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
虚荣心作福
季羡林
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写到过，我幼无大志。
小学毕业后，我连报考著名中学的勇气都没有，可见我懦弱、自卑到什么程度。
但是，人的想法是能改变的，有时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我在北园高中就经历了这样一次改变，完全是由于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
北园高中是附设在山东大学之下的，当时山大校长是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是前清倒数第二或第三位状元，是有名的书法家，提倡尊孔读经。
在第一年级第二学期结束时考试完毕以后，状元公忽然要表彰学生了。大学的情况我不清楚，恐怕同高中差不多。高中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达到或超过95分者，可以受到表彰。表彰的办法是得到状元公亲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王寿彭的书法本来就极有名，再加上状元这一个吓人的光环，因此他的墨宝就极具有经济价值和荣誉意义，很不容易得到的。高中共有六个班，当然就有六个甲等第一名；但他们的平均分数都没有达到95分。只有我这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是97分，超过了标准，因此，我就成了全校中唯一获得状元公墨宝的人，这当然算是极高的荣誉。
季羡林
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写到过，我幼无大志。
小学毕业后，我连报考著名中学的勇气都没有，可见我懦弱、自卑到什么程度。
但是，人的想法是能改变的，有时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我在北园高中就经历了这样一次改变，完全是由于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
北园高中是附设在山东大学之下的，当时山大校长是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是前清倒数第二或第三位状元，是有名的书法家，提倡尊孔读经。
在第一年级第二学期结束时考试完毕以后，状元公忽然要表彰学生了。大学的情况我不清楚，恐怕同高中差不多。高中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达到或超过95分者，可以受到表彰。表彰的办法是得到状元公亲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王寿彭的书法本来就极有名，再加上状元这一个吓人的光环，因此他的墨宝就极具有经济价值和荣誉意义，很不容易得到的。高中共有六个班，当然就有六个甲等第一名；但他们的平均分数都没有达到95分。只有我这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是97分，超过了标准，因此，我就成了全校中唯一获得状元公墨宝的人，这当然算是极高的荣誉。
6月10
暴风雨是一个筛子
毕淑敏
我35岁的时候，考上了一所夜大，每天下班后，要穿越五条街道去读书。一天傍晚，台风突然来了，暴雨如注。老师还会不会来上课呢?我拿不准。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打探不到确实的消息。考虑了片刻，我穿上雨衣，又撑开一把伞，双重保险，冲出屋门。风雨中，伞立刻被劈开，成了几块碎布。雨衣也背叛了我，鼓胀如帆，拼命要裹胁我到云中去。我扔了雨衣，连滚带爬赶到了学校，看门的老人却说，从老师到学生，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来!那一瞬，我非常绝望。不单是极端的辛苦化为泡沫，更有无穷的委屈和沮丧。
老人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进他的小屋歇口气。伴着窗外瀑布般的水龙，老人缓缓地说，你以后会有大出息。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啊。”他说：“所有学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上学了，看，暴风雨是一个筛子。胆子小的，思前想后的，都被它筛了下去，留下了最有胆识和最不怕吃苦的人。”
毕淑敏
我35岁的时候，考上了一所夜大，每天下班后，要穿越五条街道去读书。一天傍晚，台风突然来了，暴雨如注。老师还会不会来上课呢?我拿不准。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打探不到确实的消息。考虑了片刻，我穿上雨衣，又撑开一把伞，双重保险，冲出屋门。风雨中，伞立刻被劈开，成了几块碎布。雨衣也背叛了我，鼓胀如帆，拼命要裹胁我到云中去。我扔了雨衣，连滚带爬赶到了学校，看门的老人却说，从老师到学生，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来!那一瞬，我非常绝望。不单是极端的辛苦化为泡沫，更有无穷的委屈和沮丧。
老人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进他的小屋歇口气。伴着窗外瀑布般的水龙，老人缓缓地说，你以后会有大出息。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啊。”他说：“所有学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上学了，看，暴风雨是一个筛子。胆子小的，思前想后的，都被它筛了下去，留下了最有胆识和最不怕吃苦的人。”
6月9
相遇在路上——两件小事
夏康达
一
1968年，“文化大革命”依然如火如荼。
我妻是1966届大学毕业生，因为“革命”，两年后才正式分配工作。是离成都一百多公里的某县，是离县城二十公里的一所公社中学，报到后就步行五十里去农场劳动。于是，用不了多久就理所当然地病倒了。我是接到他们单位通知 “病危”的电报，从天津到北京到成都到县城的。守护了一个月不见缓解，我却必须返回天津。于是决定送她回上海的父母家中去治病。
那时从成都到上海，必须在西安转车。在火车上，邻座是一位上海人，在安徽上的大学，“文革”中毕业分配在绵阳工作，一身穿着是当年最时尚的上海打扮。在外地人看来，这是一个颇有点“滑头”的典型上海青年。
到了西安站，他先下车去排队签票与登记旅店，我背着病人慢慢出站。我们到了站外，他已一切办妥。在旅店安顿好我妻，我与他上街看看西安。其实也无心观光，走到鼓楼，便回旅店。路上有农民模样的人拿活鸡换粮票，他用8斤全国粮票换了一只母鸡。那时在上海，过年才每户供应一只冻鸡，你就不难推想一只活鸡的价值了。
夏康达
一
1968年，“文化大革命”依然如火如荼。
我妻是1966届大学毕业生，因为“革命”，两年后才正式分配工作。是离成都一百多公里的某县，是离县城二十公里的一所公社中学，报到后就步行五十里去农场劳动。于是，用不了多久就理所当然地病倒了。我是接到他们单位通知 “病危”的电报，从天津到北京到成都到县城的。守护了一个月不见缓解，我却必须返回天津。于是决定送她回上海的父母家中去治病。
那时从成都到上海，必须在西安转车。在火车上，邻座是一位上海人，在安徽上的大学，“文革”中毕业分配在绵阳工作，一身穿着是当年最时尚的上海打扮。在外地人看来，这是一个颇有点“滑头”的典型上海青年。
到了西安站，他先下车去排队签票与登记旅店，我背着病人慢慢出站。我们到了站外，他已一切办妥。在旅店安顿好我妻，我与他上街看看西安。其实也无心观光，走到鼓楼，便回旅店。路上有农民模样的人拿活鸡换粮票，他用8斤全国粮票换了一只母鸡。那时在上海，过年才每户供应一只冻鸡，你就不难推想一只活鸡的价值了。
6月8
相信爱的年纪
甘世佳
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 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高晓松的名字如今已不再如雷贯耳了。弹指一挥间，他和他代表的校园民谣时代，已过去十多年了。当年弹着吉他唱情歌的青葱少年，如今已经苍老，而深陷于结婚离婚婚外情之类的纠结中去了。
正应了这首《爱已成歌》。一语成谶的事情，原来我们一直在做。
如果要追溯校园民谣的源头，或许能推到诗经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甚至《梁祝》的前半段，简直就是一个校园民谣的故事。
甘世佳
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 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高晓松的名字如今已不再如雷贯耳了。弹指一挥间，他和他代表的校园民谣时代，已过去十多年了。当年弹着吉他唱情歌的青葱少年，如今已经苍老，而深陷于结婚离婚婚外情之类的纠结中去了。
正应了这首《爱已成歌》。一语成谶的事情，原来我们一直在做。
如果要追溯校园民谣的源头，或许能推到诗经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甚至《梁祝》的前半段，简直就是一个校园民谣的故事。
6月6
生与死的启示
毕飞宇
傅雷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每当 我 阅 读《傅雷家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女士一起走向死亡的场景。
我想，傅雷和朱梅馥女士的日常生活中交流一定非常多。这交流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恩爱夫妇的那种说说话，我想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交流。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在卧室里面，他们从讨论明天吃什么饭、明天买什么菜开始，点点滴滴的，鸡零狗碎的，然后，话题一转，他们谈起了一个人，一件事，谈起了一本书，谈起了艺术，谈起了人生，也许还有别的，总之，是深入的，有质量的，涉及灵魂的。这交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惊人的事情出现了，一对普通的夫妻达成了精神上的和谐，人还是两个人，却变成了一个生命。
毕飞宇
傅雷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每当 我 阅 读《傅雷家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女士一起走向死亡的场景。
我想，傅雷和朱梅馥女士的日常生活中交流一定非常多。这交流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恩爱夫妇的那种说说话，我想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交流。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在卧室里面，他们从讨论明天吃什么饭、明天买什么菜开始，点点滴滴的，鸡零狗碎的，然后，话题一转，他们谈起了一个人，一件事，谈起了一本书，谈起了艺术，谈起了人生，也许还有别的，总之，是深入的，有质量的，涉及灵魂的。这交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惊人的事情出现了，一对普通的夫妻达成了精神上的和谐，人还是两个人，却变成了一个生命。
