八是产业工人阶层；第九是农业劳动者，也就是农民；第十个阶层是下岗失业阶层。

　　但这只是我们社科院研究的看法，由于中国没有政府出面的相关调查，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现在只有些模糊的界定标准。

　　《环球》：那么“中等收入者”跟“中产阶层”是一个概念吗？

　　陆学艺：现在糟糕的就是有的人用中等收入者来表述“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这不对，因为这是社会学的范畴，不是经济学的，我们社科院是用“中间阶层”这个词来表述中产阶层的概念的。

　　中等收入者和中产阶层是两个意思，中产的范畴绝不能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它是社会问题。社会中产阶层显然不能指中等收入者，它应该以职业为基础。即十个阶层里面，其前面的一部分人可划入中产，比如说中低等的干部、中小企业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比如，你是记者，我是教授，那一定是中产了。出租车司机一个月也可以赚几千块钱，但他不可能是社会中产阶层，因为有职业的概念。

　　所以，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中产阶层是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社会阶层。

　　《环球》：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是多少？中国的中产阶层发展状况怎样？

　　陆学艺：根据我们1999年的统计，中国的中产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15%，并以每年1~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所以现在中产阶层的比例应该已达到22%~23%左右。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较发达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比重还要高很多。乐观地估计，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3%甚至更大。

　　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因为真正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有权有钱的上层和底层占少数、中间阶层越大的社会结构，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从政治上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倾向上跟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上，中产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之一，他们是创造财富的，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也是稳定的消费者；在文化上，这部分人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生产者，同时也是文化产业的消费者。这些都非常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现在中国是洋葱头型的，也正向这种橄榄型结构过渡。

　　《环球》：自十六大提出“扩大中间收入者的比例”以来，国家在发展中产阶层方面的努力如何？

　　陆学艺：中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曾偏重追求效率，不仅牺牲了环境，农民等下层阶层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所以，从经济结构上来讲，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然而在社会结构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而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观念，协调经济结构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

　　我相信，国家今后在户口制度、人口制度和就业制度上的改革将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而中产阶层也将迅速发展和壮大。

　　《环球》：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如何？您怎么看待中产阶层目前面临的种种压力？

　　陆学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所谓“中产萎缩”的概念，因为近几年两极分化加重，还包括财产税、遗产税的取消。而中国面临的并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中产阶层不是唯一承受着压力的阶层，各个阶层都面临不同的压力，压力就是活力。良性的压力不是坏事，反而是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干劲十足的原因。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强调中产阶层面临的压力。

　　《环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有什么样的特色？

　　陆学艺：由于各方面都刚刚起步，所以中国的中产阶层干劲很足。另外，中国中产阶层受孔孟之道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孔孟之道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观念核心的影响，就是它的中国特色。如何将传统观念同马克思主义和外来文化结合起来，将是很重要的课题。刚刚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各阶层尚处于磨合期。

　　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都有固定的一套规则，而城市化以后，有很多方面还都没有现成的传统可循。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不断摸索，中国人必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